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泰的兩副面孔

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1875-1947），這個名字，在新加坡與香港引發迥異評價。在香港，他建立了第一所官辦中文學校——官立漢文學校（1951年更名為金文泰中學），但在新加坡他將免費公立教育限定于馬來語學校，對華校政策嚴厲。金文泰在新加坡、香港展現出兩副對待華教截然不同的面孔，此落差非善惡評判，而是殖民權力因地制宜的結果，與他精通華文、粵語的“中國通”特性并無關系。從金文泰看似天差地遠的兩套政策里，才能窺見英國殖民統治的深層邏輯。

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時至今日，兩地以金文泰命名的地標與建筑不在少數，新加坡有金文泰新鎮、武吉知馬亦有金文泰自然步道；香港則有“金督馳馬徑”及以他太太命名的“金夫人馳馬徑”等等。港人歷史學家曾銳生就對金文泰評價甚高，他在《管治香港》寫道：“在這期間（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除了總督金文泰外，資深官學生鮮有表現出知識分子的才智和無畏精神而敢于挑戰同僚自以為是的思想。”在香港，他的形象是“親善華人、雅好中文而被人所津津樂道”，但在馬來亞及海峽殖民地時，他則限制華人移入，并打壓華校，金文泰在香港與新馬兩地的任期相連，何以換了地方，面孔變幻如此迅速？

金文泰怎樣被培養

人的事功像陳世驤先生評金庸小說異軍突起的小說一樣：“既表天才，亦關世運”。金文泰在香港雅有官聲，首先與他個人修養與作風密不可分，他本人熱愛學問，熱衷于中國文化，而且敢于堅持己見，有膽識推動認為正確的事。這點從幾件小事可見一斑。

如殖民地官員每年都有回鄉探親的長假期，但金文泰卻相信男兒志在四方，要建一番功業，多次放棄回英的假期，改為深入中國內陸考察，香港城市大學教授陳學然在《中英關系與殖民管治：金文泰在香港（1925-1930）》就寫到他幾次壯游經歷：“1901年，他由越南進入云南展開華西水陸兩路的考察之旅。1904年，他以上海為起點，遍游華中、華北，考察各省市的鐵路建設……”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因此，早在仕途早期，金文泰就頗受注目，卜力爵士曾形容他是殖民地部“東方司最有才干的人，作為一位思想家和學者，他日必有所成”，盧吉爵士也認為金文泰才華洋溢，富有同情心，一度打算在香港大學成立時提名他出任創校校長。

澳門理工大學教授黃兆輝在《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里就寫道：“1899年入職的金文泰則是公認的漢學家，為青山禪院以墨寶寫下‘香海名山’四字，書法不比一般華人遜色。”印度有名詩人泰戈爾更形容金文泰是“我在東方遇見過最有涵養的歐洲人”。金文泰作為殖民地官員，熱衷并熟悉中國文化，頗受各方肯定。

金文泰墨寶“香海名山”牌樓

中國通金文泰

金文泰作為英國殖民地官員里中國通的代表人物，背后有一套培養制度——“官學生”計劃教育，培養了一批中國通官員。“官學生”制度在1862年于香港建立，原本官學生尚需擔當兩年傳譯官，才參與行政管理，但實際上由于人才有限，他們經過兩年的中文以及其他學術課程訓練，便轉入官場實戰。除金文泰曾分任香港及海峽殖民地總督，還有駱克擔任過香港、威海衛總督；葛量洪擔任過香港及斐濟總督等等。

金文泰對中國文化熟悉，甚至能用廣東話演講，旅居香港一段時間的大文豪魯迅一開始還以為金文泰是前清遺老，得知金文泰是英國人后大驚失色，在《略談香港》上寫道：“在報上見過一篇‘金制軍’（按：制軍是明清時期對總督的別稱）的關于國粹的演說，用的是廣東話，看起來頗費力；又以為這‘金制軍’是前清遺老，遺老的議論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會他了。現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這‘金制軍’原來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國人也。”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就評論港英政府里的中國通：“他（駱克）將管治殖民地的專業與研究中國的熱忱融為一體，以獨特的方式體驗官學生的工作與生活。1941年前加入的官學生也有少數跟他一樣，當中以金文泰和彭德最為人樂道。”

