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上海市委組織部給陳松年子女寫信：找到烈士陳喬年的獨女

她隨即撥通了字幕上的電話，語氣克制卻帶著顫抖：“我叫苗玉，1928 年生，幼名阿鴻，也有人說我姓陳。”電話那頭的工作人員只是記錄下地址，禮貌地告知會盡快核實，隨后便結束了通話。雙方都意識到，這一線索若坐實，將填補黨史上一段長久的空白。

話題得回到更早的年代。1924 年冬，24 歲的陳喬年結束莫斯科求學，奉黨組織之命回到北京。他神采飛揚，有著南方青年的爽朗與北方知識分子的風骨，這種氣質吸引了同在北京工作的史靜儀——一位剛剛與劉仁靜結束婚約、滿懷理想的皖南姑娘。二人幾乎是一見如故，談革命、談詩歌，也談對未來的憧憬。1926 年，他們在北京簡樸成婚。翌年春天，夫妻雙雙隨中央機關遷往武漢，陳喬年被推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兼任代理組織部長。

忙碌的革命節奏里，他們依舊珍惜短暫的溫情。1927 年底，史靜儀在漢口生下兒子，取名陳紅五。可好景不長，緊隨而來的白色恐怖讓無數人家破人亡。陳喬年被調往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媳婦帶著孩子跟隨輾轉。短暫重逢后，他再次踏上隱秘戰線，留下“若有不測，切莫為我悲”的叮囑。

1928 年 2 月 16 日，北成都路的刺繡女校遭密探包圍，陳喬年與鄭復他、許白昊等同志一并被捕。面對酷刑，他隱瞞身份，屢遭鞭打依舊沉默。同志們籌款營救，史靜儀挺著身孕奔走相救，可局勢瞬息萬變，叛徒暴露，營救終告失敗。6 月 6 日凌晨，楓林橋槍聲響起，26 歲的陳喬年和戰友們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壯烈殉難。

三天后，秘密探監的同志帶出陳喬年的遺言：“將來的幸福，是給子孫的。”這句話日后被人不斷追憶，卻鮮有人知道，那時史靜儀正被困難與悲痛雙重撕扯：五個月大的長子因病夭折，她自己又將臨產。白色恐怖扼住了上海的咽喉，留下孩子只會招來殺身之禍。史靜儀咬牙做出決定——把即將出世的孩子托付地下黨的社會關系，自己轉赴蘇聯繼續工作。

1928 年 8 月，一位中年女子抱著一個女嬰，悄悄登上駛往安徽的長江輪船。臨別前，她低聲叮囑接孩子的無為縣保姆：“姓陳，小名阿鴻，日后若有緣，讓她知道父母是干革命的。”兩塊大洋塞進對方手里，風吹亂了她鬢邊的鬟發，這便成了母女倆最后一次相見。

女嬰被帶往安徽不久，又因生活艱難轉送給當地陳姓人家，再改名為“苗玉”，從此命運被徹底改寫。抗戰期間，小小年紀的她隨養祖母沿河乞討，16 歲那年投奔新四軍，在皖南叢林里背槍練兵。她知道自己“并非陳家所生”，卻壓根無暇細想原委，只記得長輩反復提過的“去上海找孔先生”“姓陳”這些碎片。

改革開放后，苗玉離休定居福州。偶然的回憶、零散的線索，讓她萌生再尋親情的念頭，卻苦無門路。直到 1988 年在省里組織的新四軍老戰士座談會上，她隨口講述身世，才被正在編寫黨史的青年學者記錄下來。一紙短文《喬年烈士有女陳鴻天涯何處》登上 1989 年《文藝報》副刊，靜靜等待回應，彼時的苗玉還不知道，這篇文章為她打開了另一扇門。

可惜，第一時間讀到文章的陳喬年侄子陳松年，因年事已高，幾番努力后仍與之失之交臂。1990 年初，他在安徽病逝，未能見到失散多年的侄女。此事被熟人向上海市委組織部反映后，引起重視。組織部內部調閱檔案，發現陳喬年確有一名遺腹女，登記名“陳長鴻”，生于 1928 年。若苗玉出生時間相符，并能旁證當年“孔、吳”接送、互濟會暗中安排等細節，或可基本鎖定身份。

1994 年 4 月，組織部致函陳松年的子女陳長璞、陳長琦，希望他們出面甄別。信件言辭謹慎，卻掩不住字里行間的急切，“紅色后人，失散已久，疑在福建”。兩位老人看罷，當即決定趕赴福州。那年七月的鼓樓區，很悶熱。第一次見面，陳長璞盯著苗玉的眉眼，不自覺地脫口而出：“這像大哥的神情。”一句話，把多年未泯的親情推到明處。

隨后進行的查證工作嚴絲合縫。其一，苗玉生年與史靜儀分娩時間吻合；其二，幼年被送養的路線與上海地下黨慣用的“外省掩護”方式重疊；其三，陳家私藏的老照片與苗玉的五官輪廓高度一致。結合楊纖如老人遺留的書信，專家組得出“符合度極高”的結論。地方檔案館補充了當年互濟會轉移烈士遺孤的口供，證人雖多已不在，但白底黑字的登記冊上“陳·女·農歷戊辰年四月生”仍可辨識。

得知自己真正姓氏的那一刻，苗玉沉默良久，只輕聲念了句：“爸，媽，我來遲了。”這是她對兩位從未謀面親人的遲來問候，也是對自己漂泊半生的注腳。親屬們勸她正式辦理更名手續，申請烈士后代撫恤。她搖頭，“我今年已六十六歲，姓苗也好，姓陳也罷，日子總歸要過。爹娘若地下有知，看我活得體面，也就安心了。”一句話，說得眾人眼眶通紅。

雖然如此，上海和安慶兩地的史志部門還是為她補辦了《革命烈士后代證》，并邀請她到龍華烈士陵園，在父親英名墻下獻上一束康乃馨。那一日上午，細雨霏霏，老人的手有些顫，卻把花束抱得極緊。隨行的工作人員聽見她輕聲自語：“閨女回來了。”

之后幾年，苗玉三次造訪安慶青山腳下的陳獨秀墓。她與堂妹陳長璞夜談至深，更像兩位多年未見的老戰友，憶家國，談親情，也說到各自的兒孫。陳長璞取出珍藏多年的陳喬年手寫詩稿，紙頁已經泛黃，字跡遒勁。苗玉用指尖輕觸那一行行墨痕，神情專注得像在撫摸從未見過的父親的面龐。

有意思的是，身份塵埃落定后，苗玉并未改變原有的生活軌跡。依舊清晨遛彎、午后陪外孫寫作業、偶爾在離休老干部活動室講講革命往事。朋友問她，幾十年顛沛流離，難道不怨命運作弄？她擺擺手：“從苦日子里走來的人，更知道平平安安就是福。要緊的是，那些為中國前途舍生取義的人，沒白白犧牲。”

不久后，她將那封由組織部轉接的《確認函》與父親的英名錄影印件裱成小冊子，夾在床頭。探望她的年輕人抑制不住好奇，她總會微笑示意：“看看可以，可別折了角，那是血換來的記憶。”

歲月流逝，當年的熱線紙條早已泛黃，可 1994 年那場由一封公函牽出的團圓，卻讓一段幾乎湮沒的紅色家譜重新串聯。對外人而言，這不過是塵封往事的補缺；對苗玉來說，卻是一生漂泊的終點，血脈的線頭終于找到了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