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當上汽車兵，對大奔一搗鼓，外國老板出500美金聘請

1979年春天的一個夜里，駐扎在哈爾濱南崗區的車隊大院亮著微弱燈光。劉班長抖了抖凍得發硬的袖子，輕聲說：“小羅，明兒還得出早車，趕緊收工。”那時我正趴在一臺斯太爾發動機上，滿手機油。誰也沒想到，眼前這個把零件當積木拆裝的四川小伙，兩年之前還在延慶新兵營跟著教練摸索起步離合，再往前推幾個月，甚至連“化油器”三個字都沒聽過。

1976年10月，20歲的我從廣安老家坐綠皮火車進京入伍。北京西北部的早晨帶著土腥味，凜冽的寒風把南方兵的耳朵割得生疼。新兵連里最時髦的讀物是《雷鋒日記》，課余討論的最高理想是“開上解放牌”。老兵說“汽車兵腰桿硬，去到哪兒都吃香”，這句話把我徹底點燃。

分到哈爾濱團部車隊后，迎面而來的并非方向盤，而是密集的理論課：點火提前角、斷電器觸點間隙、氣門間隙調整——一連串生澀名詞。我死磕課堂筆記，晚上蹲在煤油燈下，把教案抄進統一發的黃色筆記本，半個月就寫滿厚厚三冊。

真正的考驗來得猝不及防。1978年12月，哈爾濱氣溫零下三十攝氏度，我駕駛一輛CA10去香坊酒廠拉玻璃瓶，車剛出城十里地就熄火。油門踩到底，發動機卻只打干嗆。我裹著棉大衣鉆到車底，發現油管結了冰塊。折騰兩小時毫無進展，正犯難，一位過路大貨司機遞過來一壺滾燙熱水，說：“兄弟，先通油，后調火，要記住：冬天不預熱，油路先報警。”一句話點醒夢中人，那趟活雖然延誤，但從此我認準一個理——汽車兵必須是半個修理工。

自那以后，車隊附近的地方修配廠成了第二課堂。白天跑任務，晚上鉆維修站，打錘子、磨閥座、配活塞環，師傅們口中的“臭小子”慢慢變成“羅師”。為了把理論和實踐扣上，我用廢舊信紙記錄每次故障現象、拆裝步驟、配件型號，三年間寫下十余萬字，扣眼般的小字如今仍能辨認。

1988年7月，我去聯絡共建單位時，在一角落發現一臺塵封數年的沃爾沃244。車身落滿枯枝，玻璃上貼著“報廢”二字。對方領導搖頭：“壞透了，賣廢鐵還嫌貴。”我用手電照了照機腳和氣缸體，判斷“骨架不錯”，便提出拉回部隊練手。三夜沒合眼，逐缸測壓、清洗噴油嘴、換曲軸油封，第四天試車成功。排氣管一聲悶響，沃爾沃像沉睡的熊突然蘇醒。團首長出遠門時常點名要這臺車，“跑得快、坐得穩”成了他的口頭禪。

1990年初冬，雪花鋪滿濱綏公路。我押運文件返營，途經阿城密林段，看見一輛黑色奔馳300SEL側停路邊。司機急得團團轉，一位外國男士凍得鼻尖通紅。故障很明顯：水溫表指針沖頂，副水箱已見底。我拆下節溫器殼體，用隨車工具做簡易旁通，并引導司機把散熱器雪堵敲松，二十五分鐘搞定。那位外商遞上名片，豎起五根手指說：“Five hundred dollars， come to my company.”司機翻譯：“老板愿出五百美金聘你。”我拍掉手上的油漬，笑答：“軍人當差，不接私活。”他愣了幾秒，隨即用生硬漢語回道：“中國兵，很厲害！”

外界的誘惑并沒停過。哈爾濱幾家大型修理廠多次托人帶話：“羅班長，晚上來干幾小時，開價隨你。”甚至有人直接勸我脫下軍裝合伙開廠。可在我心里，部隊既是課堂，也是家。當兵是少年時的信念，掙錢只是生活的附屬。

命運并非總拂意。1994年10月，父親突發腦溢血，姐姐連發兩封加急電報。恰逢部隊奉命趕赴延邊執行緊急運輸任務，車隊缺我不可。營長把火車票塞進我兜里：“情況特殊，你走幾天沒問題。”夜里我躺在車棚頂，枕著鐵板望漆黑天空，反復在“孝”與“忠”間拉扯。清晨六點，售票員剛上班，第一張退票單就落到她手里。

部隊車隊中午前踏上國道。行至琿春山路，暴雨如注，九字形急彎泥濘不堪，地方車輛連翻數臺。調頭繞行需四小時，而文件規定晚到即作廢。我把擋位掛入低速一檔，雙腳幾乎踩透離合和剎車，方向盤打得青筋暴起。空擋溜坡、點剎降速、立刻補油——教科書般的操作把十四輛車帶出險境。任務準時抵達，首長當晚嘉獎。我沒吭聲，只在心里默念：“爸，兒子沒給您守靈，但把兵的本分守住了。”

2000年春，軍齡已滿二十四年。組織上多次談轉業，我卻繼續堅守。有人不理解，我自有衡量：穿上軍裝那天，自己把方向盤擰給了國家。哪怕熄火，也要先把車停到位。

那張外籍老板的名片，如今仍夾在油漬斑斑的學習筆記里，紙邊早已卷翹。每次翻到，總會想起他驚嘆的眼神——那并不是對五百美金的惜別，而是一種莫名的榮耀：一名普通汽車兵，用一把呆扳手，在低溫、泥濘和險彎里守護了一支隊伍的速度與安全。

后來有人問：“要是當年收了那五百美金，現在是不是早成大老板？”回答其實很簡單：奔馳發動機再貴，也貴不過身上的軍徽。

退役前夕，車隊聚餐，劉班長端著酒碗向我舉了一下：“羅師，沒你那股牛勁兒，咱們好多車早趴窩了。”我晃了晃杯子，只說一句：“車輛合格，任務才能合格。”話音落下，冬夜的北風兜了個圈，吹滅幾盞燈，卻吹不散那群汽車兵的笑聲。

汽車兵的崗位平凡，技術冊里寫著千篇一律的添加與保養；可把冊子合上，就是一條條滾燙的公路和一段段無法重來的歲月。回頭看，從1976年的解放卡車，到1988年的沃爾沃，再到公路旁那輛奔馳，每一次熄火、調溫、搶修，都像鋼印一樣，把“責任”兩個字烙在手心。

故事就到這里了。二十余年油污相伴，高低擋位中有求知，也有抉擇。有人說汽車兵無非是開車修車，可若沒有他們，補給就斷線，部隊便難以前行。這個道理，比任何昂貴的配件都值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