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政協原副主席高胡：緬懷張良德同志

原第二軍醫大學副校長張良德

緬懷張良德同志

高 胡

良德同志逝世已經10年了。每當他的祭日都會引起我對他的回憶和懷念，都想把這些回憶寫成文章以寄托我的哀思。

我和良德同志交往將近50年。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很長時間，我都在他領導下工作。我和他第一次見面是1941年秋季，在華東淮南抗日根據地津浦路東聯防司令部所在地的大李莊。他當時是司令部衛生科副科長。衛生科設在盱眙縣舊鋪西蔡家壩，距離司令部約15公里。他來司令部帶領由路東八縣各總隊（獨立團）選派到衛生科學醫的幾位同志。我是高寶總隊選派的，同我一起從總隊選派去的還有王仁貴。

我們在司令部住了一晚，第二天出發。行前良德同志召見來到司令部報到的幾個同志。他帶著微笑，說話慢言細語的，一句一句向我們介紹學習內容和學習方法。我第一次聽他的湖北口音雖然還不習慣，但他的語氣十分親切。

衛生科（醫院）由三部分人員組成。一部分是前線的傷病員治療后留下的老兵，其中有一位事務長是老紅軍，曾是良德同志老領導，可惜我忘記他的姓名；一部分剛從衛校畢業分配來的醫務員（連級）和見習醫務員（排級）；一部分就是像我一樣的見習生。見習生大都是文化不高的戰士。就拿我來說，只念到六年私塾算是最高的了，很受重視。直接在良德同志領導下學習、工作。

衛生科長沙序凱是我入黨的介紹人。他很嚴肅，說話不多，但要求嚴格。良德同志是我的引路人，對部下很溫和很親切，能循循善誘。

1942年全軍進行整風大生產和精兵簡政，還要應付日偽軍的大“掃蕩”。部隊化整為零，空室清野。衛生科人員大部分充實連隊，只留下科長張良德、醫務員馮文彬和我，還有一位被我軍俘虜的廣西軍的衛生員，一共4人。住在司令部駐地東側的一個獨立民戶中。我們吃飯、睡覺、工作、學習都在這三間排的草房中。我們吃的飯都到司令部的廚房按份拿回來。我和那位廣西兵比較年輕，大都是我們輪流去領回。我們的性格同良德相近，說話不多，很融洽，簡直說是親密無間。

幾個月以后，二師五旅旅部同聯防司令部合并改為津浦路東軍分區，衛生科改為門診部。良德同志他調，我被派到司令部的通訊連任見習醫務員（排級）。不久，通訊連隨旅部成鈞旅長進軍津浦路西，同良德同志分隔兩個地區，兩個部隊，不但不能見面，連通信也不可能。

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底，國民黨軍隊搶奪勝利果實，向我路西根據地進攻，我軍轉戰路東，駐軍盱眙縣南區。良德同志在新組建的師醫院任副院長，就住在剛解放的盱眙縣縣城。不久，部隊打回路西，沒有見到他。

1946年春，我從津浦路西軍分區（六旅）衛生部（部長郭光華）調到江蘇淮安的華中軍區衛生部。先是派我去當時住在河下養病的徐海東首長處，臨時補醫生缺，后去干訓隊學習。因為前線備戰，學員不齊，推遲開班，我就借機到寶應的第三后方醫院治療鼻衄。該院是從淮南盱眙縣遷到寶應隸屬華中軍區。其中的一個所是路西軍區調整來的。所長朱光，協理員程永新，我都認識。院長林之翰是鄂豫皖蘇區衛生建設的創始人，是良德同志的老領導。他在淮南時住大劉郢，我為良德同志給他送過信。他在蔡家壩休養，就住在我工作的手術室的炮樓上。該院副院長是良德同志。我去三院就像回到久別的家鄉一樣。特別是我和良德同志的友誼，如兄如弟，如長如幼，十分親切。

干訓隊在淮城開班，我就回淮城學習。開班不久，國民黨軍隊向我蘇中地區進犯，我軍自衛反擊。干訓隊在淮安河下鎮以學員為骨干組建臨時野戰醫院收容傷員。戰爭沒有被阻止，而且擴大到全國各戰區。為戰爭需要，縮減干訓隊，把連級的醫務人員調回部隊。我原在的淮南部隊，由于國民黨部隊的進攻也北撤了。我沒有回淮南，而是調到需要醫務人員的三院。

