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參軍就出局? 一場赤裸的“精英大清洗”擊穿硅谷

? [美] 亞歷山大·卡普、尼古拉斯·W. 扎米斯卡

帕蘭提爾科技公司

本文節選自《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一書

技術中立論者

硅谷當代的領袖們，也就是那些構建了如今支配我們生活的科技帝國的人，大多都成長于一種名義上尊崇正義原則的文化環境。然而，在這種文化環境下，除了平等和尊重他人權利等基本規范，那些困擾我們道德生活的更廣泛議題基本上都是被禁止討論的。任何關于“何為良善或有道德的生活”“在現代社會中忠于國家意味著什么”等話題的探討，都超出了可允許言說的范圍。作為美國大學體系進一步開放后的首批重要畢業生，這一代人不愿意限制自身選擇、不樂于排斥異見，也不喜歡明確表達自己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立場。無論是在商業決策和精神生活中，還是在個人及情感領域，他們都把“保持選擇的靈活性”作為其最高原則。這代創造者的歸屬感，基本都投向了他們親手創辦的企業。而且，從小接受的學校教育中，他們就被灌輸了這樣一種觀念：任何對美國使命乃至整個西方文明過分熱忱的尊崇，都應當受到質疑，絕不可盲目接受。

艾米·古特曼于 20 世紀 80 年代至 90 年代任教于普林斯頓大學，她曾如此概括那個時代的邏輯，“我們的首要道德忠誠不應歸屬于任何群體”，無論是國家還是其他組織，而只應歸屬于“正義”本身。對當時乃至今日的許多人而言，他們所追求的是一種脫離實體依托的道德，一種擺脫現實生活復雜性的超然存在。但這種趨向虛無、超越國家且過于學院化的道德觀，卻削弱了人類的道德能力。發達國家的世界主義者與技術精英們自詡為世界公民；在他們看來，財富與創新能力已使其獲得了徹底的自由。正如西班牙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所說：“精英屬于世界，民眾則屬于地方。”這一代科技創始人與程序員的本能是回避抉擇、拒絕站隊、不得罪任何人。然而這種對選擇權的盲目崇拜卻帶來了惡果，因為它禁錮了年輕心智的成長，并迫使其陷入一種永遠在準備卻永遠不敢真正投入戰斗的尷尬狀態。而未來終將屬于那些敢于自沉戰船之人。當下世代總是有各種退出通道與后備計劃，總想著如何將自己觀點中的棱角磨平，絕不考慮為事業做拼盡全力乃至孤注一擲的投入。但事實上，這種投入實為成功之所必需，而即便最終失利，也能帶來足以催人奮進的深刻教訓。

無論我們情愿與否，當今美國新興的技術階層都已成為我們所處之新世界的主宰。這些往往將軟件與人工智能視為人類救贖的精英當然也有信念，但歸根結底，他們的信念中只有自己及其創造的技術，對于國家整體使命以及存在意義等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議題，他們則唯恐避之不及。他們只關心創造，但我們應當追問的是，他們創造的目的和理由到底是什么？艾森豪威爾總統在1961 年 1 月的告別演說中警告，我們既要警惕“軍工復合體”的崛起，也要警惕“公共政策淪為科技精英的獲利工具”。我們當前的創新時代已經被軟件工程師們盲目的技術構建所主導，他們僅僅因為有能力創造而創造，卻從未思考過更為根本的目標。

這種純粹為了創造而創造的欲望中蘊含著一種純粹性，其迸發的巨大創造力，更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否認的事實。2004 年聯合創立臉書的馬克·扎克伯格向世人展示了一種指數級增長的范式——從區區數十用戶，到數百、數千、數百萬乃至數十億用戶，這種規模擴張的速度與幅度，不僅超出了人類此前的想象，而且到現在也仍難以讓人完全理解。他的平臺屢次突破人們所預想的增長天花板，令支持者與批評者都感到困惑不已。2010 年電影《社交網絡》上映后，扎克伯格對影片將他的創業動機解讀為追求社會地位甚至異性青睞的做法提出異議。“他們就是無法理解有人會僅僅因為喜歡創造而去創造某個東西。”他在 2010 年10 月斯坦福大學的演講中如是說。這番話道出了新一代軟件工程師與創業者的心聲：他們的核心驅動力在于對創造本身的熱愛，與任何宏大世界觀或政治議程都毫無關系。這些人正是所謂的“技術中立論者”。

