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社會“斬殺線”：跌倒一次，永難翻身

近期，游戲術語“斬殺線”被廣泛討論，用于描述美國部分中產階層面臨的財務脆弱狀態，一旦遭遇疾病、意外或訴訟等突發情況，家庭經濟便可能跌破承受閾值，迅速陷入貧困甚至無家可歸的困境。

長期以來，美國流浪漢問題多被簡單歸因于個人因素。然而現實顯示，越來越多曾有穩定職業、屬于中產群體的人，因一次重大變故便失去住房，反映出系統性風險正在擴大。

據美聯儲2024年報告，近40%的美國成年人難以負擔400美元的緊急開支。

美國國內民生問題突出，但其政府的關注點似乎仍更多聚焦于國際事務。如何應對這一不斷收緊的“斬殺線”，緩解中產與底層民眾的生存壓力，成為擺在美國社會面前的由來已久的難題。

1.何為真正的斬殺閾值？

“斬殺線”一詞之所以能擊中人心，是因為許多人模糊地感覺到，在美國社會里跌倒的風險似乎特別高，后果也特別嚴重。大多數討論只看到“付不起醫療賬單”或“失去房子”這些災難。但真正的殘酷并不是一個單一的貧困標準，而是美國如今一整套環環相扣的剝奪機制在暗地里持續運行。

這里面有兩個相互交織的層面要先了解，第一，個人賴以生存的種種根基如何被市場定價并連鎖崩塌；第二，這種看似冷酷的社會設計，其根源深植于美國建國之初便埋下的制度邏輯與文化基因之中。

在美國，一個人能夠有尊嚴地活下去所依賴的幾乎所有東西——保持健康的醫療機會、遮風擋雨的穩定住所、獲得公平對待的法律援助、維系人際聯系的社會網絡——都不是理所當然的公民權利，而是明碼標價的市場商品。

你的“生存權”，在現實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你擁有的“資本”總量。

不僅僅是銀行存款，還有一個包括健康、信用、住所、法律資源和社會關系的綜合賬戶。危機往往始于這個綜合賬戶中某一個項目的崩潰。

比如，一次嚴重的健康問題而沒有足夠的保險，就足以成為墜落的開始。但這只是第一塊倒下的骨牌。因病導致的收入中斷或巨額賬單，會迅速侵蝕你的住房支付能力。

一旦你失去了一個可靠的住址，一連串在其他社會可能被攔截的打擊，在美國會接踵而至，且相互加速。你很難找到一份正規工作，因為絕大多數雇主不會雇傭一個沒有固定地址的人。你無法可靠地接收郵件，這意味著你可能錯過至關重要的醫療預約通知、法院傳票、政府福利部門的核查文件，或是潛在的工作面試邀請。

在數字時代，沒有固定住址往往也意味著沒有穩定的網絡連接，你被隔絕在在線求職、遠程服務申請、乃至與外界保持聯系的基礎通道之外。這種孤立和絕望的處境，很容易導致一些輕微的違規，例如在公共場合宿營或無法及時處理交通罰單。

此時，另一個關鍵商品——法律保護，這玩意在平民身上，是缺失的，因為請不起律師，這些本可妥善解決的小問題會像滾雪球一樣，演變成吊銷駕照、背負罰金甚至輕罪指控。而一份哪怕很輕微的犯罪記錄，在美國的就業背景審查系統中，都可能成為永久性的烙印，將你正式排除在大量的職業機會之外。

在這個過程中，你與家人、朋友的聯系也因為生活動蕩和通訊不暢而逐漸斷裂，最后連那個能在危急時刻借你一點錢、讓你暫住幾天的非正式支持網絡也消失了。

你看，健康、住房、法律、社會關系，這些支柱并非獨立存在。

它們被市場的繩索緊緊捆綁在一起，一根斷裂，就會拉扯著其他所有一起崩塌。這是一個設計精密、協同運作的剝奪系統。

最可怕的特征是它會加速，系統不會在你第一次踉蹌時提供緩沖，反而會因為你最初的跌倒，而更快地抽走你腳下剩余的所有木板。它讓一次不幸變成極有可能成為一條單向下滑、難以逆轉的軌道。

那么，一個社會為何會允許，甚至構建出這樣一套低容錯、高風險的機制？

僅僅歸咎于個人主義的文化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是膚淺的。

這需要追溯到美國立國的根基。

美國建立時，其核心理念中包含一個深刻的悖論：它莊嚴承諾了“機會平等”，但同時又將“結果責任”完全歸于個人。建國者們設想的是一個賽跑，國家確保每個人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但絕不擔保誰能跑到終點，也絕不攙扶跌倒的人。

這套邏輯在拓荒和工業化的早期或許有其適應性，但當社會進入高度復雜的后工業時代和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所謂的“平等起點”早已成為幻影。財富、教育、社會網絡早已通過代際實現牢固傳遞，所謂的競爭，從一開始就是一場“機會世襲”的游戲。