中國通是一種個人修養的才情，也是一種管治的手段，象征殖民管治系統中“懷柔”的一面，但金文泰同樣有著“猛”的一面，兩者結合，也就是清朝乾隆皇帝所說的“寬猛相濟”，用現代話語來說則是“一手硬，一手軟”。

金文泰在港實施的“寬”政策、對華人友好的政策有其時代背景。金文泰走馬上任港督在1925年，前任港督司徒拔及輔政司施勛處理省港大罷工失當，過去強硬令香港經濟處于崩潰邊緣，因此換上金文泰。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主張暴力強硬應對的司徒拔并未奏效，在1925年6月23日的沙基慘案里，英國向廣州游行群眾開槍射擊，造成61人死、百余人傷，結果激起國民黨更進一步的封鎖，令香港處于斷糧險境，最終急召金文泰代替司徒拔出任港督，改而采取和談策略，才漸漸平息大罷工。此大背景為日后金文泰“友華”政策之張本。

包括1926年開辦大埔官立漢文師范學校、同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1951年更名為金文泰中學），以示對中華文化的友好。同年，金文泰又委任新界鄉紳出任咨議和鄉長，讓他們組成鄉議局，負責簽發鄉民籍貫證、審裁民事案件，并擔任政府理民官的地方行政顧問等等，在新界實行間接管治。

黃兆輝認為“中國通現代紳士官員例如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華民政務司夏理德（Edwin Hallifax）、理民官傅瑞憲（John Fraser）等人，則用心了解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深信只要處理得宜，不要排擠華人，耐心取得他們對自己的信任，工潮便會慢慢解決，暴動也會逐漸放緩”。“同情之理解”作為一種策略或個人修養，有助于管治，然而作為殖民地，純粹的“寬”也不見得有限，還得寬猛相濟。

中國通的極限

陳學然就注意到金文泰“寬”與“猛”的兩副面孔，寬的一面上述已有所及，不必贅述。在“猛”的一面，陳學然就提道：“他在工潮期間與國民政府及罷工委員會的談判手段，工潮后無情打壓工會及管控輿論方面的雷厲風行，都顯示他是英帝國殖民地管治系統中‘佼佼者’的特性。”。在省港大罷工結束后，他也并未取消司徒拔任內設立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反而繼續實施相關新聞審查措施，在其任內的1928年5月更有《晨報》案。

1928年中日兩國在山東濟南發生沖突，日軍大舉屠殺六千多名中國人，即“濟南五三慘案”，香港華文報紙《晨報》報道了上述事件并發表了多篇愛國社論。于是，該報的編輯和出版人被指違反《報紙規例》第一條規例而被捕，原因是報道中某些語句和段落并未得到新聞檢査處預先批準。即便是與金文泰友好的羅文錦為《晨報》辯護，也無濟于事。最終《晨報》所有印刷公司的合伙人被罰款250元，報紙出版人被罰款500港元，他們都被判處一個月監禁。

金文泰任內在香港大學增設中文學院，也并非純粹為了支持中華文化，他委任前清太史賴際熙擔任中文學院主任，主要目的就是對抗當時中國內地的“新文化運動”，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也就是成了保守派的大本營。

從《晨報》案及港大中文學院之設可見，金文泰等中國通“友華”的是“文化中國”，但他與大英帝國殖民部對中國革命沒有任何同情可言，在英國地緣政治利益下，蓬勃的中國革命反而是他們防范、打壓的對象，這一點影響了金文泰在馬來亞、海峽殖民地采取截然不同的華人、華教政策。

從香港到新加坡

作為雅好中文的中國通，金文泰自香港調任新加坡，同時擔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兼英國駐馬來亞高級專員，管理范圍等于今天的西馬與新加坡，自言是以“巨大痛苦”（Great Wernch）告別香港，到了新加坡，我們就似乎難見“親善華人、雅好中文”的風度翩翩，更多見其于省港大罷工期間“雷厲風行……大英帝國殖民地管治系統中‘佼佼者’的特性”。

