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思遠被調侃沒名氣，名片應印上‘林黛之父’，程：很有榮譽感

1959年初冬的九龍半島，程思遠剛從匯豐銀行出來，口袋里還揣著給李宗仁籌措旅費的回執。車站小茶座里，老友曹聚仁抖著報紙喊他過去——“喂，‘林黛之父’，這邊坐坐！”一句玩笑，引得旁桌客人側目。他略一愣神，隨即笑著回敬：“被叫這三個字，很值。”

此時的林黛，已憑《貂蟬》《金蓮花》拿下四座亞洲影后獎杯，是香港最亮的招牌。影迷只記得她眉目流轉，卻不熟悉出生于1903年的程思遠——昔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秘書，一手捻過半部桂系檔案。政壇與銀幕，兩條截然不同的坐標軸，讓父女的名字產生了奇妙錯位。

1934年12月26日，廣西南寧冬陽正好，程月如落地，取乳名“和尚”。這天李宗仁決定送程思遠赴歐深造，叮囑“回來再領大用”。為了機遇，他含淚別妻女登上駛往馬賽的郵輪，手里僅握一張羅馬大學錄取通知。兩年后抗戰爆發，他急電歸國，博士銜頭卻被迫塞進抽屜。

1938年，武漢酷暑，江邊浮橋滾燙。公務間隙，程思遠牽著四歲的月如在黃鶴樓憑欄。女童扎著雙髻，盯著滾滾江水問：“浪花真的會唱歌嗎？”他沒想到，面前這雙好奇的大眼睛，日后要在銀幕上盛放成風情萬種。可和平遙遙，家庭已搖搖——1940年桂林法政街，夫妻簽字離異，月如哭到聲嘶。程思遠蹲下身：“離婚了，你仍是爸爸的女兒。”這句安慰，只換來更大哭聲。

重慶大轟炸對一個八歲女孩意味著什么？顛沛、空襲警報和寄人籬下。程思遠事忙，將她托給同僚照料，卻常被告知“小家伙衣服燙得比大人還平整”。殘局中的“自治精神”，后來成了林黛職業生涯的自我管理密碼。

抗戰勝利后，他們移居南京。16歲的林黛在匯文女中被封“校花”，臺詞過目不忘，現代舞也跳得俏皮。同窗寄來情書堆滿抽屜，她卻興趣寥寥。倒是父親在舞會上看中石泓，林黛一聲“叔叔好”，先把橋搭好，再機靈退出，讓兩位成年人單獨相處。幾個月后，南京坊間登出“程思遠再婚”消息，媒介暗稱“女兒牽線”。

1949年秋，國民黨局勢崩離，程思遠攜新夫人至香港；林黛隨母也到香江。九龍彌敦道的“沙龍”影室門口，一張黑白寫真把她推向電影業。袁仰安一眼相中，簽入長城公司。嚴格意義上，程思遠并未插手這場轉折，他當時忙于為李宗仁籌款、辦美簽，只在茶敘中聽林黛談起拍電影，驚詫卻沒反對。

1953年，《翠翠》橫掃票房，林黛從“漓江雙魚”變身“萬人迷”。嚴俊贈送奧斯汀小汽車，高調示愛。父親遠在臺北轉機途中，翻讀報紙影評，才知道女兒已成巨星。有人向他介紹：“這是林黛的爸爸。”他笑應：“對，對，很有榮譽感。”同行心照不宣——在影迷心里，“秘書長”不如“影后”醒目。

1956年5月11日，北京中南海紫光閣，周恩來與程思遠長談三小時，提到李宗仁的“和平主張”，又忽地問：“林黛可愿回內地拍片？人才難得。”這份口頭邀請，被程思遠牢牢記下。然而政治斡旋層層，信件和口信在太平洋兩端往返，始終沒能順利傳到女兒耳中。

1961年，林黛與龍云公子龍繩勛結婚。翌年誕子，產后復出卻發現長城公司的重點已移向新人凌波。1964年6月，亞洲影后桂冠被凌波摘走，媒體標題寫得尖銳——“舊皇后讓位”。對極度要強的林黛來說，這簡直是一刀。程思遠正在瑞士向李宗仁轉達“四可”意見，他握著話筒勸女兒：“藝術天地不只戲院，天寬地闊。”那頭只回了句“知道了”，語氣平平。

1964年12月24日，程思遠在蘇黎世旅館接到噩耗：林黛服藥身亡，年僅30歲。電話線另一端哽咽如裂帛，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同年春節后回到香港，他到淺水灣公墓整理墓前鮮花，看著刻著“LINDAN”英文字樣的碑，他喃喃：“她太在意舞臺的燈，沒想到燈滅之后還有別的光。”

晚年友聚時，總有人拿那句“林黛之父”開玩笑。程思遠并不惱火，他端起茶杯會心一笑：“一個父親，讓女兒的名字走得那么遠，自豪感比博士學位更濃。”人生如棋，政壇與影壇兩條軸線最終交匯，留下的不是功名座次，而是一張刻著榮譽與疼痛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