而且，美國對社會福利的整個態度，始終帶有一種強烈的道德審查色彩。從十九世紀的濟貧院（認為貧困是個人道德缺陷）到二十世紀末的“終結我們所知的福利”（強調工作義務與個人責任），其政策始終在區分“值得幫助的窮人”和“不值得幫助的窮人”。

這種區分，在歷史實踐中常常與種族、性別等身份標記隱秘掛鉤，使得福利體系本身成為了一種帶有排斥性的過濾裝置，而非普惠性的安全網。

因此，今天我們所觀察到的“斬殺線”現象，正是這套歷史邏輯與當代資本現實相結合的產物。它將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商品化，又在一個源于早期社會的“個人自負全責”的哲學框架下，拒絕提供普遍而堅實的兜底，使得個人的綜合資本賬戶一旦出現赤字，便極易觸發那套協同剝奪程序。

這不是個別人的悲慘故事，而是一個系統性社會設計的必然結果。

它揭示的真相是，在美國，你的安全邊際異常脆弱，你的公民身份本身并不自動攜帶免于墜落的權利。整個社會機器的默認設置，更傾向于篩選和淘汰，而非修復與接納。這一點，就是“斬殺線”討論背后那真正令美國人不安的核心——它關乎一個社會如何定義其成員的底線價值，以及它愿意為保護這條底線付出多少成本。

歷史基因與現實結構共同作用，塑造了這條看不見卻真實存在的“線”，也決定了跨越它之后，那冰冷而迅疾的墜落速度。

2.金融化社會的新斬殺機制

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美國的“斬殺線”運行機制還發生了關鍵而隱蔽的升級。

這一新階段的核心邏輯，可以稱為“人力資本的證券化”。

美國當代的社會不再僅僅將你看作一個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將你拆解成一系列可量化、可交易、有市場估值的資產。你的價值，由這個資產組合的市場來決定。

一旦綜合評分跌破看不見的閾值，系統性排斥便會自動啟動，且更為精密、冷酷。

這個資產里面，有三個要素。

其一，是信用分數。如果分數低于一定門檻，你不僅難以獲得信用卡、車貸、房貸，更可能在求職時被淘汰——因為越來越多的雇主將信用審查視為背景調查的一部分，認為財務混亂可能預示著責任心缺失。如果你因流離失所而無穩定地址和賬單記錄，你甚至無法建立基本的信用歷史，從而陷入一種“金融不存在”的狀態，被隔絕在主流經濟系統之外。

其二，是教育證書。它是所謂的人力資產的主要憑證，其品牌化與專業化直接關聯到預期的未來現金流折現價值。一份來自名校或熱門專業的文憑，意味著更高的估值起點。而缺乏這份高價值憑證，則在起點上就被劃入低估值區間，獲得優質增值機會的通道變得異常狹窄。

其三，則是你的健康記錄和居住歷史。一次重大的疾病，不僅產生醫療債務，這筆債務本身會直接拖垮你的信用評分，完成從健康危機到金融危機的致命轉化。而頻繁的搬家、短租，或在信用系統看來不佳的社區居住記錄，則會被算法解讀為生活不穩定或環境風險，可能影響你獲得貸款、保險乃至某些工作的機會。

所有這些評估維度相互交織，形成一個封閉的循環。

貧困和困境導致你的各項資產評分下降；而下降的評分，又會限制你獲取能提升評分的資源（如低息貸款用于教育、購置資產，或獲得優質醫療保險）。你不僅被排除在當下的資源分配之外，更被排除在驅動現代社會財富增長的核心機制——資產增值——之外。

過去幾十年，美國財富增長的主要模式已從勞動收入轉向資本與資產增值。

當你的價值估量低迷，你便無法有效接入這個通過金融工具放大財富的體系，只能停留在依賴有限勞動收入的脆弱層面。

于是，金融化社會構建了一套自動化的斬殺機制。

它通過無處不在的數據收集與算法評估，為每個人進行動態評級。這套系統給人一種冰冷、客觀的錯覺，仿佛排斥只是基于中立的數據。

但實際上，它放大了初始的不平等，并將短期困境轉化為長期的、結構性的劣勢。它創造了一個陷阱：跌倒一次，你的市場估值就會受損；而更低的估值，讓你在下一次沖擊面前更加脆弱，恢復元氣的成本也更加高昂。

新世紀的“斬殺線”，因此變得更加數字化、自動化，也更為牢固。

它是一道由算法和數據砌成的墻，將人隔離在機會與安全之外。

效率優先社會的不可持續性

美國人口普查局2024年報告顯示，全美約有8%的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險，且內部差異顯著，拉美裔成年人的無保率高達24.6%。

