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千禧一代”到“Z世代”：國外青年對華印象的國別差異、代際變遷與影響因素

吳瑛，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傳播；

施懿，南京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傳播、全球傳播。

［摘 要］伴隨著千禧一代和Z世代日益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中國國際形象建構也面臨新語境、新機遇和新挑戰。文章利用區域國別和多語種研究的路徑，聚焦國外青年對華印象的趨勢和國別差異。研究發現，國外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對華印象存在國別化差異，常常在積極與中立型、矛盾與懷疑型之間游走。社會加速機制加快了國外青年對華態度的代際變遷，而對華刻板印象、涉華記憶與價值觀則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之間發生代際傳遞。研究還基于世代理論剖析了影響國外青年對華印象的原因，包括政治體制、民族性格、社會心理等恒常性因素，以及生活環境、社會交往等暫時性因素。面向未來，要在精準分析國外青年對華印象的基礎上，增強國際傳播效能，向世界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關鍵詞］千禧一代；Z世代；對華印象；代際變遷；國際傳播

一、研究起源

青年的態度既能代表當下，也能預示未來。全球青年群體的對華態度存在國別和代際差異。鑒于代際價值觀的轉變會影響年輕人的社會和政治態度（Inglehart & Welzel，2005），可以設想，國外年輕一代對中國的看法會與年長一代有所不同。伴隨著年輕一代成為決策的主導力量，他們將重構本國與中國之間的關系。

對于“青年”一詞，盡管不同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沒有統一標準，但“年齡”都是界定青年的最關鍵因素（李培林，2010）。目前，中國學界廣為接受的青年年齡界定在18~35歲（李毅紅，2007），本文研究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正是青年群體的代表性組成部分。

世代代表了一種社會范疇，它嵌入社會和歷史進程中，是個體之間社會互動的結果。世代是以個人在某一時期的出生為基礎的隊列，也被稱為“社會世代”。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認為，同一世代的成員在其一生中會經歷共同的歷史事件與重大社會變化，共享人生發展的關鍵階段（曼海姆，2002）。這種經歷反過來又產生了一種屬于獨特一代的意識。這種對一代人的認同可能反映一個人對其一生中不斷變化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的認識，以及對重要歷史事件的認識，包括代際創傷以及消費項目和生活方式的選擇（Eyerman & Turner，1998）。

千禧一代和Z世代是當前國際社會的中堅力量。國外民眾對涉華議題的態度存在代際變遷。“千禧一代”（Millennials）一詞最早由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提出，指的是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出生的群體。在青年時期和成年早期，一個世代對于關鍵事件的經歷為一代人的共同記憶提供了基礎（Holmes & Conway，1999）。Z世代概念由X世代、Y世代（千禧一代）概念沿襲而來。X世代的命名催生了Y世代和Z世代兩個概念的產生。Z世代被普遍認為是出生于1995—2009年的群體。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原本以“后千禧世代”描述Z世代，后來又明確界定Z世代為出生于1997—2012年的群體（吳瑛、賈牧笛，2023）。世界不同區域在Z世代的人口規模和比重方面存在差異，美國人口資源局的數據顯示，歐洲、美國、非洲的千禧一代與Z世代青年群體占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19%、21%和33%。不同于千禧一代，Z世代成長于總體和平、局部戰亂的年代，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日益改變著Z世代的生活與生產方式。同時，媒介技術迅猛發展賦予了Z世代“數字原住民”身份，互聯網為Z世代群體輕松觸達世界提供了可能，文化多元主義、多文化認同、世界公民的思想理念不斷萌芽發展。

二、分析框架

本研究結合國別和代際兩個變量對國外青年對華印象進行綜合考量。首先，從區域國別來看，本文將國外青年對華態度分為兩種類型：積極與中立型、矛盾與懷疑型。其次，從代際變遷來看，從千禧一代到Z世代，國外青年對華印象發生了代際變遷，其特征主要體現為代際差異與代際傳承兩個方面（見圖1）。最后，從影響因素來看，代際差異主要受到暫時性因素的影響，代際傳承則受到恒常性因素與暫時性因素的共同影響。本文將基于以上三個維度，針對國外青年對華印象的國別差異、代際變遷與影響因素展開論述。

三、兩種類型：

千禧一代和Z世代對華印象的國別差異

國外青年對華態度可以分為以下兩種類型。第一類是積極與中立型，主要分布在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此類國家青年的對華態度總體呈現較為積極或偏向中立的特征。皮尤研究中心于2019年12月進行全球態度調查顯示，在受訪的二十余國中，18至29歲的成年人比50歲以上的成年人對中國的看法更為積極（Tamás & ágnes，2023）。皮尤研究中心、阿拉伯晴雨表（Arabic Barometer）民調顯示，大部分非洲國家、東南亞國家、中東國家、俄羅斯、拉美國家青年的對華態度呈現較為積極的傾向，中國總體形象在這些國家的青年中間也是積極的（Xie & Jin，2022）。

