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階梯教室,燈光壓著人聲,話筒碰桌那一下還在回蕩,過道里一本厚厚的本子飛出去,封皮開裂,臺下有人起身又坐下,空氣黏著火氣,講臺上人沒動,投影里那方斑駁的官印,輪廓硬,字口清,像把釘子釘在墻上,金在吉把那句話丟出來的時候,聲音不重,卻像有人關了窗又推開窗,“從考古和基因溯源看,韓國人的祖先里,有很重的中原移民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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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往臺邊走了兩步,目光掃過去,不急,像在數人頭又像在數年輪,“這枚太守印,等于現在的省級公章,若只為貿易,這套行政架子支撐近四百年沒有意義,2012年大同江出土‘始元四年漢磚’,紀年對到公元前83年,排水系統齊整,這些都指向長期定居。”翻頁,第二件,劉茂墓碑的拓片,刻痕深淺不一,依舊清楚,“西漢官員,任至樂浪太守,終葬平壤一帶,類似漢式墓碑,近幾十年在半島北部出土數十,墓主多為官員或移民。”第三件按下去,幾枚刀幣鋪在黑絨布上,金屬光有些冷,“燕國刀幣,全羅南道古墓群批量出土,字體鑄造與本土燕地一致,無本土化改造,古代交通不便,貨幣能這樣走動,只能說明人群來往密,定居比例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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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有人用手機拍,視頻上網,標簽飄上熱搜,字眼尖,討論很雜,有人刺激,有人冷靜,有人把證據一條條去核對,有人去翻舊刊,“我學考古,講到的這幾樣,都是落在地上的東西,能看能量,不能用情緒壓過出土信息。”留言里這樣的聲音慢慢冒頭,像夜里街角燈一盞一盞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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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間撥回去,上世紀八十年代,學界里其實就有討論,很多稿子卡在審查環節,沒能亮相,2022年一件新出土把縫又撕開一條口子,公州百濟武寧王陵墓磚刻“造此是建業人也”,建業即今天南京,工匠來自中國南方,這條線把工藝與王室工程連到了一起。
證據像是從土里一層層往上冒,慶州新羅古墓里,陪葬品九成以上見漢字,朝鮮王朝的冊封出自明朝皇帝,“朝鮮”國號由朱元璋所賜,科舉制度與儒家經典的選讀一路照搬中原做法,這些年公眾視野里少見,如今重新被擺到玻璃柜里,解說牌換了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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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這份“意外”的建議沒有停在紙上,年末,中韓聯合考古隊成立,目標直指樂浪郡遺址的新一輪發掘,金在吉擔任顧問,開工儀式上,他把話說得很直,“歷史不是用來爭高低的,而是用來明得失的,看清過去,腳下的路就不容易歪。”風不大,旗面壓得穩。
那間階梯教室的沖突,拖出的是一場面向全社會的回看,年輕人開始去找族譜,去問老人,社交平臺有人曬出家里老箱子的紙頁,名字與地名一對,山東兩個字映進屏幕,評論區有人提供線索,有人補充縣志的頁碼,討論越來越務實,信息越來越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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