從這其中，我們應該不難明了，所謂的“斬殺線”，其高度和陡峭程度對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方而言，天差地別。

而且，這個系統并非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殘酷，它的殘酷是精心設計、分門別類的。

你生活在哪個州，可能直接決定了你離醫療這條“斬殺線”有多近。

在那些選擇不擴大醫療補助計劃的州，一個收入略高于貧困線的低收入成年人，會掉入一個巨大的覆蓋缺口——他們既不符合傳統的醫療補助資格，又無力負擔市場保險。

對于他們而言，一場疾病的財務風險閾值極低，“斬殺”隨時可能發生。

其次，年齡是一個精確的陷阱。美國法律允許年輕人停留在父母的醫療保險計劃中直到26歲。許多人恰恰在這個年齡從學校畢業，開始獨立面對生活，同時他們累積的學生貸款也進入償還期，健康保障的突然撤離與債務償還的壓力同時到來，將無數年輕人推向脆弱的邊緣。

而對于數量龐大的零工經濟從業者——網約車司機、外賣員、自由職業者——他們面臨的是一種福利性的邊緣。他們的收入可能小幅波動上漲，但一旦超過某個門檻，就可能瞬間失去食品券、醫療補助等關鍵的福利資格。

這種福利的斷崖式喪失，相當于收入增長被100%甚至更高的隱性邊際稅率所抵消，形成一個強大的抑制效應，讓人不敢，也不能通過增加工作量來真正改善處境，仿佛被困在了一個透明的天花板下。

這種高效率篩選、低容錯背負的社會模式，表面上是為了追求極致的競爭力和經濟效率，但它內部孕育著深刻的、足以動搖其根基的系統性矛盾。

第一個矛盾關乎未來的動力。一個將大量人口置于生存邊緣的社會，實際上是在透支自己的人力資本未來。當人們每天都在為下一頓飯、下一筆租金發愁時，他們不可能有余力去投資于長期的技能培訓、教育提升或個人健康管理。

在知識經濟時代，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恰恰來源于勞動力的整體素質和持續的創新能力。

普遍的不安全感和低容錯率，是在系統地侵蝕這一基礎，最終導致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枯竭。

第二個矛盾直接沖擊其經濟引擎。美國經濟大約七成依賴消費支出。然而，將數千萬人置于財務脆弱、朝不保夕的狀態，就等于在持續削弱這個消費引擎最廣泛、最基礎的部分。

2008年的次貸危機就是示例，當底層家庭的消費能力完全建立在債務泡沫之上時，整個經濟體系的脆弱性便暴露無遺。一個健康的消費社會需要的是穩定、可持續的有效需求，而不是在債務懸崖邊搖擺的虛假繁榮。

第三個矛盾則關乎整個社會的抗風險能力，這在新冠疫情中最能體現出來，一個“低容錯社會”在面對系統性沖擊時異常脆弱。當疫情來襲，數百萬沒有帶薪病假、沒有醫療保險、儲蓄幾乎為零的低收入勞動者，被迫在染病和餓肚子之間做出選擇。

這導致病毒在關鍵的基礎服務行業（如物流、零售、食品加工）中快速傳播，底層群體的迅速崩潰并非孤立事件，其沖擊波沿著供應鏈和社會網絡向上傳導，最終導致整個服務業停擺、醫療系統面臨擠兌，所有人都被迫承受代價。這種設計缺乏社會韌性，在重大危機面前，它非但不能吸收震蕩，反而會放大并傳遞震蕩。

數據的分化和群體性陷阱，不僅僅是邊緣人群的悲慘故事，它們更多的，像是這個系統自己埋下的地雷。

它為了短期的篩選效率，犧牲了長期的人力資本投資；它為了控制福利成本，削弱了自身消費經濟的基石；它為了減少平時的兜底負擔，卻讓自己在危機面前變得不堪一擊。

這是一個難以持續的循環，它制造的不平等與不穩定，最終會反過來叩問整個系統存在的合理性與持久性。

3.美國模式的全球代價

美國社會能夠維持其內部高壓的“低容錯”模式，并非僅僅源于其國內的文化或制度，一個經常被忽視的關鍵因素在于其獨特的全球地位。這套模式在某種程度上，是通過將部分成本與壓力向全球體系轉移才得以運轉的。

它憑借頂尖的高等教育體系和蓬勃的科技產業，持續吸引全球各地的精英人才。這種強大的人才虹吸效應，有效地彌補了其本土因不平等和低保障所導致的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讓創新的引擎不至于熄火。

而且，美元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的特殊地位，賦予了美國一種非凡的經濟特權。它能夠在相當程度上通過財政赤字和輸出通脹，來消化內部的社會矛盾與福利成本，將部分代價分散給全球持有美元資產的經濟體。

