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十七軍軍長張濤，叛逃投敵當上敵營長，建國后坦白，后來如何

1952年3月的一個陰冷早晨，湖南祁陽縣委禮堂里擠滿了人。三反五反運動檢查會上，年近五十、頭戴舊呢帽的張濤走上臺，“各位同志，我有件事必須說明。”一句話擲下，場內頓時鴉雀無聲。誰也沒想到，這個被鄉(xiāng)親們選出來的老實村干部，竟然揭開了一段塵封十八年的軍旅往事。

張濤原名張高壽，1904年生，家境窮苦。為混口飯吃，他十七歲就投了湘軍唐生智部，算是舊軍旅里最普通的“窮家子”。1926年北伐打響，他隨軍入武漢，靠一股子蠻勁打出了名氣，被選去教導隊深造，政治教官正是后來大名鼎鼎的黃克誠。黃克誠評價他：“人不高，骨頭硬，肯下死功夫。”這番話當時在教導隊里廣為流傳。

1929年底，黃克誠秘密離開武漢前往湘鄂贛，張濤跟了過去。次年春，張濤加入紅軍，任紅五軍五縱隊八大隊長，黃克誠是政委。大隊在陽新打了幾場漂亮仗，張濤卻在一次夜襲中腹部中彈，被抬往后方休養(yǎng)。從此二人分手，一別數(shù)年。

傷未痊愈，部隊已遠去，張濤帶著幾十名傷殘戰(zhàn)士留在當?shù)剞D為游擊。他擅長小股夜戰(zhàn)，抓住敵后空當，干脆利落。1932年，根據(jù)地擴張，游擊隊與鄰近部隊合編為紅十六軍，張濤出任副軍長。組織交給他的命令很明確：守住通山到崇陽這條交通線，保證蘇區(qū)糧道不斷。

半年后，獨立三師組建，葉金波擔任政委，張濤升任師長。兩人都是拼命三郎，一個沖鋒在前，一個鼓舞士氣，部隊連下四城，聲名大振。1933年底，三師擴編為紅十七軍，張濤為軍長，葉金波任副政委兼參謀長。電文從瑞金沙洲壩發(fā)來，對二人連說三個“好”。

風頭太盛，敵人忌憚。1934年春，數(shù)十個團向木石港壓來。張、葉指揮阻擊贏得首輪勝利，卻因整頓隊伍時間過長，未能及時轉移。援兵突至，紅十七軍陷入重圍，葉金波在掩護中彈被俘，幾日后就地槍決。消息輾轉傳到醫(yī)院里的張濤耳中，他面色慘白，自語：“輪到我，怕也活不成。”

前路一黑，他選擇了最極端的活法——脫離組織。張濤喬裝普通傷兵混出陣地，投向了國民黨第九十七師正規(guī)招募處。入營時連名字都改了，稱“張壽高”。沒人能把這個沉默寡言的老兵同紅軍軍長聯(lián)系起來。他懂軍事，槍法準，很快就帶出一個號稱“硬骨頭”的連。幾個月后升營長，仍舊低調，不蹚政治渾水，連勝負功勞表都少簽自己的名字。

1949年秋，長沙和平解放，張濤所在部隊倉促南撤。他卻遞了份“落籍申請”，輾轉回到祁陽老家。土改動員會上，張濤積極幫調查地畝、分公糧，破舊軍裝上釘著一枚普通干部證章。熟悉他的鄉(xiāng)親常說：“老張能干事，沒脾氣。”于是推舉他為村支書。

三反五反開始，上級要求干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張濤幾夜未眠，終在那天早晨站上臺。坦白材料送至省軍區(qū)，很快擺到黃克誠案頭。看完卷宗，黃克誠沉默許久，只留下一句批注：“查無出賣同志證據(jù)，處理應有度。”這句話決定了張濤的命運。

省里隨后作出結論：張濤因戰(zhàn)敗逃離，未參與屠殺、未泄露機密，屬錯誤嚴重但影響有限，免予刑事追究，撤銷公職，原地監(jiān)督勞動。鄉(xiāng)里根據(jù)指示安排他退居二線，從事農(nóng)業(yè)技術推廣，每月給予基本生活補助。對外不宣傳，也不遮掩。

有人問他后不后悔。張濤搖頭：“那時槍頂著腦門，命算撿回，這輩子能安穩(wěn)種地已經(jīng)很好。”簡短一句，卻透著復雜滋味。此后十余年，他栽桑養(yǎng)蠶、修水渠，偶爾給民兵講幾堂戰(zhàn)術課。1965年冬，張濤患腦溢血，經(jīng)搶救無效逝世，享年六十一歲。祠堂靈位下，家屬只刻了“張濤”二字，生平事跡未被大書特書，連營長頭銜都沒有提。

黃克誠在北京聽聞噩耗，沉默片刻，說了兩句簡單話：“生死各有因果，愿他安寧。”隨后吩咐湖南方面把剩余撫恤款發(fā)到張家。

張濤的一生跌宕起伏，少年投軍，中年叛逃，晚年耕田。若論功罪，他確實負過責任；若論人性，他并未落井下石。歷史留下的評價極為克制：曾任紅十七軍軍長，因脫隊轉投國民黨，建國后自動坦白，未遭重罰，歸鄉(xiāng)終老。涓涓數(shù)語，足夠后人窺見那段不同尋常的生命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