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延安開會，有人反映說他曾動搖過，很氣憤：這是對我的侮辱！

1943年冬的一場小雪，讓延河水面浮起薄冰。窯洞里，戰友輕聲提醒：“聚奎同志，七大前的組織審查可細著呢，材料得寫扎實！”一句半開玩笑的話，卻讓李聚奎眉頭輕輕一皺——多年浴血，他最不愿別人質疑的，就是自己的立場。

李聚奎1904年生于湖南醴陵，出身貧苦，卻天生帶著股倔勁。1928年平江起義，他在彭德懷麾下被民主推選為排長。彼時紅軍仍處探索期，連排長都靠戰士投票產生，想想都新鮮。而這位排長的“見面禮”，就是率隊沖進固守的碉堡，硬把兩挺機槍奪了回來，平江城頭升起的紅幟上寫滿了他的汗與血。

井岡山會師后，他已是中隊長。1930年，因傷病回后方療養幾個月，再返前線時職務已被頂替。彭德懷只是摸了摸他肩膀：“紅六軍剛組建，黃公略當軍長，你去當支隊長吧，干部缺得緊。”一句話，沒有商量余地，他二話不說提槍上路。短短半年，新兵被他帶成敢打硬仗的老兵，紅六軍于是聲名鵲起。

1933年軍團整編，紅六軍并入紅一軍團，他成了紅一師師長。一團團長楊得志、三團團長黃永勝、政委鄧華都在師里，這支隊伍在長征途中打過土城、四渡赤水等惡仗，缺衣少糧卻沒掉過隊。1935年與紅四方面軍會師，他被調去當軍參謀長，專門彌補兩支部隊戰術差異，張國燾見了連說“會打仗”。

抗戰爆發，部隊改為八路軍129師，他任386旅參謀長，又當決死一縱旅長。1939年春，日軍對魯西北發動大掃蕩，他兼任先遣縱隊司令員兼政委，擔負誘敵和掩護機關轉移任務。戰區是平原，村落稀疏，防御線一夜就可能被坦克撕開，稍一猶豫就會被合圍。

玻璃寺廟戰斗前夜，敵情驟變。根據地黨委書記張霖芝帶著機關已轉移，先遣縱隊卻被三個步兵聯隊截住。李聚奎迅速組織反擊，掩護大部突圍后，天色已黑。他決定換便衣，只帶一個偵察員，繞大圈去找區黨委取最新指示——必須摸清友軍位置再定下一步，否則幾百條命可能白白丟掉。深夜的麥田里，他壓低聲音道：“敵人耳朵長，槍聲能免就免。”一句話定下行動準則，隨即消失在夜色中。次日清晨，他完成聯系，又趕回指揮部，縱隊順利拉向漳衛河一線。

事情到此原該結束，沒想到硬仗打完幾年后卻在延安被翻舊賬。1945年春，七大代表集中進行組織談話，總政組織部部長把李聚奎請去：“有人說你在玻璃寺廟戰斗曾穿便衣，表現動搖，想聽聽你的解釋。”話音一落，屋子里瞬間沉了下來。

李聚奎當即站起，臉微紅：“說我穿便衣沒錯，那是戰術要求。但要扣上‘動搖’兩字，就是對我的侮辱！”他幾乎是拍案而起，語速很快，卻條理分明，把當年作戰背景、敵我態勢、黨委指示一五一十擺出。末了補一句：“若非如此決斷，先遣縱隊很可能當夜全軍覆沒。”

組織部門按規矩要核查，不得不說辦事嚴謹。幾天后，王幼平等當年參戰干部被請來作證，陳述與李聚奎完全一致。結論出來：穿便衣屬戰術機動，無任何政治動搖。調查組向他正式致歉，話不多，只一句：“李司令員，情況澄清了。”但一句短短的道歉，讓這位湘軍漢子眼圈微紅，他輕聲回道：“我相信組織。”

事件雖小，折射出的卻是延安時期嚴密的民主集中制與干部審查制度。戰場上可以拼命，延安的窯洞里同樣要經得起放大鏡。有意思的是，李聚奎的憤怒并非針對調查，而是針對含糊其辭的指責——勇將最忌被懷疑勇氣，這種心態在老紅軍中頗具代表性。

七大后，李聚奎調任太岳軍區司令員，帶兵反掃蕩、反“蠶食”，直到1948年春渡黃河南下。建國后，他官至總后勤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上將軍銜。熟悉他的戰友說，這位將軍一生最恨兩件事：臨陣退縮和背后告狀。或許正因如此，玻璃寺廟的“便衣風波”在他心中始終像根倒刺，一想起便火氣上涌。

戰爭年代，穿不穿軍裝有時只是戰術選擇，但“動搖”二字卻關乎政治生命。試想一下，若調查不夠細致，李聚奎這位久經沙場的“拼命三郎”很可能背上莫須有的包袱，后續指揮權便要打折扣，影響的不僅是個人榮辱，更是戰局走向。不得不說，七大前后那套程序繁瑣，卻為日后大決戰儲備了信任資本。

多年過去，延安窯洞外早無槍聲。回顧這段插曲，最觸動人心的并非激烈辯白，而是最終那句樸實的“我相信組織”。堅信組織，也就堅信了信仰本身——李聚奎如此，千千萬萬老紅軍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