同時，也有少部分國家青年對華態度呈現出中立特征，比如東中歐國家。該地區的大多數青年對中國既沒有強烈的肯定態度，也不存在強烈的敵意。有研究對捷克11所大學663名受訪者調查分析后發現，這些大學生受訪者對中國的印象既不消極也不積極（Chen & Hao，2020），并認為中國是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即使分歧存在，受訪者仍傾向于認為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在對華態度上略微傾向于支持中國，而大多數受訪者在認為中國具有“威脅性”方面持中立態度。

第二類是矛盾與懷疑型，主要分布在中國周邊國家和部分西方國家。矛盾型態度體現為國外青年在中國的經濟表現、政治影響力和民眾生活質量等方面的評價呈兩極分化趨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亞洲的年輕一代，他們一方面認為中國崛起具有積極的經濟效應，但同時又存在安全擔憂。在接受調查的亞洲社會中，超過一半的青年認為中國崛起將改變現狀、重構全球秩序。在韓國、越南、菲律賓、日本，有一定比例的青年不相信中國在崛起期間會與其他亞洲社會保持和平關系（Zhai，2019），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發起的亞洲學生調查（Asian Student Survey）數據也顯示，亞洲 Z世代大學生對中國影響力的評價是多樣且矛盾的，并隨著時間推移而波動。與其他國家相比，新加坡和印尼青年的中國觀日益積極：新加坡Z世代對中國影響力的好評度從2013年的5.9% 上升至2018年的12.8%；印尼Z世代對中國影響力的好感度則從2014年的23.5% 上升至2018年的27.8%。但越南Z世代對中國的好感度評價持續處于低位，2013年為1.9%，2018年為2.9%（Sonoda，2021）。曼海姆在《代問題》一文中提出了“現實代”的概念，認為經歷同一歷史階段的青年可以被視為處于同一“現實代”中。但他又指出，任何一個“現實代”都不是鐵板一塊，在這其中還存在著許多不同的、對立的代單位，這些代單位共同構成了“現實代”（曼海姆，2002）。每一代人都用不止一種聲音說話，每一代人內部也存在復調。研究發現，國外 Z世代群體內部也形成了不同“代單元”，正通過不同的框架來解讀中國崛起的議題。框架是人們認識和闡述外在客觀世界的認知結構，人們對現實生活經驗的歸納、結構和闡釋都依賴框架。有研究發現，東亞Z世代青年主要通過四個主導框架來解讀中國崛起（Sonoda，2021）。中國崛起在東亞地區最為明顯，該地區既是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交往最廣泛的地點，也是大國沖突的地點。中國在該地區的行為是其在世界其他地區行為的試金石（Zhai，2018）。這四個框架包括：一是政治不穩定框架。該框架是亞洲年輕一代對中國的主導框架，在東北亞學生群體中最顯著。該框架認為，盡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中國政治環境仍不穩定，并且中國的國內局勢會影響其在國際關系中的強硬態度。二是增加機會框架。該框架認為中國崛起將為本國帶來積極影響，這一框架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的青年中廣受肯定。三是全球威脅框架。該框架是日本、韓國和越南青年對中國崛起的主導框架，但在新加坡和印尼學生中并不顯著。四是和平崛起框架。該框架認為，中國崛起本質上是和平的，此框架否認“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不會破壞其進一步經濟發展所需的和平環境。日本、韓國、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有近半數的青年認同中國將和平崛起（Sonoda，2021）。

懷疑型態度體現在部分國家青年認為中國崛起對本國不利，甚至是一種威脅。中國的周邊國家比如日本和越南就屬此類。有研究分別在2013年4月、2018年9月對亞洲大學生群體進行了歷時性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越南青年一代對華持負面態度的傾向較為明顯（Sonoda，2021）。在阿富汗，年輕一代雖然認為中國和美國在十年內仍將具有影響力，但他們預計中國影響力將有所下降，而印度和日本的影響力將不斷增強。還有歐洲研究也顯示，雖然德國和意大利比其他歐洲國家獲得了更多中國投資，但歐洲年輕一代對中國持積極態度的比例卻較低（Le et al.，2015）。這與他們對中國崛起的預設立場和刻板印象有關。

