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國合作而不是對抗，委內瑞拉未來大概率會走向富裕

馬杜羅被從臥室帶走的那一刻，某種意義上是查韋斯時代在委內瑞拉的終局。長達二十余年的“21世紀社會主義實驗”，留下的是滿目瘡痍的經濟、近半人口的逃難潮、以及一代人破碎的生活。如今，當塵埃尚未落定，代理總統發出“值得擁有和平與對話”的聲音時，一個沉重而現實的問題擺在面前，這個擁有全球最豐富石油儲備的國家，究竟會走向何方？

種種跡象表明，一條與美國及國際社會合作而非對抗的道路，正成為委內瑞拉最可能、也最務實的選擇，而這條道路，將大概率引領這個飽受創傷的國家，走向遲來的穩定與富裕。

這不是一種天真的幻想，而是基于當代國際關系邏輯的審慎推斷。首先需要破除一個常見的迷思，認為美國干預他國，目的就是直接掠奪資源或建立殖民統治，這種觀點屬于十九世紀的思維，在現代國際體系中，直接統治的成本極高而收益甚微。美國作為一個重商主義傳統深厚的國家，其核心訴求并非領土，而是穩定的商業環境、可控的地緣政治風險和暢通的全球貿易網絡。

從這一邏輯出發，我們才能理解，為何美國往往與薩達姆式的政權難以共存，這類政權通常具備兩個致命特征，高度的“不可談判性”與“風險不可控性”，它們往往依靠煽動民族主義和反美情緒來凝聚內部合法性，因而在外交上傾向于采取對抗姿態，拒絕按既有國際規則行事；同時，其內部決策過程高度個人化、非制度化，行為難以預測，極易破壞地區穩定。無論是薩達姆入侵科威特，還是塔利班庇護基地組織，都觸犯了這條底線，導致其政權被外力推翻。

馬杜羅政權不幸地步其后塵，在特朗普政府重提“門羅主義”，強調美洲是美國戰略后院之際，馬杜羅卻選擇了最高調的反美姿態，同時在國內將經濟治理徹底政治化，導致國家機能癱瘓、人道災難外溢，成為地區的不穩定源。這既失去了“可談判”的空間，也成了“不可控”的風險本身，其結局，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必然。

那么，一個與美國及國際社會合作的委內瑞拉新政府，將面臨怎樣的前景？歷史提供了一些參照。無論是戰后的德國、日本，還是相對近期的伊拉克、阿富汗（在美國占領與塔利班重新奪權之間的時期），都可以看到一個模式，當美國為了自身戰略利益而深度介入一個地區后，它會傾向于在當地扶植一個穩定、開放、遵守國際規則的新秩序。因為混亂、貧窮和封閉，不符合任何商業國家的長遠利益。

具體到委內瑞拉，合作的路徑將意味著幾項關鍵轉變。首先，結束國際孤立，重返全球金融與貿易體系，讓被制裁凍結的資產和貿易通道得以解凍。這對瀕臨崩潰的委內瑞拉經濟無異于輸氧急救。

其次，吸引國際資本和技術重返其龐大的石油產業，進行現代化改造與擴產。石油仍是委內瑞拉最現實的翻身資本，但需要巨額投資和先進技術，這離不開與西方石油公司的合作。

其三，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援助與改革指導，重建財政紀律，遏制惡性通脹，恢復經濟的基本運作功能。

其四，在政治上交由委內瑞拉人民通過可信的選舉，決定其未來領導人，從而獲得廣泛的國內合法性與國際承認。

這一過程絕非坦途，必然伴隨陣痛、妥協與內部博弈，但方向是清晰的，從封閉對抗走向開放合作，從民粹統制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與法治，從個人獨裁轉向制度重建。

值得強調的是，這種轉變的受益者首先是委內瑞拉人民，他們不需要再排著長隊等待一袋救濟糧，不需要再用鈔票當廁紙，不需要再冒死穿越邊境去鄰國端盤子。一個穩定、正常化的國家，能夠重新提供就業、教育、醫療和最基本的尊嚴。美國的行為動機仍是其國家利益，但在當今相互依存的全球化體系中，一個遵守規則、經濟繁榮的委內瑞拉，既符合美國的商業與地緣利益，客觀上也符合委內瑞拉人民的生存與發展利益。

這并非在為強權政治唱贊歌，而是在陳述一個冷酷卻現實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原理，在一個由規則（盡管并不完美）主導的全球體系中，選擇融入與遵守規則，往往比選擇對抗與自外于體系，更能為國家帶來發展機遇。蘇聯體系的崩潰，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其封閉體系讓跟隨者越玩越窮。

委內瑞拉的悲劇，源于一場以崇高理想開始、以國家破產告終的社會實驗，它的教訓是，無視經濟規律的道德激情，最終只會帶來普遍的貧困。如今，擺在委內瑞拉面前的，或許是一條更為務實、也更具希望的道路，告別對抗的執念，通過合作重建國家。這條路不會輕松，也絕非天堂的保證，但它大概率會通向一個比過去二十年更穩定、更繁榮的未來。對于一個已經失去太多的國家來說，這或許是歷史給予的一次珍貴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