錕涵律所·康潔律師：從《民法典》看南博名畫事件中的契約與信任

近日，南京博物院因一幅曾由龐氏家族捐贈、后現(xiàn)身拍賣市場的《江南春》圖卷，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一方是堅信捐贈皆為珍品的后人，另一方是依據(jù)數(shù)十年前鑒定記錄處置“偽作”的國立博物院。這場跨越數(shù)十年的糾紛，不僅關乎一幅畫作的真?zhèn)闻c歸屬，更觸及了一個核心的法律命題：當私人珍藏以公益之心托付給公共機構，這份贈與契約所蘊含的權利與義務，邊界究竟在何方？

本案看似是文博領域的專業(yè)爭議，但其法律關系的基石，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的贈與合同。

《民法典》以下條款對公益贈與進行了詳細的規(guī)定：

第六百五十七條：定義了贈與合同是贈與人無償將財產(chǎn)給予受贈人，受贈人表示接受的合同。

第六百五十八條：規(guī)定了公益、道德義務性質(zhì)的贈與合同依法不得任意撤銷。

第六百六十一條：規(guī)定贈與可以附義務。

第六百六十三條：規(guī)定了贈與人可以行使法定撤銷權的幾種情形，其中包括“受贈人不履行贈與合同約定的義務”。

公益贈與的幾個關鍵特征：

不可任意撤銷的鄭重承諾：龐家向國立博物館的捐贈，明顯具有支持公共文化事業(yè)的公益性質(zhì)。根據(jù)《民法典》，此類公益贈與一旦成立，贈與人便不能像處理普通禮物一樣隨意反悔。這既是對受贈方公共利益的保護，也體現(xiàn)了法律對公益善舉的鼓勵和穩(wěn)定期待。

可能“附義務”的深厚期許：法律允許贈與附有義務。在公益捐贈中，義務雖未必白紙黑字寫明，卻往往蘊含著捐贈者最樸素的愿望：希望珍品被妥善保管、研究、展示，服務于社會公眾。這份期許，是贈與契約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內(nèi)核。

受贈人違約可能觸發(fā)撤銷權：如果受贈人嚴重違背了贈與所附的義務（無論是明示還是隱含的），法律賦予了贈與人一把“后悔鑰匙”——法定撤銷權。這是法律在保護公共利益的同時，對贈與人合法權益的重要制衡。

▌結合本案分析

將法律框架應用于南京博物院事件，幾個爭議焦點便有了清晰的衡量尺度：

所有權與處置權的行使，是否超越了義務的邊界？

南京博物院作為受贈方，依法獲得了捐贈文物的所有權。然而，所有權的行使并非毫無限制。尤其對于捐贈品，其處置必須格外審慎。根據(jù)原文化部《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即使對認定為不夠入藏標準的物品進行處理，也必須經(jīng)過嚴格的復核、報批程序，并“謹慎處理”。博物院是否有權在捐贈者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單方面將畫作調(diào)撥、出售？其處置程序是否符合“謹慎”的法定要求？這無疑是本案的第一個法律癥結。

“妥善保管”的核心義務，是否已經(jīng)履行？

“妥善保管”是博物館接受捐贈后最核心、最根本的合同義務。本案中，無論畫作真?zhèn)危湓诓┪镳^管理期間流向市場，這一結果本身就對“妥善保管”義務提出了嚴峻質(zhì)疑。如果連文物的去向都無法清晰追溯、做出合理解釋，那么受贈方是否已經(jīng)構成對贈與合同根本義務的違反，進而可能觸發(fā)贈與人的撤銷權？這是本案的第二個核心法律問題。

捐贈者的“知情權”是否應得到尊重？

即便假定當年的鑒定與處置在程序上完全合規(guī)，一個無法回避的倫理與法律問題是：捐贈者是否有權知情？從樸素情感出發(fā)，將家族珍藏托付，數(shù)十年來卻對“被認定為偽作并已處置”一事毫不知情，這無疑有悖于信任。尊重捐贈人的捐贈信息知情權與后續(xù)監(jiān)督參與權，不僅是對捐贈人公益熱情的呵護，更是履行贈與合同附隨義務、恪守法律原則的核心要義。

我們希望，本次事件能成為一個契機，推動文博機構進一步審視內(nèi)部管理流程，在法律框架下建立更透明、更規(guī)范、更尊重捐贈人的長效機制。唯有如此，方能不負每一份托付的初心，讓公益捐贈的河流，永遠清澈，奔流不息。

本文旨在法規(guī)之一般性分析研究或信息分享，不構成對具體法律的分析研究和判斷的任何成果，亦不作為對讀者提供的任何建議或提供建議的任何基礎。作者在此明確聲明不對任何依據(jù)本文采取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