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有沒有藝術欣賞權？——從“漢武雄風”雕塑爭議談起

當甘肅瓜州的“漢武雄風”雕塑以“漢武帝被活埋”的視覺沖擊闖入公眾視野時，這場爭議早已超越了藝術審美范疇，成為一場關于藝術公共性、人民主體性與文化話語權的深刻對話。有人以“陰謀論”否定批評者的動機，以“不懂藝術”貶低大眾的審美判斷，這種傲慢的精英主義立場，恰恰暴露了藝術創作與公共空間之間的深層裂痕。

首先，朋筆生輝認為，藝術不是創作者的“私人游戲”，尤其是公共藝術必須直面人民審視。

“漢武雄風”雕塑作為“荒野藝術計劃”的一部分，其創作初衷是“以祁連為軀”，通過頭部與戈壁的融合展現漢武帝的雄偉氣魄。然而，當公眾直觀感受到的卻是“只有頭沒有身體”的視覺沖擊時，這種藝術表達與大眾認知的錯位便不可避免。創作者可以強調“以大地為身軀”的抽象構思，但無法否認一個基本事實：公共藝術的首要屬性是“公共性”，它必須存在于公眾的物理空間與心理空間中，接受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審美經驗的個體的審視。

藝術批評的合法性源于《世界人權宣言》第27條明確賦予的“自由參加文化生活、享受藝術”的權利。這種權利不僅包括創作自由，更包括欣賞、評價與批判的自由。當部分網友將雕塑前的弓形道路解讀為“反弓煞”，將基座石頭附會為“七星鎖魂陣”時，這些看似荒誕的聯想，實則是大眾以自身文化經驗對藝術作品的“再創作”。這種再創作或許缺乏專業術語的包裝，卻蘊含著民間對歷史人物的樸素情感——漢武帝作為開拓疆域的民族英雄，其形象在公眾心中自帶神圣性，任何可能褻瀆這種神圣性的表達，都會觸發集體情緒的反彈。

其次，以平和開放包容的心態對待批評，因為批評不是“陰謀論”，而是藝術生態的必要養分。

將批評者斥為“陰謀論者”或“藝術門外漢”，本質上是將藝術封閉在精英圈層的“黑箱”中，拒絕接受外部反饋。然而，藝術史早已證明，真正的藝術創新從來不是在真空環境中誕生的，而是在與公眾的對話中不斷修正、完善的。敦煌莫高窟的壁畫歷經千年，其色彩與構圖不斷被后世修復者調整，正是為了適應不同時代觀眾的審美需求；巴黎埃菲爾鐵塔初建時被嘲諷為“鋼鐵怪獸”，如今卻成為法國文化的象征。這些案例表明，藝術的生命力不在于創作者的自我陶醉，而在于其能否跨越時空，與不同群體的心靈產生共鳴。

“漢武雄風”的爭議中，創作者與批評者的分歧，本質上是“藝術本體論”與“藝術接受論”的碰撞。創作者強調“以祁連為軀”的構思，屬于藝術創作中的“意圖謬誤”——即試圖以創作者的初衷解釋作品意義；而公眾的“活埋漢武帝”感受，則屬于“接受美學”范疇，強調作品意義在讀者閱讀過程中生成。這兩種視角并非對立，而是互補的：創作者的構思為作品提供了深層結構，公眾的解讀則為作品賦予了現實生命。否定公眾的解讀權，無異于將藝術變成創作者的“獨白”，而非與公眾的“對話”。

再次，任何藝術的欣賞與評判，人民不是“被代表”的群體，而是藝術評判的終極主體。

有人認為，藝術批評應由專業人士主導，大眾審美“低級”“庸俗”。這種觀點混淆了“藝術專業性與“藝術民主性”的邊界。藝術創作確實需要專業技巧，但藝術評判的標準從來不是單一的。古希臘的“卡努斯法典”規定，雕塑是否合格需由普通市民投票決定；中國宋代畫院考試以“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為題，考察的不僅是技法，更是畫家對大眾審美趣味的把握。這些歷史案例表明，藝術評判從來不是精英的專利，而是人民參與文化治理的重要方式。

在“漢武雄風”的爭議中，瓜州縣委宣傳部工作人員承認“剛開始評價挺好”，這種“初期好評”與“后期爭議”的對比，恰恰說明藝術接受是一個動態過程。隨著社交媒體的傳播，更多人參與到討論中，不同的聲音匯聚成公共意見，這種意見或許不夠“專業”，卻真實反映了大眾對藝術作品的期待：他們希望公共藝術既能體現歷史厚重感，又能與當下生活產生關聯；既能展現創作者的個性，又能尊重公眾的文化共識。這種期待，正是藝術創新的動力源泉。

最后，朋筆生輝奉勸，藝術的高地，從來不是精英的“自留地”，不該有的傲慢最終會葬送藝術發展的前程而被人民唾棄。

“漢武雄風”的爭議，最終指向一個核心問題：藝術究竟為誰而存在？如果藝術是創作者的“自我表達”，那么它可以封閉在畫廊、美術館中，成為少數人的精神游戲；但如果藝術是公共文化的組成部分，那么它就必須走出“象牙塔”，在人民的審視中接受檢驗。人民的藝術欣賞權，不是對創作者的“干擾”，而是對藝術生命力的“滋養”。只有尊重這種權利，藝術才能真正成為連接過去與未來、精英與大眾、專業與生活的橋梁，而非隔絕在精英圈層中的“文化孤島”。

感興趣的朋友，還可以參考“浙江宣傳”今天的文章《漢武雄風為何要這樣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