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拂曉,黃浦江霧氣未散,船笛和槍聲此起彼伏,上海正在度過最后一個屬于國民黨的黎明。這天黎明前的燈火,將一個紗廠少東家的思緒也徹底點亮——榮毅仁倚在自家陽臺,望著江面上浮動的紅旗和星光,心里只有一句話:去還是留?
倒回三個月前,同樣的江風,卻吹不散他的迷惘。4月初,父親榮德生在無錫放出“絕不離鄉”的消息,和那些忙著往香港、曼谷裝箱運機的商界同儕判若兩人。德生老人的脾氣上海灘誰不清楚?不愿背井離鄉,更不想把民族工業的根須連根拔走。榮毅仁明白父親的苦心,但他同時也知道,自己才是這家龐大企業未來的舵手,一旦判斷失誤,后果不堪設想。
![]()
更糟的是,5月初的那張傳票像利刃懸頭。國民黨檢察處給他扣的“霉粉賣軍”罪名,可笑卻致命,只要一次庭審,一切家業都可能被掏空。為保平安,他被迫塞出十根金條、五千美金,這筆封口費等同一條逃生船票。誰料5月25日上海炮聲大作,法庭關了門,傳票成了廢紙;命運驟然拐彎,他忽然看見另一道出口。
就在這兩天,街頭巷尾出現了一支陌生的隊伍。灰呢軍裝、草綠色挎包、席地而臥,油鍋貼面不留一星浮油。弄堂口的不少老阿姨嘗試送茶送點心,一律被謝絕,理由只有一句:“紀律。”榮毅仁親眼看過,車子開到浦東大樓附近,一個警戒兵攔車客氣得近乎生疏:“前面還有戰斗,請回避。”短短一句,令他回程途中愣神良久——這和常年勒索的憲兵完全是兩碼事。
然而,僅憑街景還不足以讓資本家下注。6月2日的請柬才是真正分水嶺。發柬人是新組建的上海市軍管會,地點在外灘中國銀行大樓四層。午后一輛輛“雪佛萊”“奧斯汀”尾氣翻滾,把外灘的石階熏得發黑,車里坐的都是上海灘最老練的鼻子,他們能聞出任何風向,卻沒人能判斷共產黨要端出什么菜。
![]()
大廳里,華燈不亮,只開了幾扇窗。一個中等身材、布鞋布襪的軍人快步走到桌前,先自報家門:“各位朋友,我叫陳毅,現任上海市市長。”一句“朋友”,讓在座的洋服革履忍不住對視。陳毅隨后用四川腔接連拋出幾句話:“上海要復蘇,設備、工人、資金一樣都不能少。私人企業是國家的寶貴財富,不會沒收,也不許破壞。各位只要守法納稅,政府保你們安心生產。”
短短二十多分鐘,信息量巨大,卻說得像家常。榮毅仁坐在第二排,額頭汗意慢慢退去。他最在意的是“尊重產權、鼓勵經營”八個字,而那一聲“不會沒收”,等于當場撕毀了逃亡計劃書。座談持續近三小時,氣氛越來越熱絡,有老板禁不住低聲嘀咕:“聽他這么講,咱們還跑啥?”榮毅仁沒接口,只把手里的鉛筆旋得飛快,心里卻已經有了底——留守,復工,招回在港的妻兒。
會后第三天,榮氏紗廠機器重新轟鳴。原先渙散的擋車工、擋車女工重新排隊點名,倉促起步卻井然有序。有人悄聲問他怕不怕政策變臉,他只答了一句:“信人,還是要看初次見面的那雙眼睛。”隨后簽下第一批棉花采購單,帳面資金所剩無幾,卻賭的正是那句“不會沒收”。
夏去秋來,工廠整頓初見成效。年底,上海市委對為穩住經濟作出貢獻的企業家進行表彰,榮毅仁名列其中。他受邀赴京,第一次步入中南海。宴席上,毛澤東親切寒暄:“你們的機器轉得怎樣?”樸素一句,抵得上千言萬語的擔保。那頓飯之后,榮毅仁更堅信,留下來是一條可走且必須走的路。
1957年,他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這時距離那場“面粉案”僅八年,世事之變令人咋舌。榮毅仁并未把注意力放在頭銜上,他更在意的是紡織設備國產化、本幣結算、技術人才培養等一件件細活。幾年下來,上海紡織系數提升,外匯節省數字被寫進了工業部的年報。
1979年,鄧小平一句“要辦家大公司”,把七十開外的他重新推上前臺。中信公司由此誕生,成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記者問他創業初衷,他笑言:“還是當年陳市長那句,我們要把生產恢復起來。如今換成市場經濟,我就把企業做到世界去。”
回頭看,榮毅仁的抉擇并非一時沖動,也不是冒險孤注。他見過國民黨末路的茍且,也親歷解放軍進城時的克制與清朗;他在陳毅的講話里聽出真正的保障,更在后續的實踐中一次次得到驗證。對商海沉浮數十年的他來說,這些遠比一紙通行證、幾船機器更具分量。
有人評價他是“紅色資本家”,這個稱謂或許可圈可點,卻恰恰揭示了1949年那場選擇的實質——當民族與時代給出新的坐標,個人的成敗榮辱便緊系國家的方向。榮毅仁留在上海,是因為看見了規則,也因為心中那份改造舊世界的沖動終于找到了落腳點。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