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國軍兵團司令起義，卻還要多次講條件：解放軍不能改造我的部隊

1949年4月20日晚，長江武漢段霧氣沉沉，江堤腳下哨兵來回踱步。張軫披著斗篷站在指揮所門口，遠處炮光時隱時現(xiàn)。他自言自語：“共軍要是真沖過來，江防能撐幾小時？”副官沒敢接話。氣氛壓得人透不過氣來。

此刻他名義上的部隊是國民黨第十九兵團，下轄三個軍八萬余人，負責守護武昌到漢陽一線。看著江面浪濤，張軫心里清楚：如果再不作決定，潰敗只是時間問題。

時間倒回到1948年5月24日。為了支援華東野戰(zhàn)軍渡河南下，中原野戰(zhàn)軍發(fā)動宛東戰(zhàn)役。劉伯承在南陽以東布下口袋陣，盯的正是張軫的第五綏靖區(qū)。可惜陳賡在西面口子沒堵嚴，張軫察覺不妙，假裝全力救援卻暗中掉頭撤回信陽，硬生生把自己從陷阱里拖出來。劉伯承后來檢討此役失手，軍史檔案里寫得一清二楚。

能從劉伯承眼皮底下脫身，靠的首先是謹慎，其次是過往戰(zhàn)場磨礪。張軫出身黃埔四期，早年跟著程潛混跡湘軍。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他在豫北辦游擊班，拉起五個獨立營，很快擴編成第110師。臺兒莊會戰(zhàn)硬仗一打，張軫升任十三軍軍長，隨后一路高升，卻始終進不了蔣介石嫡系核心。缺少老蔣的無條件信任，使他對南京的感情始終帶著幾分疏離。

抗戰(zhàn)結(jié)束，他調(diào)任鄭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手里沒兵，牌面再大也沒用。恰在這時，劉鄧大軍1947年千里躍進大別山。蔣介石急了，八次電報催促張軫出山，命他在漯河設(shè)“前進指揮所”阻截解放軍。張軫遲疑良久，還是被老上司程潛勸動，勉強披掛再上陣。然而，豫西局勢一觸即潰——陳賡、謝富治“哪吒鬧海”，兩次打到洛陽城下，張軫只得南撤。

1948年夏，開封失守。蔣介石怒換河南省主席，把這個燙手山芋交給張軫，并按慣例批給他“四個旅”的番號。對于是否真的能到位，張軫心知肚明，但好歹借殼生蛋，又把舊部招回。年底，他的“第五縱隊”成形，小算盤是借番號立足，再伺機而動。

進入1949年春，人民解放軍橫掃中原。白崇禧為了固守長江，把張軫的部隊升格為第十九兵團，外加58軍。表面風光，實則草臺班子：武器雜、兵員散、士氣低。地下黨早在1948年就和張軫接觸，希望其起義。張軫一度點頭，卻遲遲不肯簽字畫押。

1月25日，張軫派女婿張尹人秘密赴皖北與解放軍聯(lián)絡(luò)，并提出四條要求：保留河南省政府主席頭銜、維持十個旅建制、保持原有地盤、解放軍撤出轄區(qū)。中原野戰(zhàn)軍代表禮貌回絕。張軫又壓低標準，說只要部隊駐地和政工體系不動，再給個“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即可，照樣被婉拒。

談不攏，他索性靜觀其變。4月，百萬大軍列陣江北。蕭勁光轉(zhuǎn)達最后條件：起義后建制暫存，統(tǒng)一整編，連以上軍官待遇不變，不愿留部隊者可安排地方。張軫臉色發(fā)青，斟酌半晌吐出一句：“改造是對犯人才做的事，我的隊伍不需要。”這句話傳到蕭勁光那里，只回了五個字——“時間不等人”。

事實的確不等人。4月21日夜，解放軍集中炮火向九江、安慶、蕪湖正面突破。江防不到一天就崩，國防部所謂“鐵桶江防”變成笑柄。張軫這才意識到：再談條件已毫無籌碼。

拖到5月25日凌晨，張軫率兩萬五千余人于武漢金口正式宣布起義。部隊帽徽扯掉，左臂纏白毛巾作識別，一夜之間旗號全換，新番號臨時標注“五五五五五部隊”。白崇禧得知消息，氣得擲杯恨聲：“這老張真會挑時候！”

起義倉促，約八千人被桂系挾走未及同行，兵力只剩原先三分之一。即便如此，這支部隊仍協(xié)助解放軍控制江面，封鎖國民黨海軍艦艇出逃通道，為武漢無炮火解放提供側(cè)翼安全。檔案記載，張軫麾下工兵還在漢陽門外搶修浮橋，保證后續(xù)縱隊火速南渡。

此后整編過程并沒想象中艱難。第五綏靖區(qū)番號取消，部隊先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十一軍，張軫任軍長。政治部干部進駐連隊，開展“三查三整”，軍官參加學習班。短短半年，新舊思維碰撞激烈卻沒有流血事件。1950年入朝作戰(zhàn)前夕，軍隊再次改編，張軫被調(diào)回湖北軍區(qū)任副司令，部隊改隸第二野戰(zhàn)軍序列。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授勛典禮上，張軫胸前掛上一枚一級解放勛章。那天，陪同的工作人員打趣道：“張司令，還怕被‘改造’嗎？”他搖頭一笑，沒有作答。

1971年，他病逝于武漢，終年七十四歲。檔案里留下一行備注：解放武漢期間貢獻突出，起義雖晚但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