1956年，賀子珍醫院偶遇賴少其，閑聊時談起陳毅后：我有一個請求

1956年3月的一個雨天，淮海中路的法國梧桐才剛抽出嫩芽。灰白的天空下，復興中路那幢紅磚小樓里多了股消毒水味道——賀子珍被勸進市立第二醫院接受康復理療。外人只看到門診部熙熙攘攘，卻很少有人留意，這位曾陪同毛澤東走過長征的女紅軍，最怕的恰恰是醫院的長廊與針劑味。

醫生為她排了輕微貧血、神經衰弱的療程，護士守著，每日打點滴、做理療。可賀子珍的眉頭始終無法舒展。原因不難理解，二十年前在蘇聯生養孩子時的那場大出血與多次刀口，給她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如今再面對雪白病房，她一晚要醒好幾次。

休息時間，她常站到窗前看街景驅散壓抑。就在一場例行散步中，偶然的相遇發生了。那天上午十點多，著名木刻家賴少其來做例行體檢，拐進走廊，迎面撞上了這位昔日“大姐”。兩人是老相識，年初還一起參加過市文聯的迎春茶話會。

“少其，你怎么也住院？”賀子珍輕聲問。

“檢查一下心臟，沒大礙，你就別擔心。”賴少其笑著擺手。

寒暄幾句后，她壓低聲音說出憋了許久的想法：不能再住下去了，想回家。賴少其勸：“組織是擔心你，再多住幾天也好。”賀子珍搖頭，“只要離開這股味道，我的頭就不疼了。你跟陳老總說一聲，看看能不能幫我。”一句“我有一個請求”，語氣誠懇，卻透著倔強。

賴少其心里咯噔一下。他當然明白眼前這位革命元勛的特殊身份，也明白市委主要領導陳毅對她的關心。1954年，陳毅就指示有關部門為她安排醫療和生活照料；但他更知道，醫囑與病人意愿之間往往隔著一道無法丈量的心理距離。

當晚回到陜西南路的寓所，賴少其整整斟酌到深夜。信紙攤在桌上，他寫道：“陳市長：今晨偶見賀大姐于醫院，情緒低落，盼早日回家靜養。醫生認為形體已大致康復，心理負擔較重，特此稟報。”寫完折好，夾進公文包。

巧的是，翌日市第一屆黨代會在大光明禮堂召開，他作為文聯代表列席。會前短暫茶歇，他抓住機會，把信遞到陳毅手上。陳毅當即神色凝重，“她的情況我知道，再查一查就辦。”

會議結束已近黃昏，陳毅把賴少其叫到側廳，詳細詢問病房環境、護理安排及賀子珍的精神狀況。得到確認后，他用毛筆批下四個字：“同意出院”，并囑托秘書當晚送往醫院。

“辛苦你跑這一趟。”

“分內事。”賴少其答。

兩天后，一輛上海牌“嘎斯”轎車停到醫院門口，醫護幫著收拾行李。賀子珍走出病房，陽光落在肩頭，她仰起臉吸一口春氣，神色松弛了許多。住家仍在靜安寺路，那是哥哥賀敏學留下的老式洋房。外甥女賀小平在樓下等候，一見姑姑下車就迎了過去，掛在臂彎里碎碎念：“終于把你接回來了。”

1954年10月，賀敏學調任西北工業建設局局長，全家遷往西安。臨行前，他把讀大學的女兒留給胞妹照應。本以為不過一年半載就能回滬，哪想到西北工地一環扣一環，遲遲抽不開身。上海這邊，照料的擔子就全落在賀小平肩頭。也虧得她心思細，日常柴米油鹽打理得井井有條，才讓姑姑在異地不覺太過凄清。

賀子珍搬回家后，情緒回暖肉眼可見。每天早晚，她沿著愚園路慢走，偶爾到蘇州河畔曬曬太陽。街坊們認出她，敬一聲“賀大姐”，她總報以莞爾。滬上對革命紀念場館已開始籌劃，她將長征舊照捐了出去，親筆注明拍攝時間、地點，連同一件磨破的半舊棉衣——那是她在雪山埋鍋造飯時穿過的。

有意思的是，賴少其時常來串門，帶幾張新刻的木版畫請她指點，兩人談藝術也談往事。早些年他在延安魯藝教書，賀子珍對那段生活懷有復雜感情，卻從不回避。她提到1935年在長征途中受重傷，失血過多，險些命喪草地；又談到1938年赴蘇聯療傷，孤身分娩時的絕望。那一晚，雨點敲窗，屋里只點一盞臺燈，亮光下可見她掌心的舊傷疤，幽深卻無怨。

賴少其把這些細節寫進日記，稱之為“精神鋼鐵的皺褶”。他不是醫生，卻明白對方真正需要的是家一般的安全感，而非冰冷的病房。后來，市衛生局根據陳毅指示，在賀子珍居所附近安排了巡診醫生，每周上門兩次，配備基礎藥械；還給她的房間增添了木制扶手與通風設備。這種人性化做法，后來成了上海照護離休干部的參照。

那段時間，上海的城市節奏正在悄然提速。1956年6月，滬東造船廠下水“躍進號”；8月，靜安區第一家公私合營百貨店開張。賀子珍偶爾也去排隊買豆漿油條，身旁多是早班工人。朋友擔心她身份暴露，她卻笑說：“我不過是個普通老太婆，圖口熱豆漿罷了。”

值得一提的是，陳毅并未就此撒手。他讓辦公室每月匯總一次賀子珍健康簡報，自己批閱；逢周六下鄉調研返城，總要讓司機拐到靜安寺路，看一眼屋里燈火再走。白天他談項目、跑工地，夜深后，還會偶爾提筆寫幾句詩寄給舊友，其中就包含“相看兩不厭，唯有敬與憐”的注腳。

秋天快到時，賀子珍體重增加了七斤，睡眠也逐漸正常。她給遠在西安的哥哥寫信，附上一包自己曬的桂花干：“炒點糖，治春困。”言語間頗得閑適。西安回信一到手，她邊讀邊感嘆：“這幾年，國事家事，總算都在往好處走。”

從醫院到家中，不過十幾公里，卻像一場長征最后的沖刺。那一紙申請，連接起了三位在歷史浪潮里摸爬滾打的故人：一位曾身經百戰的女性，一位拿刻刀講革命的畫家，一位捭闔豁達的開國元帥。小小請求，折射的卻是那個年代同志間的體貼與真情，也顯出建國初期對老戰友、老同志的關照方式：既有制度溫度，也見人情冷暖。

賀子珍后來的身體狀況始終起伏，但心理陰影慢慢淡去。她不再畏懼白色墻壁，卻更偏愛自家窗外那片梧桐。對于外人陸續前來探望，她笑中含蓄，問得多了，只擺擺手：“過去的事啊，就留在過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