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鼓峰一戰數據公開，舉座皆驚，蘇軍傷亡竟是日軍三倍！

1938年8月7日，張鼓峰戰場，一天鏖戰下來，拍著胸口喊慶幸的是日軍指揮官尾高，深感失望的則是蘇軍指揮官施特恩，因為他的網里仍然找不到大魚的影子，張鼓峰和沙草峰的山頂還在日軍掌握之中。

對施特恩來說，唯一能聊以自慰和慶幸的是，他總算撿到了一條“小蝦”：蘇軍以舟艇橫渡哈桑湖，控制住了張鼓峰東坡。

兩輪較量結束，難分勝負，盡管尾高和施特恩的出發點各不相同，但那種焦灼不安的心情卻是一模一樣的。

施特恩等不得正式開場，就策劃對張鼓峰山頂的日軍進行夜襲。既然是夜襲，參與的人數就不能太多，又估計到白天日軍遭到極大消耗，防守力量薄弱，施特恩只派了一個營。

然而他錯了。山頂尚有兩個日軍大隊的編制，每個大隊的人數再嫌不足，湊起來還足以應付一個營。

施特恩的夜襲以失敗收場，他只能在天亮后再開“高壓鍋”。讓他料想不到的是，天亮之后，尾高變得更為堅挺。

1938年8月8日，長勇聯隊、關東軍增援的野炮高炮部隊，全都到達了戰區，日軍的防御力量得以進一步加強。施特恩的“高壓鍋”光聽見動靜，卻無法將對手蒸熟蒸爛。

氣粗了一點的尾高研究戰況后，意識到東坡的失守終究是個大麻煩。此處雖非山頂，但被蘇軍卡住位置后，52高地與張鼓峰山頂將在防御上失去有機聯系。

為了搶回東坡，尾高也組織了一次夜襲。施特恩千爭萬爭，就爭到這么一個落腳點，哪里肯舍，而且東坡已經集結了大量蘇軍士兵和坦克。雙方的夜襲最終都是興致勃勃而來，垂頭喪氣而去。

這一天，施特恩發送的“捷報”戲劇性地登上了蘇聯中央報刊的位置。類似的假消息已經見怪不怪，不過它確實救了施特恩一命，按照“捷報”的說法，這時蘇軍已經控制住張鼓峰和沙草峰，施特恩的任務變成了“擊退日軍的反撲”。

作為加倫的參謀長，施特恩在步炮、步車以及陸空配合上，都顯得十分熟練，其中最出彩的一筆，是橫渡哈桑湖，搶占東坡。它的作用不僅是切斷52高地和張鼓峰的聯系，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這一制高點，向炮群指示集中攻擊的目標，蘇軍的火炮攻擊由此變得更準更狠。

但是，再好的幕僚長也難以完全代替主帥。施特恩細節上摳得不錯，對戰局的整體把握卻難以與加倫相提并論。加倫是集中兵力對日軍據點進行逐個拔除，看上去速度雖慢，但能收穩扎穩打之效，施特恩急于求成，他來了個處處撒網，普遍攻擊，52高地、張鼓峰東坡、張鼓峰山頂、沙草峰全是均衡用兵，反而欲速不達。

施特恩望山頂而興嘆，他不知道，占據山頂的日軍也已到了強弩之末。

從7月31日起，第十九師團在張鼓峰鏖戰九天，作戰兵員每一天都在縮水。尤其在施特恩對張鼓峰實施機械化密集打擊之后，日軍損失更為嚴重，每天都要倒下兩百人。一線大隊的步兵為此平均減少一半，其中佐藤聯隊的情況最糟糕，作為占領張鼓峰“首功之臣”的第一大隊僅剩三十人左右，還沒一個小隊的人多。

