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拉美問題專家江時學：“唐羅主義”對國際秩序造成巨大沖擊和破壞

據新華社，美國總統特朗普4日號稱，美國已“掌控”委內瑞拉，并對委內瑞拉代理總統羅德里格斯發出威脅，稱她如“不做正確的事”將付出“沉重代價”。

當地時間3日凌晨，美國突襲委首都加拉加斯等地，強行控制委總統馬杜羅夫婦并將他們帶至美國。特朗普當天公開宣稱，美國將“管理”委內瑞拉，并表示美國石油企業已做好在委內瑞拉大舉投資的準備，以恢復委石油出口，“為美國賺錢”。

4日，特朗普還宣稱，委內瑞拉可能不會是美國干預的最后一個國家。當被問及美國是否會對哥倫比亞發動行動時，他說：“聽起來不錯。”

外交部發言人林劍1月5日表示，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幻，中國始終做拉美和加勒比國家的好朋友、好伙伴，中國對拉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林劍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尊重拉美人民選擇，不以意識形態劃線。中方同拉美國家的交往合作始終秉持平等相待、互利共贏的原則，從不尋求勢力范圍，也不針對任何一方。“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有權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合作伙伴。中方愿同拉方一道繼續團結協作應對國際風云變幻，以互利合作共謀發展繁榮，造福雙方人民。”林劍說。

面對這一公然踐踏國際法準則的極端事件，西半球政治版圖是否正面臨劇變？國際秩序的底層邏輯是否已徹底倒向“叢林法則”？上海大學特聘教授、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時學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這一軍事行動象征著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落地的“第一槍”，但同時也對國際秩序造成巨大沖擊和破壞。

第一財經：2025年12月白宮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強調美國在西半球的絕對存在感。僅僅一個月后，美軍就對委內瑞拉實施了軍事打擊。為什么委內瑞拉會成為“門羅主義的特朗普推論”（即“唐羅主義”）下的首個目標，這反映了美方怎樣的動機？

江時學：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與其隨后實施的軍事打擊之間存在著必然的邏輯聯系。此次針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可以被視為美國落實該戰略所打響的“第一槍”，是其全球戰略重心向西半球偏移的首個實質性步驟。

至于為何首選委內瑞拉，我認為主要基于兩個核心條件的交織。首先是政治意識形態的高度對立，委內瑞拉長期以來保持著極其強烈的反美立場，從查韋斯時期到馬杜羅時期，這種反美情緒的烈度在拉美地區是絕無僅有的。其次是經濟利益，委內瑞拉擁有全球領先的石油資源儲量。當強烈的政治敵對與核心戰略資源兩個條件同時具備，委內瑞拉便成為了美方下手的首要目標。

從深層動機來看，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其戰略野心是全球性的，試圖將其意志延伸至亞非歐及亞太地區。而此次對西半球及拉美地區表現出的高度重視，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強化“后院”控制權的迫切心理；另一方面也與當前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個人色彩密不可分。例如國務卿盧比奧本身具有古巴裔背景，這種深層的歷史與情感糾葛使其必然將西半球視為戰略主攻方向。此外，美方也明顯感知到了中國在拉美地區日益增強的影響力，這種戰略焦慮促使其采取極端手段進行排他性競爭。

第一財經：2026年是拉美的“超級選舉年”。這種極端的介入是否會對拉美其他左翼國家的選情產生“寒蟬效應”？

江時學：美方在公開表態中并未遮掩這種動機，稱他們在委內瑞拉的所作所為，本質就是向整個拉美地區的左翼政權乃至全球其他戰略對手進行武力示威。這種言論在我看來極其荒謬，但其產生的心理震懾力確實不容忽視。

當這種不可預測且不受約束的強權行為公然挑戰國際準則時，整個地區乃至國際社會很容易陷入一種普遍的“人人自危”的安全焦慮中。

第一財經：美國總統提出要由美國“管理”委內瑞拉，但考慮到當地情況，您是否擔心委內瑞拉會陷入“阿富汗化”的泥潭？

江時學：關于所謂“管理”的說法，我認為在實操層面面臨巨大挑戰。目前美委之間甚至連基本的大使館級外交關系都沒有，這種真空狀態下談何“管理”？至于是否會“阿富汗化”，我傾向于認為可能性較低。傳統的“阿富汗化”特征是美軍長期地面駐扎且深陷泥潭，而目前的判斷是，美國不大可能向委內瑞拉派遣大規模地面部隊進行長期占領。

在能源控制方面，雖然全面壟斷的局面尚未完全形成，但美方的意圖已非常明顯，即通過強制手段為美國石油公司攫取特許準入權。這理論上并未排斥其他經濟體的準入，但如果面對的是一個無視國際規則的霸權行為體，它可能會采取威脅手段迫使當地政權排斥其他合作伙伴。這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委內瑞拉政權在壓力下的韌性，也取決于國際社會對這種霸權行徑的抵制程度。

第一財經：智利等拉美國家已經公開譴責美國的這次軍事行動是對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的侵犯。美方這種將國內國家安全戰略強行凌駕于《聯合國憲章》之上的行為，是否標志著二戰以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經名存實亡？

江時學：如果這種干預演變為一種“常態”，那將意味著國際社會的徹底失序。強權政治將肆無忌憚地橫行，在這種荒誕的現實面前，我們所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性反而得到了進一步凸顯，因為現有的秩序已無法保障基本的主權安全。

國際法本身是文明國家之間的準則與溝通基石，但對于那些公然奉行單邊霸權的勢力而言，法律往往被視作無物。這就像是在交通規則健全的社會中，即便法律規定車輛必須禮讓行人，但如果出現完全無視法紀的危險駕駛者，且缺乏強有力的執法力量制約，那么行人的人身安全就無從談起。

在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狀態下，聯合國的制約能力被嚴重削弱。智利總統博里奇的擔憂非常有代表性：“今天是委內瑞拉，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一個國家。”盡管我們必須反復強調國際法的重要性，但在當前的現實博弈中，這種訴求往往面臨無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