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顧蔣經國反對，1947年的三青團，為了和國民黨爭選舉，有多拼？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宣布“即將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實施憲政”。

三青團認為實施憲政之后，“當前政治環境即將有急劇變化”，對于參加各級民意機關的選舉，表現得更加積極主動。

1、參與選舉的準備

據重慶支團部報告，他們早已認識到今后的政治舞臺取決于誰在民意機構中占據優勢，團的政治基礎就建立在選舉之上；經過其不斷努力，已使重慶支團成為重慶市參議會的“重心”：

“日寇既已投降，各地民意機構，遂提前成立，本會深刻了解于今后政治之正常發展，有賴于民意機構之占有優勢，故一再令督各分團，鼓勵同志，參加參議員競選，各分團均能認識此項工作之重要性，竭慎努力，雖競選之結果成績各有差別，而努力爭取之精神，彼此一致，尤以第二、第十四，及綦江、壁山、廣安、永川等分團，事前準備周密，選舉執行徹底，故成績甚優，至于市區選舉，在支團主持之下，分配適當，同志互助，在劣勢環境中，贏得勝利。八十三個市參議員，干部及團員計四十六人，同情于團者十余人，故團在參議會中，已形成重心，再市區區長選舉十八個行政區中，民選區長，本團占十八人，副區長占十人，區民代表主席占十二人，地方自治之基礎，亦即本團政治之基礎，已深植而鞏固。”

重慶支團盡量爭取該市參議會的席位，其目標在于為將來的“民選市長”做準備。

支團干事長陳介生在團內宣稱：“我們團要部署爭取的，不是今天的市長議長，而是未來民選的市長。”

如果“將來市長民選，本團提名的人一定當選，那時候同志們多年的政治抱負和理想，都可實現了”。

暴露出三青團的極大野心。陳介生也因此被視為“重慶青年團的英雄人物”。

湖南舉行省參議員選舉時，湖南支團部正忙于整理組織，對此準備不足，因而處于明顯劣勢地位。

支團部緊急研究了當時形勢，一致認為爭奪參議員及其議長位置，“是以后進一步爭奪所謂‘民選省長’的基礎”，所以竭盡全力，推舉趙恒惕作為團方代表，競選省參議會議長一職，最后終于如愿以償，擊敗黨方代表張炯，由此扭轉了不利局勢。據說“這一勝利奠定了三青團湖南支團部在湖南政壇中的地位”。

事后，湖南支團部在工作報告中宣稱，其在湖南地方民意機構中已經“完全居于主動地位”。

“自日本無條件投降，本省奉中央命令限于三十四年底普遍完成縣選，成立縣參議會，三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選舉省參議員，成立省參議會，對下級工作之指導，除協助地方公正人士競選，藉以爭取社會廣大同情外，并鼓勵團員競選，以樹立良好之政治風尚而為民倡，結果團員當選為鄉鎮保長者一五。三人，鄉鎮民代表者一九六六人，縣參議員三四二人，省參議員二十人，不論在縣參議會、省參議會，均完全居于主動地位，已充分發揮組織精神。”

各地團部在地方民意機構選舉中所表現出來的力量和取得的成績，獲得了中央團部的高度評價，并予以通令嘉獎。

中央團部特致電四川支團：

“該支團（指四川支團）暨所屬團隊辦理競選事宜，成績頗佳，應予嘉勉。”并請“四川支（區）團干事會籌備處轉本團干部當選參議員諸同志”，予以慰問和勉勵。電文稱：“查訓練四權為訓政時期之要務，民意機構為實行憲政基礎，其關系于國家前途均極重大，同志等為團努力，夙著勛勞，今受民眾之厚寄，復荷社會之殷期，為國為民仔肩益重，特電慰勉。”

抗戰勝利前后，三青團在各級地方政權和民意機構中所培植起來的力量，為它進一步參加選舉，與國民黨組織展開更大規模的爭奪積累了政治資本。

2、三青團的躍躍欲試

1946年11月，國民黨政府排斥中共和民盟，單方面在南京召開了所謂的“制憲國民大會”，通過了《中華民國憲法》，共14章175條。憲法宣布“中華民國基于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并規定了國民大會、總統、五院制政府的產生方法、權限及其相互關系，它是國民黨政府自1933年開始的、長達13年的制憲過程的一個總結果。

從法理上說，這部憲法宣告了國民黨訓政時期的結束，它將取代1931年國民會議通過的《訓政時期約法》，成為憲政時期的根本大法。大會決定于1947年1月向全國公布憲法，并將于同年12月25日起開始施行。國民黨方面吹噓說：該憲法堅持了“三民主義和五權制度”，也包括了政協會議的原則，因而是“一部具有特性而最新式的民主憲法”。