四、兩種模式：

千禧一代和Z世代對華印象的代際變遷

代際變遷是漸進和連續不斷的，與毛毛蟲變蝴蝶不同，人類社會的代際更替不是瞬間性的截斷行為，不會在上一代瞬間消失的同時產生新一代（曼海姆，2002）。德國哲學家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認為，在考察代際變遷過程時，要重點關注不同代際的并存，這比純粹的時間順序更為重要（曼海姆，2002）。同一時代的不同代際即使都受到主流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的影響，也不能被看作“同代人”。德國藝術史學家平德（Wilhelm Pinder）提出“同時代人的非同時代性”的洞見。他認為，現實社會中，總是有不同代際的人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體驗了同一歷史時刻（曼海姆，2002）。因此，考察國外青年對華印象，就要從其社會位置出發，既要關注青年一代對華態度的代際傳承性，也要關注他們的代際差異，以此錨定國外青年對華態度的代際坐標與時代變遷。

（一）代際差異：社會加速機制加快代際價值更替

國外民眾對多元涉華議題的態度存在代際差異。代際更替社會的顯著特征是文化創造和文化積累不是由同一群個體完成的，而是在新的年齡群體不斷出現的過程中完成的（曼海姆，2002）。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Hartmut Rosa）曾指出，社會本身正在加速發展，這就使得態度和價值、時尚和生活風格、社會關系與義務，以及團體、階級、環境、社會語匯、實踐與慣習（Habitus）形式都在以持續增加的速率改變。比如，以家庭和工作來說，在早期現代以數個世代的步調來改變，在古典現代是每個世代的改變，到晚期現代則是在世代之內就產生了改變（羅薩，2018）。隨著社會動力機制加速，年齡日益成為影響個人對國際事務態度的因素，年輕一代對中國崛起的看法將塑造他們的對華政治態度，并將影響國家未來的外交政策（Zhai，2018）。總體來看，國外青年對華態度的代際差異可分為三個方面。

第一，國外青年對中國的文化吸引力呈現積極的態度轉向。相較于千禧一代，國外Z世代接觸中國文化的渠道和平臺進一步拓寬。社交媒體與中國主流媒體形成合力，共同提升國外青年接觸中國文化的廣度與深度。一是社交媒體打破代際傳承鏈條，千禧一代的冷戰印象在Z世代頭腦中幾乎難覓蹤跡。千禧一代是互聯網普及和社交媒體的第一批大規模用戶，他們見證了技術從作為工具到成為生活方式的轉變。而Z世代作為“數字原住民”，已經將技術內化為生存本能。他們更自然地利用技術來學習、社交、消費甚至組織行動。相較于千禧一代，Z世代青年更擅長利用數字技術構建強有力的跨地域社群，并且展開全球性的議題動員。如網紅 I Show Speed（“甲亢哥”）在社交媒體平臺上開展的“無濾鏡中國行”直播，以真實場景解構了千禧一代的刻板印象與冷戰對華記憶，觀看量超700萬次，推動中國形象從“意識形態對手”轉向“文化體驗對象”。此外，無論是中美網民小紅書“大對賬”，還是“甲亢哥”來華直播掀起熱潮，社交媒體都打破了西方媒體靠謊言和刻板印象編織的“信息繭房”，讓不少美國年輕人堅定了“去中國看看”的信念。中國旅游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入境旅游發展報告 2024—2025》顯示，2024年外國入境游客中Z世代占比超30%（環球網，2025），實地體驗進一步消解了千禧一代的對華偏見。二是中國傳統主流媒體持續發力，助推中國文化“出海”。美國學者約書亞·庫爾蘭齊克（Joshua Kurlantzick）認為，中國正在非洲大陸彰顯其軟實力（Kurlantzick，2007）。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年底，新華社在非洲設有30余家分社，擁有400多名非洲籍職員。研究表明，電視新聞仍是國外青年認知中國的一個主要來源。45%的尼日利亞大學生通過電視媒體獲取涉華信息，31% 的尼日利亞大學生通過報紙和雜志來認識中國（Can et al.，2023）。中國媒體一直在積極推動中國對非媒體外交，促進中國故事向非洲傳播。

相較于千禧一代，國外Z世代對中國文化的喜愛態度更為顯著。Z世代從小就浸潤在全球化事件中，他們具有與生俱來的文化開放性，接觸中國網絡文學、影視劇、紀錄片、游戲等文化產品的興趣也更為濃厚。有研究表明，文化接觸可以減少偏見認知，并產生對其他國家的好評，接觸其他國家的文化與對他人更積極的態度有關（Ortiz & Harwood，2007）。通過接觸其他國家的文化，更容易形成同理心，并減少來自他國的焦慮與威脅感知（Voci & Hewstone，2003），如戲劇、電影和歌曲等流行文化產品是文化接觸的重要媒介。更深入地接觸中國文化有助于國外青年擁有更多元的視角，并加深對中國社會政治現實的理解。

