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族盟約，劉秀用大儒的腦袋立規矩：可以賺錢，不能吃干抹凈

建武十五年（39年），一代大儒歐陽歙深刻體會到了什么叫人生過山車。

年初，他才因“推薦賢才，頗有政績”而由汝南太守升為三公之一的司徒，待到年中“度田”事件發生后，就因“度田”不實而被光武帝劉秀下獄，并準備處死。

獄中的歐陽歙應該還不至于絕望，因為他還有一個身份加持，其家族“八世鴻儒”，其本人在儒生群體中很有威望，光武帝劉秀準備處死司徒歐陽歙的消息傳出后，太學生們集體為其求情，甚至一名叫禮震的太學生表示自己愿意替歐陽歙去死。

但即便有如此多的人求情，光武帝劉秀絲毫不為所動，在這個問題上，他的態度十分堅決：歐陽歙必須死。

歐陽歙的死只是開端，一場血雨腥風即將席卷這個新生帝國。

在推動“度田令”這一問題上，光武帝劉秀態度十分堅決，本身就是豪族出身的他不惜以十幾個太守等高級官員的腦袋向天下豪族宣誓了自己的規矩：豪族們可以賺錢，但必須在規則內，如果有誰敢玩吃干抹凈，那對不起，先問問自己有幾個腦袋吧。

劉秀在開國之時用大儒之血與豪族群體定下的盟約，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東漢這個豪族王朝沒有如后世的晉、宋以及南朝政權一般軟弱保守，劉秀父子從度田開始對豪族群體立下的規矩，深刻影響了整個東漢一朝各勢力的行為方式，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了風起云涌的三國時代。

豪族王朝

新莽末年，天下大亂，在各方勢力并起的亂世修羅場中，劉秀集團能夠快速勝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找出了當時天下最重要的勢力：豪族，并迅速獲得了天下豪族的支持。

劉秀本人就是南陽豪族，追隨其打天下的主要功臣集團“云臺二十八將”大多出身豪族，從這個角度上講，東漢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豪族王朝。

我們在讀歷史時，總是習慣于以各種方式將人分成各種各樣的群體，并假設群體內部的人有統一的宗旨和目標，并會統一行動，但這樣的思維方式過于簡單幼稚，無法反映真實世界里復雜的利害關系。

我們今天在討論“豪族”這個概念時，往往將其與平民對立起來，并假設社會就是由“豪族集團”和“平民集團”構成的，兩個集團水火不容，如果順著這樣的思路思考下去，接下來光武帝劉秀的行為便無法解釋，因為身為豪族“總頭目”的劉秀似乎更應該幫助豪族去壓榨平民，怎么可能對豪族“重拳出擊”？

社會是復雜的，各種社會關系也是不斷演變的，光武帝劉秀對豪族的態度從開始的拉攏為主變為后來的打壓為主，說到底是因為他完成了從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轉變。

打江山時，劉秀與豪族群體更多是利益共同體，而隨著天下平定，作為皇帝的光武帝劉秀與天下豪族群體的利益沖突便顯現了出來。

任何一個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都需要一套穩定的財政系統去維持其國家機器的運轉，而在古代的農業社會，所有的經濟活動都要圍繞土地進行，帝國財政的根源亦不能離開土地。

剛剛覆滅的新莽王朝就是因為沒有處理好土地問題而速亡，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后，廢除了新莽時期不合時宜的土地政策，但土地問題，依舊是新王朝無法回避的問題。

在處理最重要的土地問題上，劉秀沒有像“前任”王莽那樣，一上來就“放大招”，他的起手式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動作：丈量土地，清查人口。

此時天下初定，土地資源并不緊張，劉秀認為這一簡單的政令應該能被很好地執行，但他仍低估了人性的貪婪，大量豪族以實際行動告訴劉秀：他們不想只吃劉秀允許他們吃的那塊，他們要的是吃干抹凈。

劫貧濟富

光武帝劉秀下令度田的原因很簡單：國家初定，得有一個較為清晰的國家土地、人口賬本。

有了這樣的土地人口賬本，國家才能有根據地確定稅收，分配徭役和兵役。

王莽主政時，在土地問題上干了兩件大事，第一是絕對禁止土地兼并，第二是把豪族的土地全部收回，這兩件事等于動了豪族群體的命根子，他們自然聯合起來反對。

王莽的新朝喜提“一世而亡”的悲催結局，在土地問題上過于脫離實際是最主要原因。

本身就是豪族出身的劉秀，非常清楚通過強行禁止土地兼并是不現實的，所以他的土地政策更為溫和：豪族可以擁有更多土地，只需按照真實擁有的土地數量交稅即可。

東漢的稅制大體上繼承于西漢，主要稅種是土地稅和人頭稅，豪族人口和土地都多，但如果按照人口與土地比例來算，豪族要比普通的自耕農低得多，在土地稅和人口稅的符合稅種下，豪族的負擔是要比自耕農小得多的。