我們的教育機構及更廣泛的文化土壤催生了一批新型領導者，他們不僅對世界持中立或不可知的態度，更嚴重喪失了形成獨立真實世界觀的能力。這種內在信念的缺失使他們極易淪為他人謀略與設計的工具。整整一代人都面臨喪失批判性思考世界及其自身定位能力的危險。我們必須警惕的不僅是美國思想的封閉化，更是這種思想的“產品化”。當今硅谷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嘲笑大眾對槍支與宗教的依附，但他們自己卻沉溺于另一種偽裝成思想的淺薄而貧乏的世俗意識形態。

當代文化或許已將“所有觀點都應被包容”視為不言自明的公理，但我們必須承認，在一些特定的社會圈層，諸如在很多公司的董事會，尤其是在我們最頂尖的院校中，哪怕只是稍微地流露對某種宗教的虔誠信仰，或是真心相信某種高于人類力量的存在，就會被視為前工業時代的蒙昧遺存。這種轉變已持續了數十年。精英階層對宗教信仰的排斥恰恰證明，他們所推行的政治議程，實則遠沒有其所宣稱的那樣開放。正如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斯蒂芬·L. 卡特在其 1993 年出版的《懷疑的文化》一書中所指出的，在這個國家的知識統治階層看來，“只有那些狂熱分子才會認真對待宗教”。卡特指出，當今對宗教的懷疑，實質上源自現代，它或許可追溯至弗洛伊德。 后者一直將宗教視為一種強迫性的沖動。在 1907 年發表的一篇題為《強迫行為和宗教實踐》的文章中，弗洛伊德寫道：宗教的核心在于圍繞罪疚與贖罪的反復擺蕩，而其形成則“似乎是建立在對某些本能沖動的壓抑和克制之上”。或許正是精英文化中這種針對宗教的、時常公然的敵意，阻礙了當代人信念的形成和發展。

毫無疑問，不愿意根據新證據修正自己的觀點，這本身就是對進步的一種阻礙。正如德國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所言：“一項新科學真理的勝出，絕不是依靠對反對者的說服以及獲得其認同，而是因為這些反對者的最終消亡。”西方文明的奇跡就在于其對科學的堅定信仰，然而這種信仰也可能使我們忽略了對另一種同樣重要的品質——智識勇氣的鼓勵和培養。而所謂的智識勇氣，就是要求我們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也依然要保持某種信念或堅定的立場。

我們變得過于急切地將任何情感或價值觀的表達驅逐出公共空間。美國的受教育階層滿足于置身事外，不愿對美國的國家使命做任何實質性探討：我們這個國家究竟為何？我們的價值觀為何？我們的立場又為何？戰后美國這場聲勢浩大的世俗化進程，受到許多左派人士私下或公開的喝彩，他們將系統性地把宗教從公共生活中剔除視為包容性的勝利。從這個角度來看，這確實是一場勝利。但這場對宗教的圍剿所帶來的意外后果是，徹底抹殺了所有容納信仰的空間，整個社會中再也沒有任何余地能夠讓我們表達美國曾經為何或應該為何的價值判斷和規范理念。國家的靈魂因此岌岌可危，被以包容之名放逐。但問題在于，對一切的寬容往往也意味著對一切的虛無。

我們無意中剝奪了自己批判任何文化的機會，因為所有文化乃至所有的文化價值觀，都被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經過數十年的爭論，后現代主義的思潮已然走向窮途末路，其局限性更是暴露無遺。正如福山所言：“如果所有信仰都具有同等真實性或歷史偶然性，如果理性信念只是西方中心論的一種偏見，那么即便是針對那些最野蠻的行徑，我們也將失去道德評判的立足點——當然，后現代主義理論自身也將失去其認識論根基。”戰后美國對信仰的剿殺實屬矯枉過正，并使整個社會陷入脆弱境地。難道美國僅僅是一個幫助那些信仰全球化的受教育新貴謀利的工具嗎？

在這場針對信念的持續圍剿中，多數美國人始終保持著一種模棱兩可的觀望態度。這并非因為他們思想狂熱或心懷隱秘偏見，而是出于一種合理的警覺和懷疑。鑒于言論及語言已被一群世俗主義的衛道士嚴密監控，即便是對“不得冒犯任何人”這條新首要指令的哪怕最輕微違反也會遭受批判，因此，每當人們試圖主張某種生活方式或價值體系優于其他時，都不得不如履薄冰。在形式上，異見仍被允許存在。但這種寬容實則反復無常，也甚為膚淺且脆弱。

