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0年3月1日，臺北的空氣里全是火藥味。
那天國民黨保密局的一幫特務沖進“國防部次長”吳石中將家里時，根本沒像電影里演的那樣翻箱倒柜找電臺。
他們的目標明確得嚇人——就要書房里那張巴掌大的特別通行證存根。
誰能想到，這張不起眼的小紙片，直接把國民黨內部潛伏級別最高的“密使一號”送上了斷頭臺，順帶讓整個中共臺灣地下黨遭遇了毀滅性的雪崩。
這一切的起因，竟然只是一張10元新臺幣背后隨手寫下的電話號碼。
說白了，如果當時關鍵人物沒選那條看起來“高大上”的官方通道，而是聽了一個漁民出身的交通員的話，走了那條沒記錄的“野路子”，臺灣后來幾十年的歷史，搞不好真得重寫。
很多人都知道吳石案慘，知道朱楓在馬場町刑場有多英勇，但很少有人知道，在這一連串悲劇發生前，其實有個簡直是“開了掛”的逃生門。
這個門的守門人叫劉青石，一個在基隆海邊長大的“土著”。
劉青石這人，放在今天絕對是頂級特工苗子。
他不是什么大官，就是個漁民家的孩子，但在當時，他是中共臺灣省工委最資深的交通員。
那個年代特務多得像米鋪里的蒼蠅，劉青石就扮成布匹商人，把情報膠卷藏在鞋底夾層里，像走鋼絲一樣在海峽兩岸來回竄。
到了1949年底，局勢不對勁了，地下黨老大蔡孝乾覺得要有麻煩，劉青石立馬利用他對地形的熟悉，搞出了一條極其接地氣的“黃金撤離線”。
這條線絕就絕在它“土”。
不走基隆、高雄這種有雷達盯著的大港口，而是走花蓮、宜蘭那些鳥不拉屎的小漁港。
那時候國民黨的巡邏艇只盯著大船，對這種趁著夜色和潮汐出海的走私船，基本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劉青石找的船長是老鐵，船艙底下有個一米見方的暗格，上面堆滿麻袋、茶葉和咸魚。
人往里一縮，上面那股咸魚味一蓋，神仙也聞不出來。
這路子最大的好處就是沒有紙面記綠。
在白色恐怖時期，最安全的路，往往是地圖上找不到的那條路。
但這事兒吧，壞就壞在“信任”這兩個字上。
朱楓當時并不信這條路。
1950年1月中旬，蔡孝乾發出了“老吳生意虧本”的暗號，意思是有內鬼，趕緊撤。
朱楓剛到臺灣不久，對這邊的“野路子”心里沒底。
作為一個受過正規教育的干部，她本能地覺得劉青石那條要等潮汐、還要轉好幾道手的走私路太不靠譜。
相比之下，她更迷信吳石——人家可是“國防部次長”啊，手里握著實權呢。
她覺得，憑吳次長的面子，簽一張飛往舟山的軍用飛機通行證，那還不是穩得一匹？
這絕對是一個致命的誤判。
在和平年代，走官方渠道那是VIP待遇；但在那種你死我活的時候，官方渠道就是給特務留下的“路標”。
朱楓拿到了吳石簽發的通行證，確實順利飛到了當時還沒解放的舟山。
她以為自己這波操作穩了，甚至可能還在慶幸沒去鉆那個滿是魚腥味的船艙。
可她不知道，那張蓋著吳石印章的存根，正靜靜躺在國防部的檔案柜里，就像一顆設定好時間的炸雷。
引爆這顆雷的，是蔡孝乾。
這位曾經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到了臺灣后骨頭軟得跟面條似的。
他在1950年1月第一次被捕時，竟然還能趁特務不注意跑了。
按理說，這時候只要腦子沒進水，肯定得切斷所有聯系，要么鉆深山，要么走劉青石的水路趕緊潤。
可這位蔡書記也是絕了，他竟然舍不得在臺北的富貴日子，更舍不得他的小姨子馬雯娟。
3月中旬，他居然冒險潛回臺北取私人物品和錢財，結果被早已埋伏的特務抓了個正著。
這一抓，蔡孝乾徹底破防了。
為了保命，他把一千八百多人的名單全吐了出來。
特務還從他身上搜出一張面值10元的新臺幣，背面赫然寫著朱楓的電話號碼。
保密局的人也不傻，順藤摸瓜一個電話打過去，發現人已經不在了。
再一查出境記錄，好家伙，去了舟山。
誰簽發的通行證？
吳石。
這一連串操作下來，簡直絲滑得讓人絕望。
這是一個令人窒息的多米諾骨牌：蔡孝乾的貪圖安逸暴露了朱楓的電話，朱楓的電話牽出了舟山的行蹤，舟山的行蹤鎖定了吳石的簽名。
看似完美的官方手續，最后成了通往刑場的單程票。
如果朱楓當時選了劉青石的“走私船”，特務們就算抓住了蔡孝乾，翻遍了機場記錄也找不到人；如果查不到朱楓，吳石這位潛伏在敵人心臟的“一號人物”就不會暴露，他依然可以坐在作戰室里，把國民黨的兵力部署源源不斷地傳回大陸。
可惜啊，歷史沒有如果。
當特務沖進吳石家時，這位儒將雖然早就做好了犧牲的準備，但他一定沒想到，擊穿他最后一道防線的，不是敵人的高明，而是自己人的疏忽和背叛。
后來的故事慘烈得讓人不忍卒讀。
1950年6月10日，馬場町刑場，吳石將軍在行刑前寫下“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然后從容赴死；朱楓身中七槍，倒在血泊中。
而在花蓮月眉山墓園苦苦等待消息的劉青石，最終也沒能等來他要接應的同志。
那艘漆成灰黑色的走私船，在東海岸的浪濤里空等了一次又一次潮汐。
劉青石后來在墓園里躲了整整四年，這期間靠吃野薯和祭品度日，跟野人也沒啥區別。
直到1954年才因為叛徒出賣被捕。
這哥們兒也是個硬茬，在敵人的審訊室里玩了一出“假投降”，最后奇跡般地在1956年回到了北京。
晚年的劉青石坐在北京的寓所里，常常望著窗外的西山發呆。
他無數次對人說起那條沒被走通的水路，語氣里滿是遺憾。
那個未能成行的“水路撤離計劃”，成了臺灣地下黨歷史上最令人扼腕的“未完成”。
1987年，劉青石在那個特殊的日子里又給自己倒了一杯酒，對著南邊的方向灑在了地上，那個動作，他重復了幾十年。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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