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發錢，或是拉動經濟的關鍵

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其基礎性作用早已成為共識。2024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44.5%，連續多年成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5%的增速仍顯乏力，居民消費率長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僅為28.62%。核心癥結在于收入分配失衡與預防性儲蓄高企的雙重制約——151.25萬億元的住戶存款余額背后，是居民對教育、醫療、養老等未來支出的深層焦慮，導致消費能力與消費意愿出現結構性錯配。傳統的降息降準、消費券補貼等政策，或因傳導鏈條過長難以直達末梢，或因覆蓋范圍有限難以普惠民生，而直接發錢恰恰能破解這一困局。它繞過復雜的政策傳導機制，將真金白銀直接注入居民口袋，尤其對邊際消費傾向更高的中低收入群體而言，每一筆額外收入都能快速轉化為衣食住行等即期消費，形成“收入增加—消費擴張—企業增產—就業提升”的良性循環。

直接發錢的經濟價值，在實踐中得到了充分驗證。美國疫情期間的直接發錢政策，使消費支出3個月內反彈18%；上海消費券補貼實現1元撬動4元消費的乘數效應，專家測算顯示1元現金補貼最高可拉動5元GDP增長，政府通過稅收甚至能收回1.15元的額外收益。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效果，源于對經濟規律的精準把握：當前我國產能利用率僅76%，大量閑置產能為消費擴張提供了充足供給空間，此時發錢刺激需求并不會引發惡性通脹，反而能消化過剩產能、激活市場活力。更重要的是，直接發錢傳遞的“政府托底”信號，能有效修復居民預期。當育兒有補貼、消費能貼息、民生有保障的政策組合逐步落地，居民的預防性儲蓄焦慮會隨之減輕，敢于消費、樂于消費的信心才能真正樹立。

當然，直接發錢并非“大水漫灌”的簡單操作，其有效性取決于精準施策與系統協同。政策設計應堅持“定向傾斜”原則，重點面向中低收入群體、多子女家庭等消費潛力較大的群體，避免資源低效配置；實施方式需依托大數據技術實現精準識別與發放，確保政策直達快享；更關鍵的是要與中長期改革相結合，將一次性發錢與社保體系完善、收入分配改革、公共服務升級等舉措協同推進，從根本上破解居民“不敢花錢”的結構性難題。國際經驗也表明，日本將發錢與產業升級綁定、德國將發錢與綠色消費掛鉤，都實現了短期紓困與長期發展的有機統一。

在經濟轉型的關鍵節點，直接發錢的意義早已超越短期刺激。它不僅是應對通縮壓力、破解消費疲軟的應急之策，更是推動經濟發展模式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轉型的戰略選擇。通過“貨幣選票”引導市場供給優化，倒逼企業向智能化、綠色化轉型，為新質生產力發展騰挪空間；通過收入分配的適度調節，縮小貧富差距，夯實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通過激活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釋放4億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升級需求，為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注入持久動力。

經濟復蘇的核心是信心的復蘇，發展的根本目的是讓老百姓過上更好日子。直接發錢的本質，是將財政資源更直接地投向民生領域，以真金白銀的政策溫度激活經濟的內生動力。當政策設計足夠精準、配套措施足夠完善，這種“輸血式”的短期支持就能轉化為“造血式”的長期增長，讓消費真正成為經濟增長的穩定器與壓艙石，推動中國經濟在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