在劉秀看來，這些以儒生自居，動輒滿口仁義道德的地方豪強們應該會接受這樣一個對他們還算友好的制度，配合度田，盡快恢復社會生產，這樣一來，社會總財富增加了，有錢有地的豪族群體財富當然也會更快增加。

但令劉秀沒有想到的是，地方豪強們可不是這么想的，他們的想法是：土地稅雖然不多，但如果能通過賄賂清查土地的官員將一部分土地隱藏起來，只要隱藏土地省下來的錢比用來賄賂官員的錢少，這筆買賣就是賺的。

官商勾結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社會頑疾，千萬不要以為官商勾結的影響只存在于官員和商人之間，其造成的連鎖反應有時是政策制定者根本就無法想象的。

國家要度田，豪強要藏田，官員要搞錢，這里面就存在了一個利益沖突，國家在度田時，大體上對地方的田地數量是一個有一個估計的，所以想靠幫豪族們隱藏土地搞錢的官員也不敢搞的太過分，最終得出來的這個度田數，得跟國家估計的那個數大體上差不多。

一邊是想靠隱瞞田地搞錢，另一邊是總數得對得上，那怎么辦呢？有辦法，辦法就是“再苦一苦百姓”。

東漢官員們在丈量土地時，把普通自耕農家的房子、院子全算成土地給報了上去，普通自耕農家的土地被多報多少，豪族們的土地就被少報多少，這么一搞，豪族和官員的利益不就來了嘛。

這樣一套賬本交上去，朝廷很高興，因為朝廷看到的那個賬本是他們最希望看到的那樣，豪族手中土地不多，自耕農手中土地不少，這是最健康的經濟狀況；豪族和官員自然也高興，因為他們真真切切地在度田中獲得了利益。

從中央到地方的大人物們都高興，唯有普通自耕農不高興，土地多少是直接跟稅收掛鉤的，雖然光武帝劉秀號稱輕徭薄賦，稅率并不高，但是自耕農手中的土地數量被強行拉高后，等于變相加了稅，在中國古代，自耕農群體歷來是活的最艱難的群體，朝廷的稅負、徭役、兵役一個也不能少，還得承受著地方管理和豪族的盤剝，很多時候都是在溫飽線上掙扎，如今他們又被以這種荒唐的方式給“加了稅”，自然對朝廷怨聲載道。

一開始光武帝劉秀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地方官員不小心露出了馬腳，被劉秀看出了問題，一番調查之下，光武帝劉秀逐漸理清了事情的真相。

知道地方官員和豪族們利用自己的度田令斂財后，劉秀憤怒的開啟了全國范圍內的大追查，剛剛被提拔為司徒的歐陽歙因為收受賄賂幫助豪族逃避度田而被光武帝劉秀下獄處死。

在弄死了歐陽歙這個典型后，劉秀并沒有停手，光是因為卷入度田案而被殺的太守就有十幾個。

劉秀以如此堅決的態度向整個天下宣布：度田這件事必須如實進行，不能有一丁點商量的余地。

眼看皇帝是來真的，絕大多數地方官也不敢再為了幾個錢去偏袒豪族了，而豪族群體看軟的不行，便決定給光武帝劉秀“上上強度”，青、徐、幽、冀四州的豪族直接宣布：反了。

土地密碼

可能有人會感到奇怪，即便如實報田，豪族們無非就是多交點稅而已，甚至這部分成本都不需要他們承擔，他們只需要提高田租就可以把成本轉嫁到佃戶身上，豪族們犯得著冒著掉腦袋的風險去造反嗎？