第二，代際差異還體現在千禧一代與Z世代在對華交往上的認同程度。一方面，由于西方殖民歷史和20世紀西方思想的涌入，非洲許多千禧一代青年至今仍十分崇尚西方文化（Nyamnjoh ＆ Page 2002）。比如一項研究要求 500 名烏干達千禧一代在中國人、美國人、歐洲人當中選擇其一作為假想的約會對象時，結果顯示，選擇中國人作為約會對象的比例僅為31.9%，而選擇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比例分別為43.3%和44.7%（Shen & Taylor，2012）。這種看法表明受老一代傳統文化影響，烏干達千禧一代仍然認為，與西方人交往是在當地獲得聲望的安全途徑，崇尚西方文化所帶來的優越感仍彌漫在烏干達的千禧一代中。另一方面，烏干達Z世代群體越來越認為中國在非洲和世界事務中有很強的影響力，與中國保持牢固的經濟、軍事、安全和政治聯系與人文交往非常重要。58.3%的烏干達Z世代認為，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影響力正在增加；約39.8% 的烏干達Z世代認為，中國有朝一日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國（Shen & Taylor，2012）。因此，中國被相當多的烏干達Z世代群體視為改變非洲大陸總體格局的新的重要力量。

相較于千禧一代，國外Z世代與中國的人文交流更加頻繁。非洲Z世代尤其是大學生，已成為打破舊有模式的最重要因素（Githongo，2010）。他們接觸了全球化的網絡世界，對新體驗和新思想持開放態度，也更具社會意識和正義感。中東歐青年也對與中國加強文化交流表現出較高意愿，中國在該地區的軟實力優勢也主要體現在文化和教育領域。比如在東歐國家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開設孔子學院，以及在塞族共和國實體中引入漢語作為選修課等，都增進了文化交流，也成為促進貿易和投資的重要途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塞族共和國還舉辦了中國電影周，并在其國家電視臺放映中國相關的文化節目（Hirki?，2020），這些都將促進Z世代青年的對華友好態度。

第三，國外青年對中國崛起引發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演變呈現消極轉向。相較于千禧一代，國外Z世代青年雖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力持樂觀態度，但他們仍擔憂中國崛起對本國安全和國際秩序造成的沖擊。在受訪者中，有超過半數的亞洲Z世代認為，中國崛起將對全球政治、經濟秩序構成挑戰，而相信中國會和平崛起的Z世代青年在菲律賓（38.77%）和韓國（26.25%）稍多，在日本（17.16%）和越南（13.74%）則較少（Zhai，2019）。相比千禧一代，東亞與東南亞 Z 世代對中國影響力持較為保留態度。有研究在調查東亞、東南亞國家的Z世代對華態度后發現（Zhai，2019），越南（13.82%）和日本（21.48%）的Z世代受訪者對中國影響力的好評較少。其中，Z世代與其他年齡層民眾差距最大的是菲律賓和新加坡。在這兩個國家，近80%的普通民眾對中國影響力持積極態度，而在Z世代青年中持積極態度的卻不50%（Zhai，2019）。同樣，在韓國也存在代際鴻溝，那里的Z世代青年對中國的看法比包含千禧一代在內的其他年齡層的人持更加保留的態度。在日本，這一差距最小，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負面態度較為普遍（Zhai，2019）。由此可見，東亞青年對中國影響力的正面評價不如其他年齡層的群體，Z世代比千禧一代更關注未來的不確定性，而深入了解Z世代的這種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的來源，正是打通與他們之間屏障的關鍵。

同時，代際差異也體現在對中國道路的多元看法上。相較于千禧一代，中亞Z世代青年更注重探索本國發展模式，中國道路的影響力在該地區有較大的提升空間。威廉·施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界定了千禧一代的幾個特征，即“集體主義導向”“傳統”“有壓力”，而Z世代則被描述為“謹慎”“個人主義”以及“癡迷技術”（Howe & Strauss，1993），“獨立”“自信”“自主”也是 Z世代的主要特征（Roy et al.，2022）。有研究發現，相較于“千禧一代”對傳統地區關系與國家發展模式的接受與推崇，Z世代更具獨立性、探索性與創造性，他們更愿意探索本國的發展模式，將本國模式視為穩定的保證。有多項研究試圖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兩國大學生對中俄兩國在中亞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的看法（Chen & Jiménez-Tovar，2017；Chen & Günther，2020）。兩國受訪者均認為，到2030年中國的影響力將超過俄羅斯。仍需注意的是，盡管中國的發展模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另一種選擇，但也有研究顯示，中亞青年受訪者并不認為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適合他們（Chen & Jiménez-Tovar，2017）。例如，哈薩克斯坦受訪者傾向于認為他們應遵循自己的發展模式。盡管學者和政治觀察家們仍把中亞描繪成大國施加影響的地區，但該地區的青年群體已不再認為本國受到俄羅斯或中國的深刻影響，這與19世紀和20世紀的情況有較大差別。