金文泰到新加坡赴任時是1930年，世界剛剛經歷了經濟大蕭條，而且中國國民黨北伐成功、共產主義“世界革命”開始席卷世界，使得金文泰在馬來亞和海峽殖民地的管治手腕全然不同。

他就職總督當天，就深為當地華僑濃厚革命熱情所震撼，剛巧碰上國民黨馬來亞黨支部黨務會議在新加坡舉行，四十多名來自馬來半島各地代表赴會和受委領導，會場四周懸掛國民黨旗幟，使得金文泰決心禁止國民黨在馬來亞的活動。他下令國民黨在馬黨部于2月24日后一個月內自行解散黨部。金文泰此舉依舊大出英國政府所望，但香港的“友華”不同，金文泰此舉變成中英關系的矛盾焦點，中國外交部旋即電告駐英公使施肇基和駐新加坡領事唐榴，分別于兩地提出嚴正抗議。

依斯干達沙蘇丹與海峽殖民地總督金文泰爵士于1930年3月17日訪問江沙（Kuala Kangsar）時合影

金文泰在馬來亞與海峽殖民地的管治重點，除了恢復受大蕭條影響之經濟，更要提防中國革命在當地的散播，演變成反英殖民統治的。因此，金文泰一改在香港對華校大力支持，既延續在港對華文報章的審查，也對華校予以打壓。

周兆呈博士就在《語言、政治與國家化：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系》里提到：“馬來亞華校與中國革命……關系日趨密切…都在逐漸改殖民地對待華校的政策，這又并非僅僅是對民族教育的壓制和歧視所能簡單加以解釋的了。”在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之設有對抗中國革命的功能，但在馬來亞與海峽殖民地情形則全然不同了。周兆呈也提到：“當時的總督金文宣布，政府提供的惟一免費教育只能是馬來語學校。”一方面支持馬來語學校，將其變成政府免費教育的一環，就顯然有拉攏馬來人，提高其地位，以牽制華人及華校的意圖。

與此同步，金文泰還采取縮緊移民政策和限制外僑，使數量龐大的華人跨境移動與社會空間受嚴格限制，被當地華人視為種族歧視之舉。立法議員陳禎祿就大力批評金文泰的政策，認為這是排華政策。

金文泰在港政聲甚好，但在馬來亞則被華人所鄙夷，以致金文泰在馬來亞四年后就黯然論辭，由布政司郝德杰爵士代理，未能善始善終。馬來亞與新加坡也成了金文泰仕途的終點站，余生他都在英國進行研究與寫作，著有《思考分析要素》、《英屬圭亞那憲制史》等書。

兩副面孔的統一

從金文泰對華教的兩副面孔，可看出他對華人的兩副面孔，將兩副面孔拼湊完整，才可懂得英國殖民管治的藝術。金文泰本人是在香港培養的“官學生”中國通的典型杰出例子，熟諳中國文化，能與華人士紳打交道，本人亦有極強的政治魄力。不必懷疑金文泰對中國文化的熱情，他的漢學功底、書法水平可能還在不少華人之上，確實也陶冶了其性情，使他成為黃兆輝所說的“洋儒”。

然而，修養性情的“內圣”與實際治術的“外王”可以斷裂，金文泰在香港管治時就有兩副面孔，寬猛相濟，只是經宣傳過濾，今日在港留存更多的是“寬”的一面，猛的一面往往為大眾所忽略。但到了馬來亞與海峽殖民地，世界形勢丕變，金文泰留下的就只有“猛”的一面，正面部分僅有經濟建設，軟實力就付之闕如了。兩副迥異面孔統一的是金文泰作為殖民地官員的身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維持殖民地管治，哪怕與殖民地部和外交部沖突，也是手段之爭。

此一“矛盾的中國通”現象，在近代世界史并不孤立，前年去世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和國務卿基辛格就是一個顯例，中年推動中美建交的“外交革命”，晚年則倡導“聯俄制中”的外交戰略轉向，背后不變的是他對“均勢理論”（Balance of Power）的信奉，與金文泰一心維護英殖民利益，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來源：黃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