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冬的九龍半島,程思遠剛從匯豐銀行出來,口袋里還揣著給李宗仁籌措旅費的回執。車站小茶座里,老友曹聚仁抖著報紙喊他過去——“喂,‘林黛之父’,這邊坐坐!”一句玩笑,引得旁桌客人側目。他略一愣神,隨即笑著回敬:“被叫這三個字,很值。”
此時的林黛,已憑《貂蟬》《金蓮花》拿下四座亞洲影后獎杯,是香港最亮的招牌。影迷只記得她眉目流轉,卻不熟悉出生于1903年的程思遠——昔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秘書,一手捻過半部桂系檔案。政壇與銀幕,兩條截然不同的坐標軸,讓父女的名字產生了奇妙錯位。
1934年12月26日,廣西南寧冬陽正好,程月如落地,取乳名“和尚”。這天李宗仁決定送程思遠赴歐深造,叮囑“回來再領大用”。為了機遇,他含淚別妻女登上駛往馬賽的郵輪,手里僅握一張羅馬大學錄取通知。兩年后抗戰爆發,他急電歸國,博士銜頭卻被迫塞進抽屜。
1938年,武漢酷暑,江邊浮橋滾燙。公務間隙,程思遠牽著四歲的月如在黃鶴樓憑欄。女童扎著雙髻,盯著滾滾江水問:“浪花真的會唱歌嗎?”他沒想到,面前這雙好奇的大眼睛,日后要在銀幕上盛放成風情萬種。可和平遙遙,家庭已搖搖——1940年桂林法政街,夫妻簽字離異,月如哭到聲嘶。程思遠蹲下身:“離婚了,你仍是爸爸的女兒。”這句安慰,只換來更大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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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大轟炸對一個八歲女孩意味著什么?顛沛、空襲警報和寄人籬下。程思遠事忙,將她托給同僚照料,卻常被告知“小家伙衣服燙得比大人還平整”。殘局中的“自治精神”,后來成了林黛職業生涯的自我管理密碼。
抗戰勝利后,他們移居南京。16歲的林黛在匯文女中被封“校花”,臺詞過目不忘,現代舞也跳得俏皮。同窗寄來情書堆滿抽屜,她卻興趣寥寥。倒是父親在舞會上看中石泓,林黛一聲“叔叔好”,先把橋搭好,再機靈退出,讓兩位成年人單獨相處。幾個月后,南京坊間登出“程思遠再婚”消息,媒介暗稱“女兒牽線”。
1949年秋,國民黨局勢崩離,程思遠攜新夫人至香港;林黛隨母也到香江。九龍彌敦道的“沙龍”影室門口,一張黑白寫真把她推向電影業。袁仰安一眼相中,簽入長城公司。嚴格意義上,程思遠并未插手這場轉折,他當時忙于為李宗仁籌款、辦美簽,只在茶敘中聽林黛談起拍電影,驚詫卻沒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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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翠翠》橫掃票房,林黛從“漓江雙魚”變身“萬人迷”。嚴俊贈送奧斯汀小汽車,高調示愛。父親遠在臺北轉機途中,翻讀報紙影評,才知道女兒已成巨星。有人向他介紹:“這是林黛的爸爸。”他笑應:“對,對,很有榮譽感。”同行心照不宣——在影迷心里,“秘書長”不如“影后”醒目。
1956年5月11日,北京中南海紫光閣,周恩來與程思遠長談三小時,提到李宗仁的“和平主張”,又忽地問:“林黛可愿回內地拍片?人才難得。”這份口頭邀請,被程思遠牢牢記下。然而政治斡旋層層,信件和口信在太平洋兩端往返,始終沒能順利傳到女兒耳中。
1961年,林黛與龍云公子龍繩勛結婚。翌年誕子,產后復出卻發現長城公司的重點已移向新人凌波。1964年6月,亞洲影后桂冠被凌波摘走,媒體標題寫得尖銳——“舊皇后讓位”。對極度要強的林黛來說,這簡直是一刀。程思遠正在瑞士向李宗仁轉達“四可”意見,他握著話筒勸女兒:“藝術天地不只戲院,天寬地闊。”那頭只回了句“知道了”,語氣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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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24日,程思遠在蘇黎世旅館接到噩耗:林黛服藥身亡,年僅30歲。電話線另一端哽咽如裂帛,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同年春節后回到香港,他到淺水灣公墓整理墓前鮮花,看著刻著“LINDAN”英文字樣的碑,他喃喃:“她太在意舞臺的燈,沒想到燈滅之后還有別的光。”
晚年友聚時,總有人拿那句“林黛之父”開玩笑。程思遠并不惱火,他端起茶杯會心一笑:“一個父親,讓女兒的名字走得那么遠,自豪感比博士學位更濃。”人生如棋,政壇與影壇兩條軸線最終交匯,留下的不是功名座次,而是一張刻著榮譽與疼痛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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