（二）代際傳承：對華刻板印象、涉華記憶與價值觀的代際傳遞

代際傳承并非簡單的“復制粘貼”，而是一種價值觀的動態演變與深化。由于國外青年對中國政治制度和政策的認知度有待提高，應重視代際政治觀念的傳承意義而非僅重視沖突行為。國外千禧一代對 Z世代的代際傳承主要體現為刻板印象的傳承、記憶的傳承以及價值觀的傳承三方面。

從千禧一代到Z世代，代際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導致國外青年對中國政治的刻板認知仍然固化。從兩個代際年齡劃分來看，部分年長的千禧一代可以成為Z世代的父母，而最年輕的千禧一代則與最年長的Z世代年齡相仿。無論是以上何種關系，從代際傳遞機制來看（Van，1992），千禧一代均會將其價值觀傳遞給Z世代，使得Z世代表現出與千禧一代相似的特性。一項針對烏干達千禧一代的調查顯示，當被問及中國的首都時，只有約一半的受訪者給出了準確答案（Shen & Taylor，2012）。也有研究發現，俄羅斯Z世代大學生對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特征以及國家的政治制度的運作知之甚少。他們關于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許多觀點都基于千禧一代所傳承的刻板印象。如俄羅斯Z世代只是簡單認為中俄關系的發展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但他們對兩國共同參與的經濟、文化和教育項目都顯示出非常膚淺的了解（Sorokina & Maximenkova，2020）。比如泛濫于千禧一代成長時期的“中國威脅論”等信息也存在代際化傳承，這些刻板印象至今仍顯著地影響國外Z世代對中國崛起的態度。

千禧一代對華經貿交流的經驗奠定了國外Z世代對華交往的“第一印象”與“童年記憶”，促使國外Z世代支持經貿合作成為中外關系的主線。在過去，中亞民眾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Chen & Günther，2020）。但到了19世紀，貿易已是中亞國家和中國的主要交流方式。有研究調查中亞國家出生于20世紀90年代末的Z世代后發現，在千禧一代的出生、成長時期，中國與中亞各國就在貿易、投資、流動性和文化交流方面進行了多層級的互動。中國作為中亞地區重要的投資者和商業伙伴（Chen & Günther，2020），通常被認為對促進中亞經濟和個人財富積累至關重要。特別是哈薩克斯坦的Z世代青年，對中國經濟影響力呈積極態度的比例最高。曼海姆認為，“第一印象”與“童年經驗”對于代際意識的形成極為重要，在這之后的所有經驗都傾向于在這種最初的框架中獲得意義，不論其表現為對該框架的證實和補充，還是表現為對它的否定和對立（曼海姆，2002）。因此，受到千禧一代所奠定的中國與本地區的友好經貿關系的影響，中亞Z世代青年從小就建立了良好的對華“第一印象”。中亞Z世代認為，中國在未來十年將更具影響力，并認為自己處在一個相對穩定和安全的時代。中亞地區越來越多的青年認為中國不是一個潛在的威脅，而是一個能讓他們獲得相對便宜的優質商品并能讓他們賺錢的地方（Syroezhkin，2009）。

國外青年在成長中經歷的重大事件促使他們尤為關注與中國的經濟關系。皮尤研究中心調查顯示，受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2019年美國民眾對中國持負面態度的比例達到了1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但數據顯示，美國18~29歲的千禧一代與Z世代群體對中國持積極態度的比例要高于年老一代（Silver et al.，2019）。威廉·施特勞斯和尼爾·豪通過追溯英美歷史上幾代人的社會經歷，確定了歷史上的四個社會轉折階段，每個階段持續20~22年（Howe & Strauss，2007）。第一次轉折始于1946年，第二次轉折始于1964年，第三次轉折始于1984年，第四次轉折始于2008年，目前仍在繼續。美國在第四次轉折期間發生的重大事件覆蓋了經濟危機、首位非裔美國人總統奧巴馬當選、特朗普當選以及新冠疫情等事件。千禧一代在第四次轉折期步入成年期和職業生涯初期的關鍵階段，Z世代則在此次轉折期步入童年或青少年早期階段。在此時期，外部環境導致的金融風暴造成了多次全球經濟衰退，這在青年群體中形成了強烈的節儉意識（Fromm & Read，2018）、儲蓄意識，并且在關注未來的同時伴隨著集體焦慮。第四次轉折期突發的新冠疫情也是千禧一代在職業生涯早期經歷的第二次經濟衰退，這對他們的財務安全意識產生了深刻影響，預計他們對此問題的重視將伴隨終身（Rudolph & Zacher，2020）。與此同時，當前全球政治、經濟與社會危機也會對Z世代的價值觀產生深遠影響（Marshall & Wolanskyj-Spinner，2020）。此外，Z世代對千禧一代的財務安全價值觀的傳承并非簡單復制，而是面對經濟和社會的不確定性，更加務實地規劃未來。這也是國外Z世代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經濟形勢中尤其重視中國經濟影響力的重要原因。有數據顯示，阿拉伯國家的Z世代（18~29歲）通常比千禧一代（30歲以上）更重視對華經貿聯系。在北非國家突尼斯，近65%的青年受訪者贊成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系（AfroBarometer，2019）。因此，國外千禧一代與Z世代在成長中所經歷的重大事件塑造了他們對財務安全、經濟議題的共同關注，也提升了他們對加強中外經濟合作的重視程度。

