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為善回憶父親胡宗南：有人說我母親是特工，這種說法毫無根據

1962年六月的臺北，細雨連綿。五十六歲的胡為善站在父親的靈柩旁，腦海里卻總閃回到十五年前西安那場熱鬧得近乎喧囂的婚禮。那天父親胡宗南身著戎裝，舉手投足難掩老派軍人的拘謹；母親葉霞瞿一襲素雅旗袍，眉眼間盡是掩不住的喜悅。對胡家子女來說，這段婚事不僅改變了父親的情感世界，也無形里左右了他們后來的人生軌跡。可多年以后，江湖上卻多出一句流言：葉霞瞿是戴笠安插在胡宗南身邊的“女特工”。胡為善聽得次數多了，不免心煩，“沒有的事，母親手里握的只有鋼筆和書卷，她從來沒碰過任何情報文件。”

追問這樁流言，得從1937年說起。那一年三月，胡宗南正坐鎮河南壽縣指揮整編第一軍，戴笠途經駐地，帶著一名神采奕奕的年輕女子拜訪。有人私下揣度是戴笠刻意安排，但軍中更愿意相信那只是一次再普通不過的茶會。胡宗南其時四十一歲，身份顯赫卻孤身一人；葉霞瞿二十四歲，剛從上海光華大學轉學去美國深造。兩人幾句寒暄，竟聊到唐詩里“蘇子與客泛赤壁”那段文字——意外嗎？不算。胡宗南年輕時主修國文，葉霞瞿受父親影響自小背誦《古文觀止》，話題自然能對得上。

可接下來局面驟變。七七事變爆發，前線吃緊，胡宗南忙得連睡個囫圇覺都難。孔祥熙忽然提及要把二女兒孔令偉嫁給這位黃埔一期門生，蔣介石也點頭表示支持。看似水到渠成的聯姻，卻被胡宗南一句“戰事未平，個人之事從緩”推開。外界不理解，可親近的人都知道，他嫌孔令偉舉止張狂，更念念不忘那個短暫相遇的書卷女子。

抗戰期間，葉霞瞿漂泊異國攻讀政治學博士。每逢假期，她寫長信寄到延安西北野戰總部的郵袋，再由驛站輾轉送到前方。信里多是學術思考與讀書心得，很少提及情感，唯一的“露餡”也不過一句：“昨夜夢里見你，河山無恙。”胡宗南粗看一遍塞進軍裝內袋，等夜深無戰報時才取出來反復讀，那時燈火昏暗，他常用鉛筆在信紙空白處圈出古詩句，算是回應。軍中兄弟見了都笑他“老夫聊發少年狂”，他說：“好女兒家，寧可寫字，也絕不肯玩槍。”

戴笠死于1946年五月的岱山失事，軍統人心惶惶。是夜胡宗南伏案寫公文，突然長嘆：“彼此相交二十年，竟至天人永隔。”隨行副官告訴他外面傳言葉霞瞿與戴笠“關系非比尋常”，胡宗南冷哼一聲，“荒唐得很，我這條命戴笠管不了，更不容他把什么人塞給我。”副官不敢多言，卻暗暗記下一段對話。

1947年五月二十八日，西安興隆嶺張燈結彩。胡宗南的婚禮讓整座古城都沸騰，臺灣《中央日報》連發三條電訊，逐字記錄儀式流程。軍樂沖天，宋美齡派專機送來一對金鏤龍鳳酒杯；梅里雪山積雪初融，西南聯大幾名教授也托人捎去祝辭。當晚胡宗南解除衛兵戒備，獨自陪新娘在院中散步，風里滿是槐花香。葉霞瞿低聲問：“此刻你可否放下前線？”胡宗南只回了一句：“他們打槍，我打電報，我的心一直在家里。”

