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與國民黨一較高下，蔣介石態度，如何決定三青團被"玩死"命運？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47年9月，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屆四中暨三青團二屆二中全會上，宣布實行“黨團統一組織”（簡稱“黨團合并”），三青團組織就此宣告結束。

這是蔣介石國民黨在當時為緩和內部矛盾、集中力量進行反共內戰而采取的一個重大措施。

1、陳立夫的建議

作為解決日趨嚴重的黨團矛盾的一項重要組織措施，其設想起源于“黨政革新運動”，醞釀于三青團二全大會之后，提出于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最后確立于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之后。

追溯黨團合并的起源，不能不涉及當時國民黨內發起的“革新運動”。

在1946年2月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前后，以CC集團部分中上層干部為核心發起了一場“黨政革新運動”。持續一年多的革新運動本身并沒有產生直接的結果，但在它的宣傳鼓動下，實行“黨政革新”的要求開始為國民黨領導層所接受，并被當作挽救國民黨危機的靈丹妙藥而付諸實施。

國民黨中央為此成立了“檢討小組會議”，負責研擬所謂的革新方案。該小組于1947年1月提出了包括黨團關系在內的《本黨改革設計》，主張“黨與團問題必須從制度上求一合理解決”，并提出了下述三種方案，提供國民黨最高層選擇。

第一，“團屬于國家元首，為國家建立建設干部之訓練組織，完全不作政治活動”；第二，“團屬于黨，為本黨對于在校學生一種政治補充教育之訓練組織”；第三，“團屬于黨，為本黨對于農工商以外二十五歲以下青年一種黨的教育之訓練組織”。

報告還指出：“第一案較近理想，第二案較近人情，第三案較近現實。如擇一切實執行，其效果或較現狀為佳。”

黨團關系的根本調整，已經作為整個黨務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提上了國民黨的議事日程。

在1946年9月廬山召開的三青團二全大會上，國民黨中央常委陳立夫在黨務報告中毫不隱諱地指出：“黨團關系不睦的情況很普遍，特別表現在工運、學運以及對民意機關和民眾團體領導上。”

他對三青團進行了一番指責之后，提出主張說：“團是根據黨章成立的，應該服從黨的領導。為了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最好撤消青年團，在國民黨中央成立青年部，統一領導青年運動。”

陳立夫的攻擊和建議，引起在場一些三青團骨干很大的反感。

四川支團干事長陳介生在發言中回擊說：“重慶市黨部對工運和學運等就是領導不起。”

言辭頗為激烈。中央干事、組織處副處長湯如炎在與重慶支團書記陳開國談到陳立夫所提出“撤消三青團，成立青年部”的問題，表示堅決反對。中央干事會副書記長劉健群、袁守謙及中央常務干事賀衷寒等，也反對黨團合并，空氣鬧得十分緊張。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三青團二全大會上蔣介石與三青團的關系發生了重要轉折。如果說在此以前，蔣介石對三青團雖不無批評，但仍以“新生力量”視之，頗表欣賞和同情，那么現在他卻發現三青團的發展走到了“革命歧路”，并且具有“極端危險”的性質，因而代之以深深的憂慮。

蔣介石似乎感到三青團與國民黨一樣，也到了需要徹底改革的地步。因此二全大會一結束，他就指示中央團部“要徹底整理團務”，并警告說：“決不可讓青年團一天一天的走向毀滅的道路。”

1947年1月，蔣介石在對中央團部的講話中，嚴厲批評三青團在激化黨團矛盾方面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

“老實說，我們之所以造成今天這樣惡劣的形勢，完全是由于我們各級團部自己心理上和動作上的錯誤，我們視青年團作為奪取權位的階梯，我們利用青年團來打擊別人，造成門戶之見。”

蔣介石態度的這種變化，成為后來取消三青團、實行黨團合并的先聲。

2、黨團合并的方案

1947年3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將黨務改革推向了一個新階段。

會議提出：

“現當結束訓政，邁進憲政時代，本黨應謀根本改造，以適應新時代之革命任務，黨團關系亦應謀根本解決之道。”