五、雙重因素：

影響國外青年對華印象的主要原因

針對代際更替問題，德國藝術史學家平德（Wilhelm Pinder）曾提出，恒常性因素和暫時性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影響代際更替與歷史發展過程的主要因素。恒常性因素 指 文 明 、民 族 、部 落 、家 庭 等 ；暫 時 性 因 素 指 每 個 世 代 自 身 所 建 立 的 實 體（Entelechy），也就是每個代際先天對于生活和世界的體驗方式（曼海姆，2002）。本文對暫時性因素的分析將從國外青年一代的生活環境以及與世界的交往方式這兩方面入手。

（一）恒常性因素形塑國外青年對華印象的框架

世界各國的政治體制現狀影響國外青年的對華印象。第一，國外青年對“他者”的印象因其自身的歷史、政治、文化、地緣因素而形成差異。比如，在分析中亞青年對華印象時，要先了解中亞國家如何看待自身。有研究認為，吉爾吉斯斯坦的對華態度是吉爾吉斯斯坦自身國內發展的結果，而不僅僅是中吉關系造成的（Chen & Günther，2020）。在該國青年眼中，當中國將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力擴大到吉爾吉斯斯坦時，就可能給他們帶來安全焦慮。但同樣位于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其經貿市場比其他國家更為開放，同時由于政治制度基礎薄弱，該國民眾認為政府不一定能保障就業、穩定生計，只有貿易、合資和出口企業才有望帶來繁榮，這種以經濟為導向的觀念逐漸在民眾心中生根發芽。近年來，中國與哈薩克斯坦大規模經濟合作和投資等互動日益頻繁（Chen & Günther，2020），使許多哈薩克斯坦年輕一代傾向通過與中國加強聯系來謀生，也更傾向對中國采取更加積極的態度。

第二，本國的民族性格、歷史記憶、社會心理等因素影響國外青年的對華態度。首先，在民族性格方面，與傾向和諧、平衡和集體主義的中國文化不同，美國文化更強調個人主義和競爭框架，美國青年對華態度更傾向競爭而非合作，同時也更擔憂中國對其民主價值觀形成挑戰（Shostya & Morreale，2014）。其次，在歷史記憶方面，曼海姆（2002）指出，過去經驗被結合進現在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通過無意識“隱含的”模式實現。歷史經驗通過媒介或教科書等途徑，在隱含或無意識的過程中作為一種知識被傳承，成為個人的習得記憶（Personally Acquired Memories）。因此，國外青年在個人成長早期接觸到的涉華信息就會成為他們個人意識中最基礎的組成，并影響他們的世界觀以及對華態度的形成。比如有研究發現，國際輿論場中的“中國威脅論”更多地源于戰爭等歷史原因。歷史記憶是部分亞洲國家青年一代產生民族主義情緒的重要原因。在與中國發生過軍事沖突的亞洲國家中，他們的青年長久以來受媒體和教科書影響，更可能對中國崛起持負面看法。比如日本青年的對華認知就受到影響（Fukuoka，2011），而他們對真實的日本侵華史的認知十分有限。最后，在社會心理層面，有研究表明，中日青年之間的交流障礙和偏見不僅可用兩國間的歷史來解釋，還可由目前日本國內的身份認同沖突來解釋（Geng，2011）。在日本，青年缺乏明確而果斷的身份認同，他們常常在身為亞洲人和西方人之間左右為難。雖然日本青年將自己國家視為具有民主政治制度、強大的工業基礎并與美國結成牢固聯盟的西方強國，但日本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又與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形成了反差。日本青年的對華態度表明，對歷史的不同記憶和對國家認同的模糊不安感會交織在一起，進而引發民族主義對抗傾向。