那些反對將公司資源用于為美國軍方開發軟件的谷歌員工，清楚地知道自己反對什么，但卻并不知道自己真正支持什么。我們所描述的問題，并不是一種基于原則的和平主義或非暴力立場，而是一種更為根本的對任何信仰的喪失。這家公司的成功，本質上是因為其構建了一套復雜且極為盈利的機制，能夠通過在搜索結果中嵌入消費品和服務廣告來進行商業變現。這項服務至關重要，而且已經重塑了整個世界。但企業和相當一部分員工，卻回避了關于國家使命與身份認同等更為根本的問題。他們僅僅滿足于劃出自己不愿逾越的紅線，卻不愿意就如何通過企業創造服務于國家使命做出積極構想。他們樂于從我們的搜索歷史中謀利，卻不愿捍衛我們的集體安全。

更不用說，谷歌與硅谷眾多科技巨頭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于美國的教育文化、法律保護與資本市場。個人計算機與互聯網本身就是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國防部下屬機構高級研究計劃局資助和支持的結果。倫敦大學學院經濟學教授瑪麗安娜·馬祖卡托在其《創業型國家》一書中批判了硅谷的這種集體失憶現象。她指出，美國軍方的角色已被當今的軟件巨頭們“遺忘”，它們通過重構歷史，不僅將自己置于核心位置，同時還淡化甚至抹除了政府在推動和維系創新中的作用。正因為缺乏一個值得為之奮斗的更宏大目標，許多人只能轉向他處，這并非出于某種道德缺陷，而是因為我們最受敬重的教育機構已從文化的承載者淪為行政管理者。

我們對宏大命題的回避，使大量才華與熱忱無處安放。整整一代最杰出的人才，無論自愿與否，都流向了少數幾個行業領域。例如，2023 年一項針對哈佛大學應屆畢業生的調查顯示，有近半數學生選擇進入金融或咨詢行業。而據《哈佛深紅報》分析，1971 年的哈佛大學本科畢業生中，僅有 6% 進入這兩個行業。這一比例在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持續上升，在 2007 年金融危機前達到了 47% 的峰值。

哈佛大學畢業生進入金融或咨詢行業的比例（1971—2022 年）

美國高等教育的工具化趨勢仍在持續，且未受到任何有效遏制。1966—2010 年，獲得人文學科學位的大學畢業生比例從14% 驟降至 7%。與此同時，選讀計算機與工程專業的學生人數在過去 10 年間持續攀升，從 2014 年的 51 696 人增加至 2023年的 112 720 人，增幅超過 1 倍。但我們需要的是對世界、歷史的運動及其矛盾感興趣并對之充滿好奇的工程師，而不僅僅是精通編程的技術人員。

我們總是對自己說，這一代能力與善意兼具的年輕人于志向與方向的巨變，完全是市場的自發選擇，但這實則是自欺欺人，推卸責任。當然，也有部分畢業生確信自己已投身于一項更宏大的事業。但僅僅將自己與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治運動掛鉤，并因此產生一種“接近參與”“接近行動”的感覺，往往只是對真正信仰或思考的一種偽裝。結果才是關鍵。正如基辛格曾提醒我們的，對國家的評判“應依據其行為，而非其國內意識形態”。對自身信念的系統表達與深入探究，不僅是真正教育的核心使命，更是防止思想淪為他人野心工具的最佳防線。

前文曾提到，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所制造的 F-35 戰斗機，其預計總成本高達 2 萬億美元，而其中從發動機到機翼在內的各種部件，幾乎美國每個州都參與制造生產。這些飛機由來自1100 多家供應商的超過 30 萬個獨立部件組成，其中包括在菲尼克斯制造的價值 10 萬美元的鈦合金和鋁合金機身外板，由康涅狄格州東哈特福德的普·惠公司制造的價值 1100 萬美元的發動機，以及韋恩堡一家公司制造的價值 30 萬美元的用于投放炸彈的空氣壓縮機。如此龐大的供應鏈網絡及其帶來的經濟效益，正是國會持續投票支持延長和資助該項目的原因之一。但一旦未來的國防產品——包括那些將主導 21 世紀戰場的人工智能軟件——被硅谷這片彈丸之地上日益壟斷的科技企業掌控，局面又將如何演變？國家又將如何確保這些工程精英會繼續服從于公眾利益并對其負責？

截至2024 年，全球最具價值的 50 家科技公司的總市值達到了 24.8 萬億美元，其中，美國企業的市值占比達到 86%，即21.4 萬億美元。換言之，在全球頂尖科技公司創造的每 10 美元價值中，有近 9 美元是由美國貢獻的。這 50 家公司中，包括蘋果（3.5 萬億美元）、微軟（3.2 萬億美元）、英偉達（3.0 萬億美元）、Alphabet（2.1 萬億美元）、亞馬遜（2.0 萬億美元）、Meta（1.4 萬億美元）和特斯拉（0.8 萬億美元）在內的幾乎所有市值最高企業，幾乎全部植根于硅谷或美國西海岸。這種財富與影響力的集中程度在現代經濟史上前所未見，且還將進一步加劇。