在會上，國民黨山東省主任委員龐鏡塘以個人名義向全會提出議案：“明令撤消三青團，對全體團員進行鑒別，改為預備黨員；對各級團干部，則斟酌情況調同級黨部工作。”

聯署人有王耀武、方覺慧、王星舟、駱美奐、羅霞天、洪陸東、苗培成、方治、張強等30余人。據稱這是第一個公開要求實行黨團合并的正式提案。

此案既經提交中央秘書處，便立即引起三青團中央團部某些負責人的極大不滿，遂召集各級團干部400余人，研究抵制辦法。首先推中央團部副書記長袁守謙商諸龐鏡塘，請其將原案撤回，謂各級黨團人事糾紛，可由黨團雙方協商處理。

龐鏡塘回答說：

“黨團沖突是一個有關制度的問題，三青團自成系統，把國民黨看成是它反對的對象，隨時都在想方設法取而代之。所以各地方團部總在鼓動團員同黨鬧對立，不惜采取一切手段，進行破壞，以致對外的力量就此抵消。與其這樣兩相傾軋，還不如合并為一個組織，免得互相攻訐。這個提案既經提出，就不能隨便收回，你們有力量就否決它吧！”

于是，三青團中央團部糾集了成百人，聲言要對龐鏡塘動武，進行威脅。另一方面，又請三青團中央團部書記長陳誠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立夫向龐鏡塘勸說，撤回原案，以平眾怒。龐鏡塘拒不接受。蔣介石為此親自召見龐鏡塘。

蔣介石說：

“在目前大敵當前，團結對外的意義下，你的意見是對的，但是提得太突然，也難怪他們不能同意。這件事總是要辦的，讓他們多考慮考慮吧。…論人才，本黨是占絕對優勢的，但是各自為政把力量都分散了，所以對外斗爭，很多地方遭到失敗。…建立三青團是吸取俄國人的經驗，要好好研究，多提改進的辦法。黨團合并問題，對于將來的青運工作，關系很大，可以從長考慮。”

這樣一來，龐鏡塘在大會上沒有多加爭辯，只是在提案被否決之后，聲明保留其意見了事。

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徹底改革黨務案》強調指出國民黨面臨著嚴重的危機：

“演變至現階段之本黨，無論從黨的本身或從黨與政治及社會之關系上觀察，皆已暴露其嚴重病態”，“若不從速徹底改革，無待外力之壓迫，亦必自趨崩潰”。提出要徹底澄清黨團關系，稱“今日之黨團關系，若即若離，含混不清，黨團在表面上雖未嚴格分離，實際上早已自成體系，省級以下之黨團摩擦日益顯著，如不速謀澄清，長此以往，實為本黨自殺政策”。

這表明，國民黨最高領導層終于認識到：黨團沖突已經發展到不可收拾、危及整個國民黨政權存在的地步，如不予以根本解決，黨團必將同歸于盡。同時，它把黨團摩擦的原因歸結為黨團組織“自成體系”，表示要從組織上采取措施，顯示了將黨團合并、融為一體的基本設想。

另外，據說會前中央團部亦擬訂了三項方案。

第一方案：黨團合并改組（即黨團統一改造），內分三點：“甲、仿總理歷次改組國民黨之精神，將現有之黨團一律解散，徹底合并改組。
乙、保持黨團原有基礎，保留其優秀健全份子，不良者徹底予以淘汰（清黨清團）。
丙、黨團合并改組后，主義與領袖不變，而另立新黨名義發布新政綱政策。”
第二方案：青年團改組為獨立政黨（在國民黨之外），黨魁由蔣主席或由蔣主席指派妥人充任。
第三方案：黨團繼續分立，分工合作，加強聯系。

