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為什么失敗？

2026年1月3號凌晨，美軍閃電襲擊委內瑞拉，僅僅1個多小時后，美軍零傷亡，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夫婦被抓獲。

全球震動。

但委內瑞拉人對總統的被俘沒有太強的感覺。無他，總統太奇葩，而老百姓自己的生活太苦——

因為電力短缺，馬杜羅呼吁女性停止使用吹風機，讓頭發自然風干；由于食品短缺和通脹，超過60%的委內瑞拉人表示他們吃不飽飯，86%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由于生活極度貧困，該國成年人的平均體重在一年內下降了約11公斤。委內瑞拉人自嘲這種被迫的體重下降為“馬杜羅減肥法”。2025年，委內瑞拉通脹率超過200%——這意味著，物價漲到了原來的3倍，同樣的鈔票，一年內購買力下降了67%。近10年內，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委內瑞拉人為了生存，背井離鄉去了海外。

但歷史的鏡頭往回推50年，是一幅迥異的場景。

上個世紀70年代，人口僅僅3000萬，但擁有全球第一的石油儲量（占全球總儲量17%）——委內瑞拉是“躺贏”的代表，人均GDP高居拉美之首，首都加拉斯加號稱“拉美小巴黎”，中產階級可以隨手買下一張飛往邁阿密的機票去度周末和購物——當時的委內瑞拉人有一個綽號叫“給我兩個”（Dáme dos），因為他們富裕到在購物時從不問價，總是習慣性地買雙份。

“拉美巴黎”是怎么墮落到今天的？

鏡頭還是要拉回上個世紀——70年代油價飆升，海量的外匯涌入——委內瑞拉本幣玻利瓦爾（Bolívar）被迫過度升值。委內瑞拉人民一下子真的“富的流油”，擁有了極強的全球購買力。但與此同時，委內瑞拉的本國的農產品和工業品在國際市場上變得極其昂貴，失去了競爭優勢。資本和勞動力被石油行業的超額利潤所吸引，紛紛從農田和工廠中流出。最終，委內瑞拉陷入了“進口比生產更劃算”的循環。既然石油能換回一切，為什么還要頂著烈日種糧，或是忍受漫長的工業研發周期？

到1970年代末，石油占委內瑞拉出口總額的比重已飆升至95%以上，政府收入的80%直接依賴于油價。在20世紀初，委內瑞拉曾是全球主要的咖啡和可可出口國；但到了石油時代，這種自給自足徹底崩潰。由于農業萎縮，委內瑞拉不得不進口超過80%的生活必需品和糧食——這意味著除了石油，整個委內瑞拉幾乎不產其他東西。

這種經濟結構讓財富高度集中，石油帶來的財富主要被外國資本和本國權貴瓜分，而普通勞動者的就業空間被極度壓縮。農民們為了靠近石油紅利涌入城市，但由于國內工業（除石油外）發育不良，他們無法在工廠就業，只能在加拉加斯的山坡上搭建棚屋，形成了規模巨大的山城貧民窟。

更重要的是，整個國家的生存狀態幾乎完全依賴于一個變量——國際油價。

80年代，隨著全球石油供應過剩和需求萎縮，油價從1980年每桶約36美元一路暴跌至1986年的每桶14美元左右——委內瑞拉的進口能力斷崖式下跌，但因為國內農業和制造業早已萎縮殆盡，委內瑞拉的超市貨架變得空蕩蕩，物價開始飛漲。隨著收入驟降，政府在油價高企時舉借了巨額短期外債成了壓頂的泰山——資本開始大規模外逃，整個國家也陷入了債務危機，百姓生活進一步惡化。

這種“資源詛咒”并不鮮見，同樣是南美國家的阿根廷也有著類似的悲劇——阿根廷同樣擁有肥沃土地和礦產資源，也曾因過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其他部門的工業體系孱弱，從而不斷陷入“貨幣貶值--債務危機--通脹高企”的泥潭。（）

更具有宿命感的是，面對這種國家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拉美的政客們往往“避重就輕”，不想去治理病根，走調整國家產業結構這種艱難的道路，而是選擇走民粹主義的路線，用撒錢發福利來獲取民意支持。但是高福利往往不可持續——在景氣年份，政府揮金如土；但當國際油價或農產品價格下跌、收入銳減時，沒有任何一個政客敢削減福利，因為那意味著政治自殺。于是，為了維持那些已經許下的諾言，政府只能轉向最危險的手段：透支財政、瘋狂舉債、瘋狂印鈔，最終導向國家經濟崩潰。

執政15年的查韋斯是過去三十年對委內瑞拉影響最大的人。

1998年，在經歷了10多年的經濟動蕩（還是貨幣貶值、債務危機、通貨膨脹、民生凋敝的老故事）之后，查韋斯當選為委內瑞拉總統。出生于普通家庭的他從小對社會不平等、資源分配和貧困問題有直觀感受。他曾經說，“最令我痛苦的是貧困，這正是促使我成為反叛者的原因。”

但他解決“貧困”的手段不是增長，而是“分配”——查韋斯承諾選民要縮小貧富差距、提高社會公平、擴大社會保障與福利，手段則是國家干預經濟、資源國有化。

比如說，查韋斯在任時啟動的“玻利瓦爾使命”——涵蓋成人掃盲計劃、免費社區醫療服務、免費加油，為窮人建造低收入住房以及食品和其他消費品補貼等一系列社會福利項目——這慷慨的社會福利確實讓查韋斯獲得了底層群眾的廣泛支持，被很多人視為國父，2013年他去世的時候，數以百萬計的人涌上街頭，哭聲震天。