假如這些傷亡，都是在對射或白刃戰中產生的倒也罷了，讓尾高感到格外驚恐的是，火炮造成的死傷超過了子彈和刺刀！

除了關東軍增援的炮兵部隊外，第十九師團的編制里本身也有山炮聯隊，聯隊長是田中隆吉，但所有的這些炮根本就不是蘇聯人的個兒，既掩護不了步兵，也保護不了自己。田中隆吉戰后尚心有余悸，在分析敗因時引用了一句中國成語：“螳臂當車。”

什么都能瞞，傷亡不能瞞。當觸目驚心的數字報到“朝鮮軍”司令部時，中村司令官再也無法安之若素，他主動將第十九師團留在朝鮮的最后一個大隊也調至戰場。

從8月9日到10日，張鼓峰之戰繼續。蘇軍以張鼓峰東坡為基地，通過舟艇不斷向張鼓峰運送部隊、裝備和物資，同時指引炮火進行攻擊，第十九師團沒有飛機助戰，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對方移過來移過去。

戰前日本海軍曾擔心的一幕也接踵而至。由于連日暴雨，洪水猛漲，使得日軍從圖們江南岸到達張鼓峰，必須使用舟艇，然而圖們江面已被蘇聯太平洋艦隊控制和封鎖，軍令部調來的幾艘戰艇都被擊沉，后繼援兵和補給只能通過一座慶興橋提供，而這座橋后來也處于半癱瘓狀態。

在“高壓鍋”的猛蒸猛煮下，第十九師團雖然尚未爛，但也快了。

尾高的“親信部隊”佐藤聯隊包括聯隊長佐藤在內，僅剩三名軍官，其他在前線作戰的聯隊也是傷亡枕藉，整個師團差不多被打成了空殼。尾高明知必須留下預備隊，到這一步也顧不得了，他把作為預備隊的長勇聯隊全都部署到了第一線——不管怎么說，打滿補丁的褲子總比光屁股強吧。

當著部下的面，尾高鼓動殘余官兵們繼續在張鼓峰死守下去，哪怕是戰斗到最后一人，為此他還搬出了一段“七生報國”的典故。

全被出賣了

所謂“七生報國”，說的是日本古代的兩名兄弟武士，戰敗后弟弟問哥哥：“你死后的愿望是什么?”

哥哥說：“我的愿望是輪回七次(即七生)，再回人間消滅敵人?！?/p>

兩兄弟商量妥當，便互刺自盡。尾高說到這段著名典故的時候，臉上仍然是一副抱著垃圾股還死不肯割肉的倔強樣，可是一轉身一回頭，他那慘白慘白的臉色足以嚇死人。

尾高以師團參謀長的名義，向已離開前線的“朝鮮軍”北野參謀長發出電報，先將第十九師團所處險境描述一番，接著便老實承認“目前本師團的作戰能力已到了最后的極限”，希望參謀本部能通過外交途徑，盡快實行停戰。

參謀本部聞訊，派一名高級參謀對張鼓峰進行了緊急視察。這名參謀飛回東京后，把戰場的不利態勢和慘烈戰況如實進行了匯報，他告訴參謀次長多田駿等人：“晚撤退不如早撤退，晚撤退的話，只會招致更多毫無意義的傷亡?！?/p>

參謀本部大驚失色，趕緊下令關東軍做好應急準備，同時將原計劃趕赴廣東參戰的一個師團抽回，作為第十九師團的預備隊。

1938年8月10日夜，蘇軍占領張鼓峰山頂的一角，但也正是在這天晚上，日蘇的停戰談判終于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日本方面，由于武漢會戰打響，軍備需求變得格外緊張，國內生產力也再次達到極限。據參謀本部測算，假如爆發對蘇全面戰爭的話，其現存彈藥不足十五個師團一次會戰所需，所以軍部雖然調兵遣將，但實際上并沒有決心和準備進行兩面作戰。