以上三個方案由書記長陳誠提交中央常務干事會，經過縝密討論，認為第二、第三案不宜，而決議采用第一方案即黨團合并改組案。3月15日，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開幕，由陳誠聯合梁寒操等42個中央委員，將《黨團統一改組》案提出。但大會決定將此案連同黨方三個提案，都加以保留暫時擱置。

3、三青團的自我挽救

黨團組織的矛盾和沖突主要發生于地方。黨團組織在地方上針鋒相對，無孔不入；各地黨團負責人普遍互相傾軋，無所不用其極。國民黨各級黨部對此感受最深，怨言也最大。

他們認為三青團各級團部對此負有主要責任，并加以猛烈抨擊。如三青團山東省支團部主任劉翔、書記長劉孝義，原先都是復興社的骨干分子，擔任了團的職務后，他們便利用在各學校各團體中辦訓練班的機會攻擊國民黨，并逐漸發展到運用政治力量來打擊國民黨。

由于山東省政府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四個廳的廳長都是支團部干事會的干事(支團部主任劉翔兼任民政廳廳長、干事李泰華兼教育廳廳長、丁基實兼建設廳廳長、趙次勛兼財政廳廳長，還兼任省黨部委員)，照國民黨的規定，省政府的一切措施，都要通過省黨部所召集的黨政聯席會議的決定，才能提到省政務會議討論。

既然省政府的各廳長都是支團部干事，他們便把出席聯席會議所得到的情況，帶回干事會密謀對策。然后又到政務會議上提出異議，推翻成案。

特別是在人事、經濟等方面，凡是聯席會議決定的任免事項，或是增減經濟開支，如不符合他們的意愿，每每指示各廳長在政務會議上重具理由，加以否決。

他們對于黨部的各級負責人更是肆意攻擊，甚至通過軍統的關系，向蔣介石打小報告，造成重重矛盾，最后發展到黨部的一切措施和個人行動，都成為團部所攻擊的目標，這使一些黨政干部感到忍無可忍，異常憤恨，遂多次集會，籌謀對策，決定向國民黨中央公開報告，以尋求徹底解決。

此時各級黨部都向上級反映：

“青年團創立以來，黨團之間，竟似鴻溝，顯然成對立壁壘，自成系統，不受黨部領導，致意見紛歧，系統紛亂，力量分散，縣以下各級黨團間，甚或互相攻擊詆毀，言之殊堪痛心。長此以往，良用危殆。”

并紛紛提出各種提案和建議，堅決要求撒銷三青團，統一黨團組織。

如國民黨湖南省執行委員會就提出：

“黨團組織分立以后，系統各別，職責難分，于是黨與團之間，黨員與團員之間，無形流于摩擦和對立，本黨革命力量，不僅未能增強，反而日益抵銷分散，適足于破壞革命、危害國家者，以可乘之機。為使革命力量集中，建國大業迅速完成，尤須改組本黨，統一黨團組織。”

明確主張“三民主義青年團應即撤銷，其業務并入黨部辦理”。

國民黨瀏陽縣執委會也坦陳：黨團“彼此分立，系統不明，以致省以下各級組織，漸為派系觀念、官僚主義所腐蝕，黨團摩擦已成公開的秘密，甚至不顧黨國黨德，不擇手段，互相攻擊，致使同志力量分散，組織松懈”。

提出“值茲黨政革新、憲政實施之前夕，本黨有捍衛主義、保衛國家之特殊任務，因此黨團宜合而為一，以加強本黨組織，集中革命力量”。并要求將此提案在全黨進行公決。

撤銷三青團，統一黨團組織，實行黨團一體化已經成為國民黨全黨上下的一致要求，在國民黨內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壓力。

三青團感到形勢于己不利，因而急于尋找對策。中央團部多次召集會議，對此交換意見，認為中央黨部檢討小組提出的《黨與團問題》一案，“關系本團性質及黨團關系至大”，表示“不能同意中央黨部檢討小組為解決黨與團問題所建議之三案”，“并請不必將該案提交本黨中常會或三中全會討論”。