而中共方面則認為這是一部“蔣記偽憲法”，堅決表示：“現在蔣記‘國大’通過的‘民主憲法’，就字面說，甚至還不及袁世凱的天壇憲法和曹錕憲法”，“人民決不承認蔣記偽憲”。

制憲國民大會還通過了《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規定憲法公布后，政府將于3個月內制定并公布下列法律：國民政府組織法，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選舉罷免法；在有關選舉法公布后6個月內完成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之選舉；并由國府主席召集第一屆國民大會（俗稱“行憲國大”)，選舉總統和副總統。

按照這一程序安排，1947年將是國統區的“選舉年”，將先后舉行國大代表、立法委員以及監察委員等一系列選舉。全國35個省、12個市，加上職業團體和其他邊疆地區及華僑選民，將選出2971名國大代表，622名立法委員和184名監察委員。這是自1936年以來國民黨政府舉行的第二次大選活動，被吹噓為“我國真正普選之創始”，它們是國民黨為“實施憲政”而布置的重頭戲。

這些選舉都是三青團所覬覦的目標。長期以來，三青團一直苦于不能“直接參與政治”，上述選舉的舉行給他們提供了出頭露面的機會。各級團干都把選舉看作是擴大自己權勢、爭奪權利的捷徑，也當作自己謀求出路、擺脫不利處境的一種辦法。

據一位湖北支團干部后來回憶，當時團干們都懂得，“如果將來不是國民黨一黨專政，很多人必須另找出路，最好是能夠在大選中撈上一個位置，就可以支高薪，居高位，名正言順地參加政治活動了。事關切身利益，自必當作頭等大事，全力以赴”。

因此，二全大會之后，三青團置蔣介石所提出的“不要作官”的勸告于不顧，決定發動全團力量從事競選。中央團部把“協助選舉”當作自己在1947年的主要任務，并于是年1月提出了通過競選來參加實際政治的指導方針。

在為團員總甄核而發表的告全體團員書中，中央團部明確宣布：

“本團二全大會以后，國家正步入憲政實施階段，現在國民大會已經圓滿完成制憲工作，民主憲法亦經政府明令公布，本團今后任務，在以民主方式，揭橥革命主張，循憲政大道，參加建國工作…團員總甄核之又一意義，即欲集結革命青年于一個堅強組織之下，依民主方式，從事公開競選，由取得群眾信任進而為群眾服務。”“今后國家將走上民主憲政的新階段，本團組織與領導的方式，亦應走上一個新的階段，要使青年依民主方式從群眾選舉中產生出來參加實際政治。”

中央團部制訂的1947年度中心工作要點，也把參加選舉列為當年各級團部的主要工作之一。要求各級團部“發動優秀團員，參加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及各級民意機構之競選，各級團部除應以有組織有計劃的方式盡量促成團員當選外，對于地方公正人士之競選，亦應斟酌環境，需要加以支持”。

有的團刊文章還借其他黨派躍躍欲試、企圖參政的形勢來警醒團干，要求大家激流勇進，推動團組織積極參加競選活動：

“我們必須嚴正注意這樣一個新的事實，就是各黨各派已屆公開活動，公開競爭的時代，這個競爭，一樣的受達爾文學說的支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誰不行，誰就被淘汰，這是個無情的鐵律…必須把握時機，加緊奮斗，不要因為我們的黨團已有悠久的歷史，已有雄厚的實力，便以為可以穩坐江山，高枕無憂，這是靠不住的。”

《中央團訊》接連發表文章，為三青團參加選舉大造聲勢，并列舉了必須參加選舉的種種理由：

“今年是選舉年，舉凡下屆國民代表大會以及立法委員和監察委員的競選，均須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而競選國大代表的，在七月底即須還鄉，八月中旬開始選舉，時間的迫促，已不容參加競選者作消極的準備了，這次參加競選的黨派，除迷信武力，破壞統一的某黨，以及其應聲蟲外，必皆熱烈參加，殊無疑義，本團呢？
…我覺得不但可參加，而且必須參加，其理由有四：（一）本團現在所處的環境較之民、青等黨派優勢；他們都熱烈的參加，我們豈甘落后？（二）我們的老大哥一黨—既以‘老氣橫秋’的姿態出現于選舉戰場，難道我們這些蓬蓬勃勃的青年小伙子，捺得住跳躍的心弦而袖手旁觀嗎？（三）本身而論，我們的團有十個年頭的歷史，有一百六十余萬的團員，這正是我們大顯身手的時候，怎可不參加呢？（四）以本團的任務來說我們為什么要‘反破壞統一’、‘反官僚’、‘反貪污’呢？因為是要解除人民的痛苦呀，我們要解除人民的痛苦，就要參政，就要參加競選，不但參加，而且要獲得勝利。”