這個問題很復雜，要回答它得先搞清楚土地兼并是怎么進行的。

春秋戰國時代開始，各國都進入了自耕農經濟時代，所謂自耕農經濟即朝廷將小塊土地分給農民，農民則需要向朝廷交稅，服徭役和兵役。

個人能力有大小，智力有差別，久而久之，有人家有余財，有人不但沒財，還背上負債，于是經營好的就用家中的余財去買了經營不好的的土地，土地兼并就產生了。

這種模式確實是土地兼并的最基礎模式，但現實情況中，土地兼并很少按這種理想的模型進行。

雖然人的智力有高低，但總體而言，人是理性的動物，他們會根據利弊去決定自己的行為。

土地是自耕農最主要的資產，按照常理來講，一個自耕農，只要不是腦子進水了，就不會賣自己的土地，能讓自耕農賣掉土地的情況只有兩種：一種是走投無路，一種權衡利弊，而這兩種情況又是相互影響的，且要實現這兩種情況，光靠市場行為很難做到，得有國家機器參與其中。

理性來講，帝國的統治者是希望國民大多以自耕農的形式存在的，因為這樣帝國的稅基最大，動員潛力也最大，而要實現這種理想狀態，就要保證自耕農經濟能夠運轉，說的具體些，就是一個自耕農家庭靠著耕種朝廷發放的小塊土地能夠在負擔賦稅、徭役和兵役的基礎上養活自己的一家老小。

別以為這很容易實現，中國2000年帝國史里，能夠實現這一目標的時間恐怕連十分之一都不一定到。

這種自給自足的自耕農經濟模式是一種理想狀態，現實中很難長久保持，而諷刺的是，那個最希望國民以自耕農形式存在的帝國往往扮演讓自耕農破產或主動放棄土地的幫兇角色。

具體邏輯是這樣的，上文提到，自耕農只有在走投無路或權衡利弊這兩種情況下才會賣掉自己的土地，什么力量最容易讓自耕農走投無路？當然是恐怖的國家暴力機器，自秦二世而亡后，所有王朝的統治者都宣稱自己輕徭薄賦，但任何一個王朝，自建立的那一刻起，國家機器就在不斷膨脹，為了養活越來越龐大的國家機器，就得不斷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征稅。

征稅就面臨一個向誰征的問題，雖然所有帝國的統治者都希望能向有錢人征稅，但權力是個奇妙的東西，在權力的一系列運作下，絕大多數時候，都是有錢人因為有辦法接近權力而少交稅，而普通人因為無法接近權力而承擔了稅負重擔。

在自耕農經濟模式下，各級衙門的各類苛捐雜稅會準確無誤地砸向老老實實種地的自耕農群體，原因也不復雜，你有地，你跑不了，收你的稅最容易。

正常情況下的自耕農經濟模式不會導致大量自耕農破產，但是歷史的大多數時候是不正常的，在種種苛捐雜稅的作用下，一些自耕農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要這塊土地還不如不要。

有土地，就得承擔各種苛捐雜稅，而如果沒有了土地，給豪族當佃戶，第一，土地稅直接就省了，第二，豪族有可能幫助佃戶們隱藏身份，于是人頭稅，兵役，徭役全省了，如果是這樣，佃農們只需要向豪強繳納地租即可，這與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和徭役、兵役比簡直是太劃算了。

你以為的隱瞞人口是豪強用暴力手段威脅佃戶們別進入國家的編戶齊民系統，但實際情況可能是佃戶們求著豪強幫著他們從國家的編戶齊民系統中除名。

好了，之所以要大費周章將土地兼并的過程講述清楚，是為了更好地讓大家理解豪族群體為什么寧愿冒著掉腦袋的風險也要隱瞞土地。

新莽大亂世后，在剛剛建立的東漢王朝，人地矛盾其實沒那么激烈，東漢朝廷手中有大量公地，準備免費發放給農民。

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實行的也是漢文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基本國策，這段時間，朝廷的苛捐雜稅不算多，在這種情況下，當一個直接給朝堂交稅的自耕農并不是一個很壞的選擇。

人是理想的動物，當初人們愿意放棄朝廷編戶齊民的身份而給豪族當佃戶甚至家奴是因為這樣做比給朝廷當自耕農獲益更多，而如今，情況逆轉了，回到朝廷的編戶齊民系統中當一個自己擁有土地的自耕農似乎更有性價比，這樣一來，如果朝廷統計土地和人口的度田行為順利進行，就會有大量佃戶離開豪族而選擇接受朝廷的土地成為自耕農。

于是，一個尷尬的情況出現了：土地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是重要資源，但對于此時的豪族卻可能成為負擔，土地得有人耕種才能獲得收益，過去豪族雇傭佃戶給他們種地可以獲得源源不斷的收益，而如果大量佃戶離開，光憑豪族自己是不可能種這么多的土地的，沒人耕種土地就不能產生收益，但土地稅是固定的，不管有沒有人耕種都得交，為了讓損失小一點，他們想到去賄賂當地官員，把自己的土地少報一點，在這個辦法行不通后，決定鋌而走險干上一票。