（二）暫時性因素重構國外青年對華印象

1.青年世代的生活環境因素

第一，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性身份認同將影響國外青年的對華印象。20世紀前，由于時空和技術限制，物理上隔絕的群體要展開文化交流往往代價高昂，需要付出極大努力才可能長久維持（阿帕杜萊，2012）。比如在新加坡，盡管新加坡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華人，可是隨著20世紀70年代以來英語成為第一官方語言，新加坡國民總體認同中華文化的氛圍逐漸減弱。但有研究發現，新加坡的千禧一代與前幾代人不同（Lim et al.，2014），他們的成長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這使得千禧一代更加具有多元文化認同的思維，他們不僅認同西方文化，也對了解中國歷史和傳統有強烈意愿。另外，非洲晴雨表首席執行官Joseph Asunka表示，盡管所有非洲年齡組的人對中國都有積極印象，但年輕人對華態度更為積極，原因在于年輕一代的教育水平與社交媒體參與度更高，獲取新聞和信息的能力也更強，他們比長輩更具全球化視角，并且與世界的互動也更加開放（AfroBarometer，2021）。

第二，全球經濟下行將影響國外青年對中國經濟影響力的認知。研究發現，中國對外國直接投資額與海外對華持積極態度的人口比例呈正相關（Xie & Jin，2022）。比如在中東和北非，15~29歲的Z世代約占該區域總人口的30%，這一龐大且不斷增長的人群的信仰、態度和偏好有可能塑造該地區的未來。然而，該地區青年對其經濟前景的普遍不滿構成了重大挑戰，由于青年失業率高，人們普遍對政府創造就業機會的努力感到沮喪。同一代際的成員在經歷相同的事件之后，就具有了“相似的位置”（Aimilarly Located），進而形成相似的“圈層化”的意識經驗（曼海姆，2002）。尤其是新冠疫情引發全球經濟下行，這樣的重大事件將導致青年一代的價值觀產生變化，而且這種影響會伴隨他們的一生。

第三，國外青年對中國威脅論的印象常來自沖突的影響。中國威脅論產生于宏觀層面的沖突。比如，如果臺海緊張局勢升級，那么中美青年的威脅感就會相應改變，或者在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加強合作，則可能降低互不信任，態度會向積極方向轉變。也就是說，中美兩國青年對雙邊關系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可塑性，具體事件將直接影響他們的態度（Prochazka，2015）。比如，隨著中國制造的商品在哈薩克斯坦市場占據主導地位，以及中國在哈薩克斯坦石油和天然氣行業的發展，都可能構成哈薩克斯坦青年所感知的國家利益威脅。這也有可能引發中國威脅論的進一步發酵。中國威脅論還產生于微觀層面的個人沖突。當涉及對個人安全的潛在影響時，國外青年對中國經濟影響力的積極態度將發生大的轉變。比如，隨著中國的產品和勞動力涌入，部分烏干達青年對自身的職業發展表示擔憂。一項關于烏干達青年對中國經濟角色看法的調查顯示，有 36.2% 的受訪者認為工作保障受到了威脅。在烏干達，工作不安全感與對中國負面情緒的相關性較強，低教育水平與中國人在烏干達活動造成的職業不安全感之間的正相關性尤為明顯（Shen & Taylor，2012）。盡管尼日利亞大學生欣賞中國的發展模式，但研究表明，尼日利亞 Z世代對中國勞動力的進入持負面態度（Can et al.，2023）。也有研究發現，即使大多數中亞青年認為中國對中亞來說利大于弊，但仍有許多青年透露出消極態度。

2.青年世代的社會交往特征

青年世代的社會交往形式也將影響他們的對華印象。某些交往形式更適合特定的社會和代際（曼海姆，2002），青年的社會交往形式包括直接接觸和間接接觸。

第一，在直接接觸方面，面對面接觸行為與對華積極態度顯著相關。大量研究表明，群體間的接觸是解決沖突和實現和解的有效策略（Pettigrew & Tropp，2006）。對中日兩國而言，日本青年與中國青年之間更多的接觸會促進日本青年的對華好感度（Zhai，2017）。還有研究發現，位于哈薩克斯坦的東南部的阿拉木圖和北部地區的青年受訪者對華態度最寬容。在與中國人在哈薩克斯坦的分布情況進行比較后發現，在該國內部中國人最多的地區，當地民眾的對華態度是積極的；而在中國人較少的地區，當地民眾的態度則偏向消極（Chen & Jiménez-Tovar，2017）。換言之，國外民眾對中國人越熟悉，他們的評價就可能越好。此外，旅游因素也將影響國外青年的對華印象。202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旅游目的地，青年旅游成為全球旅游業增長最快的細分市場之一。青年有更多的出國旅行機會，政府和大專院校正在鼓勵青年參加海外沉浸式項目以接觸國外民眾。調查顯示，美國青年到訪過中國的比例比普通民眾高得多，赴華旅游已成為改善美國青年對華態度的有力途徑（Shostya & Morreale，2014）。