我們所犯的錯誤在于，在沒有要求任何實質性回報的情況下，放任一個技術官僚統治階層在這個國家形成并掌權。公眾應當向他們提出何種要求，以作為不予反抗的條件？既然硅谷的工程師與企業家已被允許在經濟領域享有廣泛的特權，那公眾又應該得到何種補償？僅提供免費郵箱服務可是遠遠不夠的。對任何國家而言，更廣泛的風險在于其精英權力結構的日趨固化和僵化。社會學家E. 迪格比·巴爾澤爾在 1964 年出版的《新教建制派》中所提出的觀點，恰似一面照妖鏡，讓當今美國統治階層的許多人如坐針氈。巴爾澤爾認為，一個由才能驅動的精英階層乃是所有共和政體的核心特征，但挑戰在于如何確保這種精英體系始終保持開放，而不至于墮落為某種按種族或宗教劃界的封閉種姓制度。“若上層階級退化為種姓結構，”他寫道，“傳統建制派的權威將面臨嚴峻的瓦解風險，而整個社會則會淪為野心家追名逐利的競技場。”對任何組織乃至國家而言，挑戰在于既要賦予一部分領導群體以權力，又須防止他們忽視對集體目標的推進，過于專注于維護職位的浮華與特權。從聯邦官僚體系到國際機構，從學術殿堂到硅谷科技巨頭，這些各式各樣的組織若想長久存續，就必須打破并消除其內部形成的種姓結構。

所謂國家，即一種不僅追求自治，更致力于構建共同生活乃至共同目標的集體嘗試，而硅谷是否能夠信仰其自身造物之力以外的任何事物，終將由這個國家決定。在大多數情況下，這個國家所孕育的科技公司都巧妙地規避了可能引發過度審查或不必要關注的問題；它們存在方式的最基本特征就是避而遠之，且常常沉默不語。

長期圖景：全球人均 GDP 估算（公元 1 年至 2003 年，單位：美元）

當下的沉默乃是一種更廣泛心態的折射，即人們既不愿意去冒犯他人，亦不希望自己和周圍人因言犯錯。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有個特別令人難忘的場景：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漫步于林間，看似遠離了反烏托邦國家監視者的掌控。但即便身處僻靜且幾乎肯定無人監視的環境中，他仍覺得樹叢中可能藏著麥克風，而“某個矮小如甲蟲般的人物”正在通過其“凝神監聽”。這一場景并非完全虛構。據傳，民主德國國家安全機構史塔西就曾在柏林公園乒乓球桌上方的樹上放置麥克風，以竊聽人民的只言片語。

奧威爾及其他作家所設想的反烏托邦未來或許已近在眼前，但罪魁禍首并非監控型國家，也不是因為硅谷巨頭們創造的那些剝奪我們隱私或獨處時刻的技術裝置。真正該被指責的是我們自己，而不是那些技術產品，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趨于保守，未能鼓勵和捍衛那種超越自我的堅定信仰。但凡認為別人有過錯即迅速而狂熱地予以批判，稍稍偏離規范便會導致彼此的攻訐，如此的社會氛圍只會進一步削弱我們追求真理的能力。

我們數代的教育者以及政商領袖都僅限于對“正確與否”做出評判，卻全然回避了關于“何為良善”的探究，而正是這種避而遠之的態度，為左右兩派的煽動者們提供了一個可填補的真空地帶。這種態度源于一種想要包容一切觀點與價值的初衷，然而，對一切的包容，也往往淪為對一切的漠然。我們一邊堅定不移地高舉正義之旗，一邊又絕不敢透露自己關于良善生活的真實立場——當代話語所展現出的這種“無菌性”，恰恰是我們自己不愿甚至害怕冒犯他人、疏離他人以及遭到他人否定所導致的結果。然而正如 1929 年生于布達佩斯的匈牙利哲學家阿格妮絲·赫勒所言：“正義只是骨架，良善生活才是血肉。”這一觀點對于從科技到藝術的一切領域都具有深遠意義。

