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未都：香港人寧愿花20萬請菲傭，也不接受內地保姆，究竟為何？

1959年夏天，尖沙咀的彌敦道仍是一條混雜著廣府口音和蘇格蘭口音的老街，路口隨處可見穿著白衫黑褲、辮子垂到腰間的順德女傭。那一年，香港家庭雇傭女傭的傳統已經持續了半個世紀，可沒人想到，短短十來年光景，整座城市的“住家工”版圖會被菲律賓女性徹底改寫。

回望1967年前后，香港工業騰飛，紡織、電子、塑膠工廠晝夜運轉，大量本地女性脫下圍裙走進車間，拿固定薪水、享勞動法保護，比起在雇主家端水遞茶，工廠明顯體面得多。就是在這道“人力真空”縫隙里，菲傭登場。她們來自700海里外的群島國度，月薪兩千港元，對那時菲律賓國內不足三百港元的平均工資來說已是天文數字。于是，一艘艘郵輪、一架架班機，把成千上萬的女青年送到九龍碼頭，這條勞務航線自此成型。

美方1946年退出殖民統治后，菲律賓經濟結構畸形，重度依賴輸出勞工換匯。1974年《海外聘用法》頒布，馬科斯政府直接將“外傭”寫進國家戰略，配套推出語言、禮儀、家政技能三位一體培訓。再窮的鄉鎮，也能找到貼著“TESDA認證”招牌的短訓中心，學費還由政府補貼；學成拿到證書，出國手續一條龍。不得不說，這套“半軍事化”輸出模式，在當時的亞洲獨一份。

時間來到1992年，香港立法局把外傭最低工資定在3670港元，并強制雇主購買醫療保險。這條法令給菲傭吃下一顆定心丸，也讓其他國家的女傭一時難以競爭。周末維多利亞公園鋪上紙皮擺滿野餐，成了香港都市圖景里獨特一幕。

那么問題來了：內地保姆為何沒能在香港站穩腳跟？一方面，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珠三角鄉鎮企業崛起，本地婦女在家門口就能找到收入不錯的活計，無需遠赴海島當“住家工”；另一方面，跨境勞務簽證門檻高，成本高于菲律賓勞工專用的“一站式外傭通道”。市場永遠選擇更低的綜合成本，這條經濟學鐵律，在女傭行業也毫無例外。

馬未都提到的“20萬”，并非單指一年工資，而是包攬傭金、中介費、往返機票、保險、訓練等一整套花銷。有意思的是，雇主們依舊樂意埋單。原因不難理解：菲傭經過系統培訓，職業邊界清晰。她們進門第一件事是了解雇主偏好，第二件事是查閱《香港雇傭條例》。在眾多調查報告里，“遵守契約”被排在菲傭優勢首位。

試想一下，一位香港中產夫婦每天早出晚歸，最怕家里出現不確定性。若保姆隨意帶朋友上門或擅自使用雇主物品，生活秩序就會被打亂。馬未都親歷的“私拿調料”事件，看似小題大做，卻直戳雇主痛點：信任一旦松動，整份雇傭關系便搖搖欲墜。正因如此，“專業而克制”成了菲傭最受歡迎的標簽。

“阿姐，今晚粥要稀一點。”主人輕聲囑咐。菲傭答一句“Yes， Sir.”然后準點完成——簡單對話道盡雙方默契，也暗示服務邊界：她負責執行，不插手決策；主人付報酬，不額外苛責。這樣的關系，在傳統家長式氛圍濃厚的華人家庭里顯得格外珍貴。

當然，菲傭隊伍內部也有壓力。2003年之后，印尼政府效仿菲律賓，推出“系統化女傭輸出”，印尼女傭以略低200港元的平均月薪搶占市場。一時間，香港中介公司廣告牌上出現“印傭、菲傭、泰傭”并列。同業競爭迫使菲傭繼續強化語言和家政雙重優勢，否則就會被更便宜的勞動者替代。

內地保姆并非毫無機會。2010年后，隨著粵港兩地生活差距縮小，不少取得專業資格的內地月嫂、護理工開始進入香港高端市場。她們擅長月子餐、產后修復，一對一收費動輒四萬港元以上，定位與傳統菲傭不同。換言之，高端護理或許是未來內地家政人員切入香港家庭的新通道，但要復制菲傭的規模化勝勢，仍需政策、培訓體系和行業自律三箭齊發。

再把目光拉回菲律賓。過去五十年，“勞務輸出換取外匯”雖幫助該國緩解外債，卻也加劇了對海外經濟的依賴。金融危機、疫情封鎖，每一次全球波動都會立刻傳導到數百萬海外勞工身上。這種“外需型”國策能否長久，是擺在馬尼拉政府面前的一道必答題。對個人而言，外傭不可能做一輩子，學費匯款固然重要，更核心的還是職業轉型和教育積累。

說到這里，馬未都那句“寧愿花20萬請菲傭”就有了歷史坐標：它不單是雇主與保姆的選擇，也是香港經濟格局、菲律賓國家戰略、內地勞務政策交織出的結果。菲傭能夠持續半個世紀立足香江，離不開培訓、契約、法規三位一體的支撐；內地保姆要想后來居上，也必須在這三點上逐一補課。

菲傭聚集的周日廣場依舊熱鬧，紙皮攤位延伸數百米。看似平凡的畫面，其實記錄著東亞勞工流動的縮影，也映射出區域經濟的此消彼長。女傭們聊的最多的話題仍是匯率、學費、往返機票——生活從不虛幻，它始終落在一個個具體數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