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姑姑家飯店打工，一年后，姑姑給我50塊錢！

九七年高中畢業，我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一片迷茫。不知道能干什么，該干什么。父親抽著煙，沉吟半晌，說：“去你姑家飯店吧，學個廚師，好歹是門手藝。”

我姑父那時是鎮上的實權人物，八面玲瓏。他開的飯店，裝修得氣派，名義上是給停薪留職的姑姑找個營生，實際上，那是他談事、社交的重要場子。那年，我十八歲，背著簡單的行李，走進了那間飄著油煙的后廚。同一年，大我兩歲的表哥，走進了省城的大學，成了象牙塔里的驕子。

我的世界，是灶臺、煤渣和油膩的地面。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爬起來，生起嗆人的灶火，做一大家子人的早飯。然后蹬著三輪車，去菜市場討價還價，把幾十斤的菜肉扛回來。客人來了，我在灶房打下手，熱浪和油煙裹滿全身。晚上散了席，我要幫著洗碗，把幾十斤重的煤渣桶單手拎起，踩著冬天臟污的積雪，一步步挪到百米外的垃圾堆。

那一年，我什么都沒有，只有一身好像永遠也使不完的力氣。

表哥放寒假回來，到飯店吃飯。他掀開廚房那道油膩的布簾，帶著象牙塔里的氣息和笑意，朝里喊了一聲：“喲，王師傅！”

我正蹲在地上刮灶臺的油垢，聞聲抬頭，臉上還沾著煤灰。一道無形的、厚厚的屏障，就在那聲調侃的“王師傅”里，瞬間隔開了我們。我張了張嘴，最后只擠出一句干巴巴的：“哥，你啥時候回來的？”

身體近在咫尺，但我知道，我和他，已經是兩個世界的人了。就像魯迅筆下，那個叫“迅哥兒”的少年和多年后木訥的閏土。

就這樣，我干了整整一年。沒有工資，包吃包住，好像我的勞動和汗水，是理所當然的學費，甚至是他們對我的一種“恩賜”。

有一天，姑姑讓我幫她搬點東西到樓上家里。在她家干凈明亮的客廳，她遞給我一張鈔票。

五十元。

嶄新的一張，捏在手里，卻像塊燒紅的炭。

那一刻，我渾渾噩噩的、被油煙熏麻木了的自尊，“刺啦”一聲，醒了。人窮，但不能志短。原來我這一年的汗水、早起、寒冬里倒掉的無數桶煤渣、被熱油濺出的傷疤……就值這個數。

過完年，我就離開了。沒有告別，心里卻比任何時候都清楚。

后來，我南下打過工，在工地流過汗，也挨過餓。再后來，咬牙做起小生意，結婚，生子，日子慢慢有了起色，談不上大富大貴，但總算能挺直腰板。

我始終記得那五十塊錢。它像一根刺，早早扎醒了我：有些關系，不能靠著“親情”的幻覺來維系。所謂的“收留”和“幫襯”，有時候，底色是計算和輕慢。

后來這些年，無論我身在何處，每年過年，我還是會去給姑姑拜年。后來，姑父退了下來，門庭漸漸冷落，姑姑也老了，不再是當年那個眾星捧月的官太太。每次她來我家，我依然熱情招待，好茶好飯，絕不吝嗇。

對我，她心中有數。這些年她偶爾提及當年，語氣總會軟下去，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愧色。

對她，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都問心無愧。

那五十塊錢，買斷了我對“施舍型親情”的幻想，也教會我一個樸素至今的道理：這世上，最舒服長久的關系，不是單方面的依附或恩賜，而是互利共生。你有價值，你的付出被看見、被尊重，這段關系才能穩當，才能彼此都不累。

親情也好，其他也罷，說到底，都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