所有的福利都需要錢——那錢來自哪里呢？

主要是賣石油的錢。2000年到2011年正值全球大宗商品“超級周期”，原油價格上漲了三倍——這些賣油的錢沒有投資于本國長期的經濟動能，而是主要被用在了福利項目上。

為了將賣油的錢轉為政府收入，查韋斯進行了大規模的國有化，打擊國內和國外資本：國有化浪潮席卷了包括石油，電信，電力，水泥，鋼鐵，銀行等幾乎所有命脈行業。2002年，查韋斯對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PDVSA）進行政治化改組，解雇原董事會及高管并代之以政治盟友，而且石油公司的收入被直接抽走去支持政治項目，而非回流到油井維護和技術研發中。2007年，委內瑞拉政府又對合資項目實行國有化，三家美國石油公司中只有雪佛龍接受了股權重組方案，埃克森美孚、康菲石油在撤出委內瑞拉后，資產被委內瑞拉政府收歸國有，陷入與委內瑞拉政府長達數年的國際仲裁。這也為委內瑞拉后來石油工業的衰退埋下了伏筆。

查韋斯鼓勵工人和貧民去接管“經營不善”的工廠。但是，這些工廠一旦交給缺乏管理經驗的“工人委員會”，產量往往迅速下跌。例如，委內瑞拉的鋼鐵和水泥產量在國有化后，都在短短幾年內萎縮了60%以上——委內瑞拉的私營部門萎縮，外國資本撤離，本國企業家則將資金和人才轉移到國外......

資源詛咒形成的經濟結構病癥，被當成貧富差距的經濟分配病癥，用一把“民粹主義”的手術刀進行治療——結果治成了斷肢。這就是委內瑞拉的墜落之路。就像清華大學劉瑜教授所言——

委內瑞拉危機的根源，并非簡單歸因于外部制裁或個體貪腐，而在于一套由“好人”出于道德激情所推動的烏托邦式經濟理念

。”

2013年查韋斯去世后，馬杜羅繼任總統（就是被特朗普抓走的這位總統）。隨著原油價格從每桶100美元下跌到50美元，委內瑞拉經濟開始了長達10多年的崩潰。

因為委內瑞拉95%的出口收入、80%以上的財政收入依賴石油，腰斬的油價讓整個國家又陷入了“出口收入暴跌--貨幣貶值--財政赤字--物資短缺--惡性通脹”的循環。

面對財政赤字，馬杜羅政府沒有選擇縮減開支或進行市場化改革，而是選擇了最危險的路徑：瘋狂印鈔。根據IMF的統計，2018年委內瑞拉通貨膨脹率一度接近1,000,000%。原來的社會福利體系也全面崩潰。

查韋斯的道德激情，最終演變了全體國民的噩夢——根據拉丁美洲統計局（ANCE）的數據，委內瑞拉目前的貧困率是拉丁美洲平均水平的2.6倍。與此同時，委內瑞拉也是拉美地區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最富有的10%人口控制著全國37%的收入。

回顧委內瑞拉的歷史，我們回發現：“資源詛咒”與“民粹主義”絕不是孤立爆發的兩場災難，而是同一場宿命的“上游”與“下游”。它們并非巧合地相遇，而是像齒輪一樣嚴絲合縫地扣在了一起。

• 上游是單一資源對社會結構的“降維打擊”。當石油租金如同潮水般涌入，它在沖垮本國制造業和農業的同時，也悄然改變了社會的生態系統。在一個產業空心化的國家，就業空間被極度壓縮，底層民眾與權貴階層的矛盾被無限放大。

• 下游是政治創業者的“理性選擇”。在這樣的土壤上，像查韋斯這樣的“政治創業者”出現幾乎是必然的。從激勵機制上看，治理“結構病”（如重塑工業體系、忍受轉型陣痛）是一條漫長且吃力不討好的路；而利用社會怨氣，將“結構病”偽裝成“分配病”，則是最廉價、最高效的競選手段。通過道德敘事將問題簡化為“壞人偷走了錢”，通過福利承諾將資源直接變現為選票，這在短期內是無往不利的政治殺手锏。

委內瑞拉的悲劇不在于某個人的“惡”，而在于用政治激進手段去解決經濟結構問題。當一個國家發現通過分配石油財富就能獲得政治合法性時，它就再也沒有動力去建立法治、保護產權和鼓勵生產。最終，所有人都被這種短視的邏輯推向了同一個結局——在守著世界第一石油儲量的廢墟上，忍饑挨餓。

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Acemoglu）和羅賓遜（Robinson）有本著名的書叫做《國家為什么失敗》——他們認為，決定一個國家長期繁榮的，不是資源稟賦、也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制度本身。更具體地說，是制度究竟是“包容型”還是“掠奪型”。

阿根廷和委內瑞拉這樣的例子，經常會被用來作為“制度決定論”的有力證據：只要制度掠奪，國家就會失敗。

但我覺得，從阿根廷的眼淚到委內瑞拉的失敗，恰恰說明了，制度不是外生的決定性變量，而是內生于經濟和文化之中的均衡變量：極端的資源結構、社會貧富裂痕、拉美消費文化，以及政治人物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選擇的短期激勵，共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將這個國家一步步“推”向了那個看似荒謬、實則必然的結局。

2026香帥開年線下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