8月10日晚上12點，重光葵和李維諾夫分別代表本國在停戰協定上簽了字。停戰協定并沒有重新劃定邊界，只是規定日蘇兩軍須雙雙撤離張鼓峰山頂。

日本政府自夸取得了“外交上的勝利”，軍部則對外逞強說，張鼓峰戰役是以少數兵力頂住了大敵，所以不是敗仗。

張鼓峰一戰被日本政府和軍方視為大獲全勝的一次戰役，這些宣傳品對此進行了單方面的竭力鼓吹。

為了進行宣傳，日本報紙還特意避結果抓細節。長勇聯隊長作為第十九師團的軍方代表參加了談判，他在談判現場故作姿態，來了個仰天大臥的睡佛造型，記者們如獲至寶，對這一幕進行著力渲染，寫出了一個純屬意淫的勇武故事。

結果卻是真吃虧。軍部將第十九師團撤到了圖們江南岸，第十九師團固然戰斗力已嚴重不足，可是軍部也沒有再增派其他部隊去張鼓峰設防，理由是：“邊境上的幾個丘陵沒有任何留戀的必要，不應該繼續近距離對峙，以免播下沖突的種子?！?/p>

蘇聯人對那幾個丘陵卻是很在意，在第十九師團撤離后，他們迅速控制住了張鼓峰和沙草峰，相對于以前的假消息，這次才是真正的占領。

四天后，蘇聯高層通過內部調查報告，得知了假消息的真相，不過隨后的態度和做法卻頗讓人捉摸不透。

蘇聯高層不僅未對假消息進行追查，還大擺慶功宴。所有參戰將官和部隊都

獲得了列寧勛章或紅旗勛章，施特恩也不例外，唯一例外的是加倫，他并不在授獎名單之列。

1938年8 月18日，施特恩正式取代加倫，被任命為遠東方面軍司令。三年后他遭到處決，不過跟張鼓峰之戰毫無關系，罪名是“暗藏的托洛斯基分子”。

加倫預感到災禍來臨。當他從張鼓峰前線被召回時，精神已極度緊張，返回途中，他和麥赫利斯坐在同一列車廂里。麥赫利斯對他冷嘲熱諷，說他不應該穿白色制服去前線，尤其是去前沿陣地。

白這個顏色在蘇共概念里絕對不是好詞，它代表著與“蘇聯紅軍”相對的軍政力量。加倫一生謹慎，此時也意識到自己忙中出錯，給人找到了可攻擊之處，可他已經不在乎了。因為他知道，與“白”相比，一定還有更大更可怕的罪狀在前面迎候著他。

在前前后后想了一通之后，加倫逐漸意識到新的罪狀會是什么，一時悲憤交加。當著妻子的面，他不停地嘟囔著：“全被出賣了，全被出賣了！”

1938年8月31日，加倫奉召到莫斯科參加中央軍事會議。會議的主要議程就是解決“哈桑湖事件”（蘇方對張鼓峰事件的稱謂）責任的追究。

張鼓峰一戰，日軍傷亡一千四百余人，蘇軍傷亡則達到四千多人，蘇日傷亡對比接近三比一。內部數據一公開，舉座皆驚。

三倍的兵力和武器對比，結果卻是恰恰相反，這確實令人震駭。盡管加倫僅親自指揮了一天，但加倫還是因指揮問題遭到了嚴厲批判，并被定性為導致這次“重大失誤”的罪魁禍首。

如果只是就軍事言軍事，尚屬正常，可是事情并沒有到此為止。

在伏羅希洛夫的主持下，加倫被宣布為“人民的敵人”，軍事會議當場撤銷了加倫的所有職務。

不久，加倫被逮捕入獄，并遭拷打致死。在他死后四個月，法庭才以“日本間諜罪”追加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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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加倫的遭遇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第十九師團長尾高。他抗命在先，戰敗于后，但因參謀本部稻田等人一直予以支持，事后不僅未受追究，還帶著“勇將”的名譽到關內做了軍司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