不僅顯得振振有詞，冠冕堂皇，而且充滿信心，志在必得。

最后作者在文章結尾處大聲吶喊：

“本團在這第一次出馬參加，必須要做到‘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最后我們高呼‘馬到成功’！”

這篇文章無異是三青團的競選宣言。一切為了選舉，選舉壓倒一切，整個三青團從上到下都狂熱地卷入了選舉的浪潮之中。

3、蔣經國的要求

但在團內仍然可以聽到對于選舉的不同意見。一些中央干校學生曾寫信給他們的教育長蔣經國，表示要參加國民大會代表競選，并請求給予幫助。

蔣經國借此機會，在一封信中公開表達了自己的反對態度。

他在信中寫道：

“你要我在你參加競選的‘工作’上幫一點忙；首先我對幫忙兩個字，非常看不慣…讀到這兩個字的時候就可以想到，有一個人滿臉裝著假笑，彎著腰立在一個‘要人’的前面，向他苦苦哀求，這是一幅可憐而又可恥的‘現實圖畫’。老實說，一個想參加政治而又要人家幫忙的人，可名之日‘政治乞丐’。我常常看見有人為了參加競選印了很大的名片，在名片上刻了許許多多‘功績’。今天走部長公館，明天跑次長寓所，他為‘競選’，可以在門房里、在傳達室里，坐上幾小時甚至整天的冷板凳，我真不懂像他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么？無非是為了‘虛榮’、為了‘面子’。…我勸你不要為面子，為了虛榮去參加競選。”

蔣經國表示他并不反對選舉本身，只是不贊成三青團團員和干校學生參加競選。

蔣宣布他自己已經放棄了被選舉權，希望干校學生亦照此辦理：

“我們的同學…對于國家沒有功勞，對于人民沒有貢獻，所以不應當去參加競選，而應全力來促成國民大會的召開。至于個人之所以不參加競選，亦是因為自己知道年紀太輕、學問太淺，對于國家不但沒有貢獻，并且有許多地方對不起我們苦難的同胞，我放棄了自己的被選舉權；同時也勸同學們放棄被選舉權，而來選舉優秀的朋友同志去出席國民代表大會。”

從字里行間可以看出，蔣氏對于在當時形勢下舉行這種選舉是否明智深感懷疑。

他說：

“我感覺到國家如此之亂，人民如此之苦，我們從事基層工作才能達成任務；那里還有時間去談選舉！我看到有許多參加競選的人，他們對于競選‘熱心‘認真’‘努力’，實在是使人非常的欽佩…試問革命失敗了，國家亡了，你就是爭得了‘代表’可有什么用處？”

最后蔣經國告誡說：

“我們國家的處境實在太難了，人民的苦難實在太苦了，我們既不能為國家人民解除苦難，那么我勸你再不要在國家人民的苦難上面又加苦難，否則就是一個極大的罪惡！”

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在切身利益和狂熱情緒面前，其他聲音從來都是微弱無力的。

各地團部都熱衷于研究選舉策略，根據三青團的利益，分析選舉環境，確定選舉目標，緊張進行選前備戰。

湖南支團部負責人一再提醒全體干部和工作人員：

“競選有如作戰，欲求勝利，在能知己知彼，明了全盤情形，故各級團隊對于所轄區域內，人事之分析，黨派彼此之形勢，以及自我之力量，應詳細調查，列為圖表，一以存縣，一以呈支團，以供參考，再各界選舉結束，姑無論成敗與否，均應詳細呈報，使支團得以明了全省形勢，統籌布署，萬不能虛偽不實，甚至判斷不清，認敵為友，貽誤滋大，其他如選舉法令之研究，公職候選資格檢核手續之應事先辦理，均未可忽視。”

湖南支團還專門召開會議，進行研究，并得出結論：

“在憲政時期，各黨派政治勢力之消長，以其所爭取的民眾的多寡為轉移，民眾對各黨派信仰之程度以選舉時投票之情形決定，本團要爭取政治上之領導地位，必須對當前各黨派之活動情形，詳加分析，并講求對策，分途應付。”

至于對各黨派“或加以拉攏，或予以打擊，此須因時因地而定，并且要看對方之活動是否有益于本團而決定”。會議認為：“本團今后要從爭取民選勝利中去領導民眾。第一期民選政治中，本團如獲得勝利，則可保持六年之久的政治優勢，反之亦然。”

為了爭取選舉勝利，會議提出采取以下重要措施，如掌握鄉鎮長、鄉鎮保民代表及縣參議員；加強與縣政府民政、社會兩科之聯系；控制農、工、商、婦女及自由職業團體；控制選舉機構和爭取舉辦選舉人員；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多方布置人事等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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