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子來接我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曬蘿卜干。
他開了輛黑色的車,在土路上揚起一片灰。我遠遠看見,心里就知道不對勁。往年他最多打個電話,今年居然親自回來,還是工作日。
"媽,跟我進城住吧。"他下車就這么說,連水都沒喝一口。
我手里還攥著半條蘿卜,愣在那兒。五十八歲的人了,突然要被連根拔起,換個地方生活,這事來得太快。但我看著他眼睛下面的青黑,到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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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我說。
收拾東西花了一天。其實也沒什么好收拾的,幾件換洗衣服,常用的藥,還有那罐自己炒的茶葉。兒子站在門口催了三次,我還是把那袋紅薯粉帶上了。城里買不到這么筋道的。
車開了兩個小時。我看著窗外的田地一點點變成樓房,心里空落落的。兒子說話很少,只是偶爾問我渴不渴。我說不渴。其實渴得很。
到了小區門口,保安攔車要登記。兒子報了門牌號,那保安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種說不清的東西。我當時沒多想。
房子在十八樓。電梯上升的時候,我耳朵有點難受。兒媳婦開門,臉上的笑容維持了不到三秒。
"媽來啦。"她說,然后轉身進了臥室。
我站在門口,不知道該往哪兒走。兒子把我的行李放在陽臺邊上的小房間里。那房間原本是儲物間,勉強放了張折疊床。窗戶對著隔壁樓的墻,終年不見陽光。
第一周還算平靜。我早起給他們做早飯,豆漿油條,煮雞蛋。兒媳婦看了一眼,說她在減肥,只喝咖啡。剩下的早飯,我和兒子吃。
白天他們上班,我一個人在家。房子不大,打掃一遍用不了一小時。剩下的時間,我就坐在陽臺上,看對面墻上的水漬發呆。我試著看電視,但遙控器有四十幾個按鈕,我按了半天也沒找對臺。
晚飯是我做的。我做了紅燒肉,蒸了臘腸,還燉了排骨湯。兒子吃得很香,連吃了兩碗飯。兒媳婦夾了一筷子肉,說太油了,放下筷子去叫了外賣。
"媽,您做菜口味太重。"她這樣說的時候,連眼皮都沒抬。
我點點頭,沒說話。那鍋湯在灶臺上咕嘟咕嘟地冒著熱氣,像是在嘲笑我。
第二周,矛盾開始顯現。
我習慣早起,五點就醒了。我輕手輕腳地去廚房,想燒點熱水。水壺剛響,兒媳婦就沖出來了,披頭散發,臉色很難看。
"媽,您能不能晚點起?我們還要睡覺。"
我說對不起。但第二天我還是五點就醒了。五十八年的習慣,改不掉。我就睜著眼睛躺在床上,一直躺到七點。那種憋悶,像是有人掐著你的脖子。
我開始覺得自己是個累贅。連呼吸都要小心翼翼。
第三周,我提出要去附近公園走走。兒媳婦說小區門禁嚴,我一個人出去她不放心。她沒說怕我走丟,但我聽出來了。
我說我認識路。她笑了笑,說還是算了吧。
那天晚上,我聽見他們在臥室里吵架。隔音不好,每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你媽在這兒,我連家都不想回。"兒媳婦說。
"那怎么辦?總不能讓她一個人在鄉下。"兒子的聲音很疲憊。
"請個保姆啊,一個月三千塊,比她在這兒礙事強多了。"
我坐在床上,手攥著被角。原來我在這兒,是礙事。
第四周,我病了。可能是水土不服,也可能是心里堵得慌。我發燒,躺在床上起不來。兒子要帶我去醫院,我說不用,吃點藥就好。
兒媳婦站在門口,說:"別是什么傳染病吧,孩子還小。"
我才知道,他們有孩子了。三歲,在外地上幼兒園,由她媽帶著。
我突然明白了。他們接我來,不是因為孝順,是因為需要人幫忙帶孩子。但我病了,成了負擔。
那晚我做了決定。
第二天早上,我跟兒子說,我要回去。
他愣了一下,問為什么。
我說想家了,想那片地,想我的菜園子,想每天能看見太陽升起來。
他沒有挽留,只是點點頭,說那周末送我回去。
臨走那天,我收拾東西很快。還是那幾件衣服,那罐茶葉,還有沒用完的紅薯粉。兒媳婦送了兩罐奶粉給我,說是給老人補身體的。我道了謝。
車開出小區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那棟樓。十八層,密密麻麻的窗戶,每一扇后面都是別人的生活。我兒子的家在那里,但不是我的。
回到鄉下,推開院門,那股熟悉的氣息撲面而來。土地,草木,還有鄰居家飄來的炊煙。
我站在院子里,深深吸了口氣。
這才是活著的感覺。
人老了,不是非要兒女陪在身邊才叫幸福。有時候,能自由地呼吸,能踏實地睡覺,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已經很好。
我給兒子發了條短信,說我到家了,一切都好。他回了個"嗯"。
就這樣吧。各自安好,也是一種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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