中央團部趁各支、區團負責人來寧（南京）列席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之機，于1947年3月25~27日連續召開團務座談會，交換革新團務意見，商討對策。并推定胡軌、崔載陽、余拯三人根據會議討論意見，草擬了題為《團的改進》的書面報告草案，試圖澄清有關看法，提出若干建議，以供中央團部討論決定。

胡軌等人在報告中提出，處于當前不利形勢之下，三青團要以自己的前途和將來為重，“應該以大部分的力量充實自己，準備將來”，“我們要認識我們的特性，珍重我們的前程，非到萬不得已時，不與人爭一日之長短，這才是百年大計！這才是千秋事業！”

《團的改進》報告回顧了黨團關系的形成過程和特點，承認：

“團與黨的關系，原甚微妙，這微妙關系又原只要大家深切了解，彼此即可各盡其用，相得益彰；惜黨團同志，莫名其‘妙’，致此微妙關系不能發生妙用，而且大家天天在鬧麻煩，這真冤枉也哉！”

報告認為維持黨團之間的微妙關系很有必要，并竭力為之辯護：

“原來決定團黨如此微妙的關系，絕非偶然”，因為“黨本身的生殖機能很差，新陳代謝的作用很少，無法產生或吸收新血輪與新細胞，青年團于是以如此的形勢應運而生，以適應此一迫切需要！”在文件起草者看來，黨團關系的微妙性就在于，它“既非單純的父兄子弟的倫理關系，亦非單純的骨肉血脈的生理關系，而是兩種關系同時具備，其微妙自非任何關系所可比擬的了！”

報告否定了使三青團成為普通社團的意見，稱“老老實實屬于教育文化系統，如童子軍，或以普通社團出現，如勵志社和青年會，這雖不失為一種省事省力的想法，但此種想法與時無補，與己無益，因為不論在教育文化立場上或普通社會觀點上恐均無此必要，一般青年亦無此興趣”。

報告再次強調了三青團的重要性，并猛烈抨擊了取消三青團、將其歸并于國民黨的主張。

文件稱現在有人主張團“索性屬了國民黨，省得彼此別扭”。“但舊招牌已失信用，沒有生意可做！如屬于黨而能有辦法，則當初青年團之產生就沒有其時代的意義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文件主張在黨團關系問題上，應該仍然保持現狀：“我們還是只有發揮與黨原有的微妙關系，以團保證黨的青春，以黨扶助團的發展，惟在應付現局的策略上，團應加強其獨立性，黨在青年面前應盡可能退隱起來！”

從某種意義上說，《團的改進》報告是三青團的一份自我辯護狀，它重彈老調，一再強調三青團的重要性，企圖求助于歷史來為現實辯護，為三青團的存在權利辯護，但只能是徒勞無益之舉。

書記長陳誠審閱該報告后表示：

“社會上的問題很多，環境上的阻力很大，如本團不加考慮，將因阻礙而遭挫折。”并稱“本團同志，應顧及當前國內外形勢，體念領袖用心之苦，不可只為一部分人之同情，而影響到整個國家政策，我們如不明白整個局勢，不明白領袖的運用，對于現實不滿意，盡量攻擊，以能求一時的痛快，也許因此而斷送了革命的前途”。他最后批示：該報告“不應發表，如發表者應轉呈團長請示應否發表”。

蔣介石也批評了報告的觀點，他在報告上批示：“團與黨的關系決不是微妙，而是很明朗的。就是團應該是黨的團，而不是與黨不即不離，不分不合的。這種想法是錯的。”

《團的改進》報告最終被束之高閣。從這一文件的命運可以看出，形勢已今非昔比，在國民黨政權面臨生死存亡之際，任何維持黨團關系現狀的企圖，任何使三青團得以茍延殘喘的做法，都意味著繼續激化黨團矛盾，因而再也不可能獲得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層的同情和支持了。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