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是怎么篡改歷史的？

最近重讀《天龍八部》，看到蕭峰之死，想起以前六神磊磊寫過一篇蕭峰之死的文章，挺有感觸，借著他的文章再來聊聊我的感想。

我們都知道蕭峰的結局是自殺。在雁門關下，他阻止了遼軍南侵，拿了半截斷箭插進胸膛，氣絕而死。他以最決絕的方式，為自己掙扎半生的身份困局畫上了句號。

可事實上，如果這件事被記載在歷史書上，真相絕不會是這樣。

金庸在小說中其實也寫了，蕭峰死后，另一套敘述機器已開始悄然運轉。

捷報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飛送汴梁，文字在傳遞中被不斷打磨、拋光，最終呈現在年輕皇帝面前的，已是一份輝煌的戰績：將士用命，血戰退敵，更格斃了遼國南院大王。

朝堂之上，頌圣之聲如潮涌來。

無人提起那場真實的脅迫與犧牲，無人關心死者真實的姓名與族裔。曾不容于中原的契丹孽種，在捷報中淪為奠定皇帝威儀的注腳；萬千武林豪杰的鮮血，被簡化為奏章上一行殺傷遼軍數千的冰冷數字。

這并非小說家的憑空杜撰，而是歷史車輪碾過時，反復揚起的塵埃。當權力需要為自己的合法性鍍金時，真相往往是第一個被獻祭的祭品。

翻閱史冊，這樣的故事俯拾皆是。

秦始皇一統六合，旋即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不僅控制當世輿論，更要抹去此前一切相異的思想痕跡。

盛唐的太宗皇帝，被譽為明君典范，卻也曾三番五次索閱《起居注》與《實錄》，對史官筆下關于玄武門的記載耿耿于懷。

帝王的意志如無形的刻刀，總能找到方法在青史上修修剪剪，讓歷史成為一面只映照出統治者期望面容的銅鏡。

更為常見的，是一種悄無聲息的遺忘與塑造。

通過官修史書的選擇性記載、對民間言論的引導與壓制，某些人物與事件被悄然淡化，直至湮沒無聞；而另一些則被反復勾勒、渲染，成為符合大勢的象征。

風波亭的冤屈，當時幾成定論；袁崇煥的忠奸，也曾任憑京城萬民唾罵。

官方敘事如同一場精心編排的舞臺劇，需要英雄時便塑造英雄，需要罪人時便指認罪人，至于帷幕后的血肉與悲歡，則無關緊要。

到了明清，這種控制更臻于嚴密，化身為森嚴的文字獄。

一字一句皆可羅織成罪，不僅為懲罰不臣之心，更是為了營造一種全民的、自我審查的恐懼。在這種氛圍下，記錄真實成為一種奢侈甚至危險的舉動，而迎合與歌頌則成為生存的本能。

歷史逐漸變成一張可以隨意裁剪的布料，用以縫制權力所需的華服。

于是，我們看到的史書，常常是一部勝利者的日記。

轟鳴的戰場會安靜下來，復雜的動機被簡化歸類，個體的掙扎與犧牲被納入宏大的敘事框架中，或被褒揚為楷模，或被貶斥為塵埃。

就像雁門關外，真正的和解與犧牲無人問津，唯有那座憑空虛造的凱旋門，在捷報的傳誦中顯得金碧輝煌。

蕭峰的悲劇正在于此。他用自己的死，換來了短暫的和平，卻無法決定自己將以何種面目被后世講述。

他的名字與事跡，脫離了那片染血的土地，脫離了兄弟的哀慟與愛人的縱身一躍，迅速被納入另一套話語體系，成為奏章里一個敵酋的代號，茶館評書中一段模糊的背景，甚至可能在未來成為某種宣揚天威的片面教材。

說到底，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誰掌握筆桿子，誰就定義了什么是真相。

你看，從漢朝到清朝，從白登山到雁門關，真相永遠在官樣文章的夾縫里喘不過氣，而老百姓永遠只看得見大捷的鑼鼓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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