豪族契約

青、徐、幽、冀四州某種意義上講是光武帝劉秀的“龍興之地”，但也正是因為這四州的豪強當初直接選擇跟劉秀合作，他們的權力被很大程度上保留，即便劉秀在平定天下后開始著手解散郡縣兵，但此時這些豪強手中仍有一定數量的私人武裝。

當然，這些豪族手中這點私人武裝，在擁有著云臺二十八將豪華陣容的光武帝軍事集團面前是完全不夠看的，但這些豪族武裝的討厭之處不在于戰斗力有多強，而在于他們在地方勢力的盤根錯節，甚至與當地衙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朝廷派來的中央軍前來鎮壓時，他們就躲起來，待到中央軍撤走，他們就再次出現搗亂，憑借這種戰術，豪族們的武裝一度占領了大量郡縣。

但劉秀畢竟是亂世里殺出來的雄主，這點小把戲又豈能難得倒他，人性的弱點他比誰都清楚。

面對豪族武裝的游擊戰，和地方官員的“躺平”，劉秀下令：

各地的豪強武裝，五人共同斬一人者，免罪。

而對于鎮壓不力的官員，以往玩忽職守的行為一概既往不咎，只以從今往后剿滅的反叛者數量論功。

這兩項規定，一項讓原本結成同盟的豪族群體相互猜忌，一項則充分調動了地方官員鎮壓反叛的積極性。

這場聲勢浩大的反叛沒過多久就被鎮壓下去。

光武帝劉秀通過拳頭告訴了豪族們整個天下到底誰說了算。

由于武裝反叛這樣的終極手段都用了卻還是沒有效果，豪族們逐漸放棄了抵抗，劉秀的度田令在此之后推行的阻力小了很多。

參與反叛的豪族被劉秀沒收土地，并遷移到別處居住，等于斷了他們的根基。

而那些沒有參與反叛的豪族，也識趣地如實上報了土地數目，這場因度田而導致的巨大風波以這樣的方式平息了下來。

自漢武帝的《輪臺罪己詔》發布以來，豪族這一群體的實力不斷膨脹，他們見證了西漢王朝的滅亡和東漢王朝的建立，豪族問題，逐漸成為了兩漢400年的核心問題。

面對這個問題，兩個重要的人分別給出了自己的解題方式。

王莽和劉秀都出身豪族，都自幼喪父，但王莽所在的家庭是當時最顯赫的頂級豪族，顯赫的家世讓王莽盡管自幼喪父，但也不必去經歷社會的毒打，他只需要讀好所謂的“圣賢書”并將其積極實踐就能獲得近乎無限大的權勢，這樣的出身將王莽培養成了一個不知社會底層運行邏輯的書呆子，所以他才會異想天開地認為可以通過一紙詔令，以強行收回豪族土地的方式一次性解決豪族問題。

但死板的文字是解決不了現實問題的，王莽的社會實驗無論有著多么崇高的理想，都注定會因為過于脫離現實而淪為夢幻泡影。

相比于王莽，只出身于郡縣小豪族且自幼喪父的劉秀更了解社會如何運行，他種過地，賣過米，也到長安求過學，他的家庭給他提供助力足夠其增長見識看到更大的世界，但又不足以讓他可以脫離社會實踐，過上不食人間煙火的生活。

王莽和劉秀都讀儒家經典，但真切的社會實踐讓劉秀對這些典籍中的文字理解更深刻。

所以在天下亂作一團的時候他能準確地抓住豪族這一核心問題，并通過解決豪族問題來解決全部社會問題。

對豪族問題理解更深刻的劉秀知道要徹底消滅豪族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從一開始追求的目標就是約束豪族，規范豪族，與豪族合作。

度田事件，其實是劉秀用十幾個高級官員的血與天下豪族訂立的盟約：豪族可以賺錢，甚至可以兼并土地，但是錢多地多的人，得多交稅。

經歷過大風大浪的光武帝劉秀，以務實的態度，針對當時最核心的社會問題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這幾乎已經是當時社會能夠給出的最優解。

劉秀通過度田一事，與天下豪族簽訂的“簽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整個東漢一朝，在王朝的前期，這份契約即保持了豪族群體的活力，又使豪族不至于失控，這份契約讓漢這個王朝以另外一種方式保持著它的強大與威嚴。

當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成不變，任何方案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待豪族成長為實力更為恐怖的世家大族時，新的社會問題就需要新的辦法去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