第二，在間接接觸方面，漢語學習和媒體傳播也將影響國外青年的對華態度。語言與文化密不可分，第二語言習得也通常意味著第二文化習得。學習漢語為國外青年加強對華經濟聯系提供了語言資本。有研究顯示，多語言教育能提升美國青年的對華態度，學習一門以上語言的美國青年對中國的整體認知更加積極，對中美軍事和經濟合作的意愿也更高（Prochazka，2015）。在中亞，蘇聯解體和中國改革開放是他們千禧一代成長中的大事件。在蘇聯解體時，中亞國家從中國進口了大量商品，這促使掌握中文的中亞民眾與中國商人的交流快速發展（Chen & Günther，2020）。在非洲，也有實證研究表明，非洲學生學習漢語的基礎動機是中國在非直接投資和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Xu et al.，2023）。亞洲國家的學生們也同樣將漢語視為語言資本，認為其未來能創造更好的教育機會和職業前景。

對國外青年來說，在了解遙遠的“他者”中國時，媒體會顯著影響他們的態度。有研究顯示，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最初10年，媒體話語占據主導地位，并深刻影響了捷克年輕一代的對華印象（Chen & Hao，2020）。當時捷克媒體的言論植根于西方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話語中，媒體報道助長了中立和更傾向于負面的中國形象。也有對美國青年的研究表明，較多的媒體曝光率更有可能對青年的對華認知產生負面影響（Shostya & Morreale，2014）。

當前，互聯網和社交媒體是青年一代認識中國的主要來源。Z世代作為數字原住民，已經習慣于全天候在緊密相連的互聯網環境中互動。而千禧一代是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第一批大規模用戶，技術影響了他們的行為，并對社會認知與個人心理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去中心化”的網絡空間，社交媒體有利于打破西方的話語壁壘。有研究顯示，社交媒體使用與青年政治參與呈正相關關系，約41%的青年被發現參與過網絡政治活動（Kahne & Middaugh，2012）。社交媒體正在成為中外青年平等對話、互動協商的場域，也將成為提升國外青年對華印象的有效窗口。

六、結語

千禧一代和Z世代作為國際社會的中堅力量，已經并將繼續深刻影響當代世界走向、經濟生產方式以及文化的發展演變（海澤龍，2022）。面對國外青年一代對華態度的代際變遷，要進行共性與個性相結合的引導。

首先，針對國外千禧一代與Z世代對華政治認知相對薄弱的情況，要加強面向國外青年的“中國方案”的政策闡釋，促進官方政治話語的“年輕態”表達，提升國外青年對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道路的認知和認同。針對他們共同關注的中國經濟議題，要加強中外投資合作，深化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加大對經貿故事的國際傳播，讓國外青年感受到中外合作的互利共贏。同時，也可以推動中資企業走向海外，在向世界展現中國品牌的同時提升中國形象。

其次，針對國外千禧一代長期以來接觸的冷戰式對華思維，應通過他們長期使用的大眾傳播媒介尤其是主流媒體，結合重大活動和重要節點，主動設置議程，并通過電影、紀錄片、書籍等展開故事化呈現，為中國聲音的國際傳播營造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助推中國傳統樂器、歌曲、漢服、太極等中華文化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的國際傳播，提升國外千禧一代對中華文化的興趣與認同。

最后，針對國外Z世代對消費中國文化產品的積極態度，應借助他們喜愛的流行文化形式開展傳播。國外Z世代深受影視劇、短視頻、網絡文學、動漫、游戲、音樂的影響，要將中國話語融入他們喜聞樂見的載體中，尋求理性認同與感性共情。同時，要借助各類線上、線下活動拓寬中外Z世代交流的平臺，可借助國外Z世代通用的國際社交媒體以及各國 Z世代使用的本土社交平臺，開展人文交流，促進民心相通。中國政府、社會組織、高校社團等機構可利用自身優勢搭建各類平臺，為建構全球Z世代的行動者網絡架設橋梁。同時，伴隨著“China Travel”在海外掀起的熱潮，未來也可以吸引更多國外Z世代赴華旅游，具身體驗中國的山水人文，消解海外青年的對華刻板印象。

面向未來，全球政治經濟大環境、國際重大事件、科學技術的發展等將持續形塑國外青年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進而影響他們的對華印象和態度。此外，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和媒介技術的深刻變革，將帶來深度媒介化的社會形態，這些都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國外青年的對華印象。歷史發展與代際更替的洪流滾滾向前，未來要在精準分析國外青年對華印象的基礎上，開展有針對性的國際傳播，向世界傳播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責任編輯：康　嵐

《當代青年研究》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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