我到三院報到不是在寶應縣城，而是在從縣城北撤的路上。我到一所工作，一上班就忙著收容治療傷員，一天十幾個小時。戰爭環境，就是同在一個醫院也難見到良德同志。他的愛人易飛在我所工作，他們也少見面。不過我和他來來往往的信件很自然通過易飛送達。他通過易飛給我送信，我通過易飛給他寫信。他從三院調到華野衛生部任醫政科長，我們繼續有書信來往。我還保存他在1947年5月22日從衛生部寄給我的信箋和《軍醫必攜》一書。

三院從寶應撤退，經過漣水戰役、魯南戰役、孟良崮戰役、南麻、臨朐戰役。為適應戰爭形勢需要，主力部隊外線出擊。一所升格為分院向沂蒙山區突圍后改屬東線兵團野戰醫院，才同總院脫離建制關系。同良德同志也中斷聯系。

他在全國解放后調到軍委衛生部，我隨軍南下福建。1952年春，我們在北京見面。1952年和1958年我先后兩次在北京學習，假日或以后出差北京都要找機會去看望他，或者要我在北京念書、工作的弟弟、子女代我向他問好。他們也很喜歡見這位慈祥的長者。

1952年留影。左起：高胡、張良德、程永新。

“文化大革命”期間，良德在北京301醫院任副院長。“四人幫”在軍隊的一伙直接控制該醫院，以莫須有的罪名排斥異己，把他調到天津。1973年，我們在北京見面，慶幸劫后余生。他仍然很樂觀，毫無怨言。

良德同志是我的良師益友。在他領導和交往的將近50年中，從他身上可以學習許多寶貴的品德。他是共產黨員優秀典型，是艱苦奮斗的革命者的榜樣。

80年代初，他在二軍醫大學任副校長，我調到省委工作。我經常路過上海看他，他很關心我的工作。說紀檢書記是容易得罪人的一項重要工作，他說南京軍區某政委要調軍委任紀委書記，遲遲未去報到。我明白他說給我聽的意思，很含蓄。

1987年，他患癌癥住長海醫院。我去看他，似乎他看出我的不安，表示很樂觀，對他的病及其后果一句也不說。我知道他的病被耽誤一年多，確診時已轉移。

當時，我也住在長海醫院檢查身體，在同一個病區，隔幾間房，幾乎每天都要經過他的病房門口。只要他的房門稍開，我都能在走廊里見到他躺在病床上。開始，我常常進門向他問好，但這種場面無端地增加他的痛苦，很是為難。

癌癥轉移到脊柱，影響他的行動，只能長期躺在床上。尤其是疼痛，苦不堪言。精神上痛苦，加上肉體上的痛苦，真是雪上加霜。一般止痛藥無效，杜冷丁，醫生不敢多使用。我出面請醫生使用，對病人來說主要是能減輕痛苦，而不是考慮藥物成癮問題。

他對飲食沒有特別要求，早上想吃點油條常常供應不了。我告訴他的夫人易飛，即便稀有的，只要能搞到，也要盡力滿足。

易飛入伍前是上海的中學生，到蘇北衛校學習畢業后，分派到三院一所，同我在一個單位。她同良德結婚是在解放戰爭時期的山東。她比良德小幾歲，能同良德結合應很理想。

張和易有一男一女。兒子，我始終未見過。女兒張易虹大學畢業后念研究生，出國留學，結婚很遲。她知書達理，落落大方。尤其在學業上很有造詣，在高干子女中少見。她外表面貌像她媽媽，內在素質更像她爸爸。

1988年，我剛從上海回來不久，就接到第二軍醫大學發來良德同志逝世的訃告。他的逝世雖在意料之中，但感情仍然接受不了。我的老上級，我的革命征途的帶路人，我的良師益友的逝世，令我萬分悲痛。他數十年來，在戰場上、在醫院里，發揚救死扶傷的精神，幫助許多戰友解除病痛，挽救了無數革命同志的生命。而面對自己的病痛，面對自己的生命危急關頭，卻無能為力。他強烈地求生的欲望，把眼光凝視在他的老部下的身上時，我也無能為力，能不痛心疾首嗎？

良德同志1918年出生，湖北麻城縣人，一歲喪母，11歲亡父，無依無靠。1930年4月，他12歲參加紅軍。1933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2月加入共產黨。1985年按正軍級離職休息。

良德同志的逝世，在革命隊伍里失去一位好干部，中國共產黨失去一位優秀黨員，我失去一位良師益友。我以此篇回憶寄托我的哀思。

安息吧！良德同志。（選自高胡著《白浪履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