我們在“何為良善生活”這一倫理判斷上退縮的程度，已經堪比我們在美學領域關于“何為美”的判斷。后現代主義對規范性主張和價值性判斷的排斥，已經開始侵蝕我們對真相進行描述性陳述的集體能力。在《美國文化的黃昏》一書中，莫里斯·伯曼承認，文本的創作語境與作者身份確實都至關重要，而學術界等諸多領域所標榜的客觀研究，有很多都名不副實，從這些角度看，“解構主義者是正確的”。“但問題出在，當這種觀點被推向極端時，”他寫道，“人們便會放棄追尋真理甚至否認其存在，拒絕歷史和智識傳統的現實性。”而當下我們怯于發聲、怯于持守觀點以及怯于直面挑戰的反常姿態，正在使我們面臨一種漂浮無依的風險。

我們曾經在歷史中承受類似的考驗。美國民眾曾癡迷于威斯康星州參議員約瑟夫·R. 麥卡錫那股檢察官般的熱情與傳教式的宣傳，但最終還是認識到，這位所謂的“引路人”實則腐敗不堪。今天的我們必須再次向內自省。我們不能只是指責那些與時代共謀墮落的政客，而是要反思我們公眾自身為何未能奮起抵抗社會的沉淪，為何未能阻止美國精神的空心化。1954 年 3 月 9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傳奇主播愛德華·R. 默羅對麥卡錫參議員發起了猛烈抨擊，為這場極具蠱惑性與毒害性的政治迫害運動畫上了句號。正如默羅引用莎士比亞的《裘力斯·愷撒》時提醒我們的：“親愛的布魯圖斯，那錯處并不在我們的命運，而在我們自己。

這場針對國家概念乃至民族性本身的思想討伐，早在一個世紀之前就已經開啟，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挑戰在于，是任由這種討伐繼續，還是必須改弦更張。這場討伐始于一個崇高的初衷，那就是尋求更具包容性的國家認同和歸屬感，使“西方”這一概念對任何愿意推動其理念的人敞開大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努力卻最終演變為對集體認同本身的全面否定。這種對宏大政治使命的排斥，對一個人必須歸屬于集體才能實現重大成就這一觀念的否定，如今正使我們日漸迷茫，無所適從。

《科技共和國：硬實力、軟信仰與西方的未來》

中信出版集團2025-12

ISBN：9787521779608

【內容簡介】

《科技共和國》是我們讀懂美國科技發展與政府關系的一本重磅著作，也是理解未來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參考。這本書指出，自二戰后美國通過大規模協同，在科學技術領域取得驚人成就以來，科技行業已逐漸偏離服務國家和公共利益的初衷。長期以來，硅谷的技術精英們一直沉浸于開發消費產品和社交媒體應用等淺薄但利潤豐厚的項目，對國家安全等攸關生存的重大問題興趣寥寥。

在人工智能時代來臨之際，這種自滿情緒和玩世不恭的態度將對國家安全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作者在書中呼吁，科技界需要回歸“曼哈頓計劃”時代的愛國主義精神,重新建立科技產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關系，以確保美國在未來由人工智能主導的競爭中占據優勢。同時，政府也應該借鑒科技企業的“工程思維”進行自我改造，變得更加敏捷、高效，從而能夠與快速發展的科技產業緊密合作。

《科技共和國》系統性地剖析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硬實力與軟信仰方面的困境，以及科技企業與國家戰略脫節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閱讀此書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讀懂美國正在發生的科技和政治轉向，并幫助我們做出更好的戰略決策。

【作者簡介】

[美]亞歷山大·卡普 帕蘭提爾科技公司聯合創始人、首席執行官。畢業于哈弗福德學院和斯坦福大學法學院，后在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獲得社會理論博士學位。帕蘭提爾科技公司成立于2003年，主要面向美國及其盟國的國防與情報機構開發軟件，同時也服務于商業領域的各類企業。卡普博士愛好中國傳統武術，是馮志強宗師一脈陳氏太極拳的忠實習練者，造詣深厚。

[美]尼古拉斯·W. 扎米斯卡 帕蘭提爾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辦公室企業事務主管兼法律顧問，同時擔任帕蘭提爾國防政策與國際事務基金會董事。

【目錄】

目錄

前言

第一部分 軟件世紀

第1章 迷失之谷

第2章 智能火花

第3章 勝者謬誤

第4章 原子時代的終結

第二部分 美國精神的空心化

第5章 信念的淪喪

第6章 技術中立論者

第7章 斷線的氣球

第8章 “缺陷性系統”

第9章 迷失玩具國

第三部分 工程思維

第 10章 角落蜂群

第11章 即興創業

第12章 從眾壓力

第13章 改進步槍

第14章 云，抑或鐘

第四部分 重建科技共和國

第 15章 進軍“荒漠”

第 16章 “虔誠”的代價

第 17章 下一個千年

第18章美學視角

致謝

注釋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