更何況，通過離岸生產將制造業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國家，以及在國內構建一個基于身份的移民福利差異格局，美國實際上在全球和國內兩個層面，建立了一套精細的“福利差序體系”，確保最昂貴的社會保障責任主要局限于部分核心公民群體。

現在的情況是，支撐這一模式的三大外部支柱，正面臨挑戰。

全球范圍內對高端人才的競爭日趨激烈，許多國家正在提供更有吸引力的科研環境和生活保障，削弱了美國的絕對吸引力。

美元的信譽因其國內政治極化與債務膨脹而受到質疑，多極化貨幣體系的萌芽正在出現，使其轉嫁成本的空間被壓縮。與此同時，美國國內的人口結構變化——老齡化與族裔構成的多元化——正在對其固有的福利分配格局和社會凝聚力產生持續壓力。

一個鮮明的、無法用全球化解釋的警報已經拉響。

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在眾多發達經濟體中已處于落后位置，且與領先國家的差距還在持續擴大。這直接證明，其社會內部的結構性壓力和對脆弱群體的“斬殺”效應，已經超越了全球特權所能緩沖和掩蓋的限度，開始真實地損害最根本的社會健康指標。

當內部矛盾日益凸顯之際，未來的技術變革非但沒有提供緩解的答案，反而可能以其冷酷的邏輯，繪制出更為森嚴的“新斬殺線”。

第一條線就是數字接入閾值。

隨著政府服務、銀行業務、教育機會和求職招聘全面邁向數字化，穩定、高速的網絡連接將從一種便利品變為生存的必需品。那些負擔不起或無法穩定接入互聯網的個人與社區，將被系統性、徹底地排除在主流社會與經濟體系之外。

第二條線是算法評估門檻。自動化決策系統在招聘、信貸審批、租賃乃至司法評估中的廣泛應用，依賴于歷史數據進行訓練。這些算法很可能將歷史上存在的種族、階級、地域歧視編碼進其邏輯深處，并以看似客觀的數據驅動方式，將現有的不平等固化并放大，使突破階層變得更加困難。

第三條線是技能迭代速度。人工智能與自動化的加速發展，使得職業技能的半衰期急劇縮短。終身學習不再是追求卓越的選項，而是避免被淘汰的前提。那些因經濟壓力、時間匱乏或教育基礎薄弱而無法持續更新技能的人，將被勞動市場以更快的速度拋棄。

未來的風險在于，技術可能協助構建一個“人力資本評估的絕對標準化”體系。

在這個體系里，個人的價值被一系列算法可讀的數據點（教育背景、技能證書、消費記錄、網絡行為）徹底量化。

任何偏離標準路徑的挫折、暫停或差異，都可能被系統判定為不可接受的風險，從而提前關閉機會的大門。這不僅僅是對工作崗位的替代，更是對個人發展路徑多樣性、對人生偶然性與復原力的無情擠壓。

它將進一步壓縮社會本就稀薄的容錯空間，用技術的效率之名，砌起更高、更光滑的壁壘。在全球特權緩沖墊逐漸變薄的同時，技術驅動的內部篩選機器卻可能開足馬力，這正是美國“低容錯社會”在未來所面臨的巨大挑戰。

4.說在最后

問題的解決之道，不是簡單地增設一兩個福利項目，或對現有系統進行修補就可以完成的。它要求整個社會進行一次深刻的倫理反思，重新回答那些奠基性的問題——成為一個國家的公民，是否天然意味著擁有免于跌落基本生存底線的最低保障權利？在一個崇尚個人奮斗的社會里，如何劃定個人責任與社會共擔風險的合理邊界？能否設計出一種新的社會架構，它既能充分激勵創新與奮斗，又能為所有成員提供一張堅實可靠的安全網，讓暫時的失敗不至于成為萬劫不復的深淵？

這些都沒有現成的、輕松的答案。

然而，“斬殺線”這一概念引發的廣泛共鳴與討論，其巨大價值恰恰在于，它以一種無法忽視的尖銳姿態，迫使美國，乃至全球社會不得不直面這些被刻意回避了數十年的根本性選擇。美國的故事仍在書寫之中，它如何回應這一挑戰，不僅將決定其億萬普通國民的生活質感與未來命運，也將為全球各國在資本、技術與國家責任之間尋找平衡，提供一個至關重要的參照案例。

在一個資本全球流動、技術革命日新月異的時代，一個社會的容錯率——即它允許其成員犯錯、跌倒并再次爬起的空間——很可能成為其核心競爭力的新維度。

歷史表明，最具韌性與創造力的文明，往往擁有相當的包容與緩沖能力。

一個無法為公民提供基本安全感和尊嚴保障的社會，最終可能會震驚地發現，它在無情的全球競爭中，最先失去的正是那些最寶貴的資產——即人民的信任、社會的凝聚力，以及源自安全感與希望而產生的無窮盡的創造力。

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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