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榮毅仁為何選擇留在上海，陳毅一番話讓他顧慮全消

1949年5月27日拂曉，黃浦江霧氣未散，船笛和槍聲此起彼伏，上海正在度過最后一個屬于國民黨的黎明。這天黎明前的燈火，將一個紗廠少東家的思緒也徹底點亮——榮毅仁倚在自家陽臺，望著江面上浮動的紅旗和星光，心里只有一句話：去還是留？

倒回三個月前，同樣的江風，卻吹不散他的迷惘。4月初，父親榮德生在無錫放出“絕不離鄉”的消息，和那些忙著往香港、曼谷裝箱運機的商界同儕判若兩人。德生老人的脾氣上海灘誰不清楚？不愿背井離鄉，更不想把民族工業的根須連根拔走。榮毅仁明白父親的苦心，但他同時也知道，自己才是這家龐大企業未來的舵手，一旦判斷失誤，后果不堪設想。

更糟的是，5月初的那張傳票像利刃懸頭。國民黨檢察處給他扣的“霉粉賣軍”罪名，可笑卻致命，只要一次庭審，一切家業都可能被掏空。為保平安，他被迫塞出十根金條、五千美金，這筆封口費等同一條逃生船票。誰料5月25日上海炮聲大作，法庭關了門，傳票成了廢紙；命運驟然拐彎，他忽然看見另一道出口。

就在這兩天，街頭巷尾出現了一支陌生的隊伍。灰呢軍裝、草綠色挎包、席地而臥，油鍋貼面不留一星浮油。弄堂口的不少老阿姨嘗試送茶送點心，一律被謝絕，理由只有一句：“紀律。”榮毅仁親眼看過，車子開到浦東大樓附近，一個警戒兵攔車客氣得近乎生疏：“前面還有戰斗，請回避。”短短一句，令他回程途中愣神良久——這和常年勒索的憲兵完全是兩碼事。

然而，僅憑街景還不足以讓資本家下注。6月2日的請柬才是真正分水嶺。發柬人是新組建的上海市軍管會，地點在外灘中國銀行大樓四層。午后一輛輛“雪佛萊”“奧斯汀”尾氣翻滾，把外灘的石階熏得發黑，車里坐的都是上海灘最老練的鼻子，他們能聞出任何風向，卻沒人能判斷共產黨要端出什么菜。

大廳里，華燈不亮，只開了幾扇窗。一個中等身材、布鞋布襪的軍人快步走到桌前，先自報家門：“各位朋友，我叫陳毅，現任上海市市長。”一句“朋友”，讓在座的洋服革履忍不住對視。陳毅隨后用四川腔接連拋出幾句話：“上海要復蘇，設備、工人、資金一樣都不能少。私人企業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不會沒收，也不許破壞。各位只要守法納稅，政府保你們安心生產。”

短短二十多分鐘，信息量巨大，卻說得像家常。榮毅仁坐在第二排，額頭汗意慢慢退去。他最在意的是“尊重產權、鼓勵經營”八個字，而那一聲“不會沒收”，等于當場撕毀了逃亡計劃書。座談持續近三小時，氣氛越來越熱絡，有老板禁不住低聲嘀咕：“聽他這么講，咱們還跑啥？”榮毅仁沒接口，只把手里的鉛筆旋得飛快，心里卻已經有了底——留守，復工，招回在港的妻兒。

會后第三天，榮氏紗廠機器重新轟鳴。原先渙散的擋車工、擋車女工重新排隊點名，倉促起步卻井然有序。有人悄聲問他怕不怕政策變臉，他只答了一句：“信人，還是要看初次見面的那雙眼睛。”隨后簽下第一批棉花采購單，帳面資金所剩無幾，卻賭的正是那句“不會沒收”。

夏去秋來，工廠整頓初見成效。年底，上海市委對為穩住經濟作出貢獻的企業家進行表彰，榮毅仁名列其中。他受邀赴京，第一次步入中南海。宴席上，毛澤東親切寒暄：“你們的機器轉得怎樣？”樸素一句，抵得上千言萬語的擔保。那頓飯之后，榮毅仁更堅信，留下來是一條可走且必須走的路。

1957年，他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這時距離那場“面粉案”僅八年，世事之變令人咋舌。榮毅仁并未把注意力放在頭銜上，他更在意的是紡織設備國產化、本幣結算、技術人才培養等一件件細活。幾年下來，上海紡織系數提升，外匯節省數字被寫進了工業部的年報。

1979年，鄧小平一句“要辦家大公司”，把七十開外的他重新推上前臺。中信公司由此誕生，成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記者問他創業初衷，他笑言：“還是當年陳市長那句，我們要把生產恢復起來。如今換成市場經濟，我就把企業做到世界去。”

回頭看，榮毅仁的抉擇并非一時沖動，也不是冒險孤注。他見過國民黨末路的茍且，也親歷解放軍進城時的克制與清朗；他在陳毅的講話里聽出真正的保障，更在后續的實踐中一次次得到驗證。對商海沉浮數十年的他來說，這些遠比一紙通行證、幾船機器更具分量。

有人評價他是“紅色資本家”，這個稱謂或許可圈可點，卻恰恰揭示了1949年那場選擇的實質——當民族與時代給出新的坐標，個人的成敗榮辱便緊系國家的方向。榮毅仁留在上海，是因為看見了規則，也因為心中那份改造舊世界的沖動終于找到了落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