婚后第五天，胡宗南奉命赴陜北追擊西北野戰兵團，葉霞瞿則帶著母親留下。旁人窺見家書，以為新娘將陷漫長守寡式婚姻；然而那些信箋里卻有綿密的生活瑣屑：西安巷口咸陽湯面幾分咸，屋后手栽海棠哪天開花，仿佛夫妻倆就站在市集相隔三步。多年后胡為善翻閱父母往來信件，最喜歡的一段寫于1949年一月，“吾妻：昨夜天寒，睡前念起你說西湖冬日白居易詞‘天容水色’。此刻硝煙撲面，忽憶你描荷之筆，頓覺耳畔風聲皆為簫笛。”粗糙的謄寫紙邊緣被雨水浸透，卻仍可辨認淡淡墨香。

時局風云突變。1949年十二月，胡宗南率余部渡海定居臺灣。短短數月，他從西北王跌成孤軍將領，生活頓失依靠。那時臺灣物價高漲，胡家日常開銷得精打細算。葉霞瞿主動放棄外出授課，留在家中寫學術小品和散文，以每千字八元新臺幣的稿酬承擔一家柴米。剛開始稿件常被退回，她紅著眼圈擠出笑，“字寫得再好，也不如寫得讓編輯點頭。”夜深更靜，她埋頭改稿，胡宗南挑燈相陪——這一幕在士兵眼中，比夫妻同席而坐更動人。

1960年冬，胡宗南病情惡化。某天夜里，他突然對葉霞瞿說：“來日若我先行一步，你要告訴孩子們，胡家可輸官職，但不能輸骨氣。”葉霞瞿點頭，沒流一滴淚。兩年后胡宗南病逝，臺灣媒體大篇幅報道，卻無人再提“女特工”傳聞，只因葉霞瞿以一己之力維系家庭，言行端莊有目共睹。

外界不信，總要問胡為善：“你母親真沒受過軍統任務？”胡為善一笑，“要是真干過情報，她會讓父親在半夜陪她改文章，還為五塊錢稿費去跟編輯磨嘴皮？”他的回答看似戲謔，卻也道出實情——在那段動蕩歲月里，葉霞瞿最鋒利的武器始終是筆桿，而非手槍。

1981年八月，葉霞瞿因病離世。臨終前，她把四個子女召到病房，只交代一句：“墓碑要寫‘艱毅不拔，永不屈服’。”沒有華麗辭藻，卻比一切悼詞都沉甸甸。胡家兄妹遵照遺愿，在臺北近郊山坡立碑，碑側刻著一段小字：葉霞瞿，浙江麗水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金陵大學教授。后人到此多半會駐足片刻，讀完便知，這位女士活得清醒而自持，與傳聞中的“特工”身份全無交集。

至此再回看1940年代的西安傳言，不難發現破綻。其一，戴笠與胡宗南雖交好，卻毫無上下級隸屬，可供“監視”的邏輯鏈先天不足；其二，軍統內部檔案并無“代號葉某”的記錄，沈醉日后在回憶錄里以一句“似乎”道聽途說，卻被坊間無限放大；其三，胡宗南對女性要求苛刻，早年僅因梅氏一次看戲便冷落妻子，何況軍統出身的女子？葉霞瞿若真是“組織派遣”，怎么可能長久融入胡家的嚴謹家風？

更關鍵的一點，時間戳對不上。戴笠失事于1946年，而胡宗南與葉霞瞿訂婚發生在1937年春。若真是受命監視，為何隔了整整九年才成婚？中間又為何允許女方遠赴美國長達五載？邏輯自相矛盾，稍加求證就會土崩瓦解。

胡為善年近從心之年，仍會不經意想起父親晚年常念叨的話：“亂世存身不易，清白最難。”他知道胡宗南此生仕途多波折，然而最看重的，終究不是官階，而是家聲。至于“特工”二字，不過是旁人的臆測與獵奇。

若要給這段往事一個注腳，胡家后人更愿意用“風雨偕行”四字。胡宗南在戰火中披甲，葉霞瞿以文章自立；他們相隔千里仍互致詩句，天各一方依舊同守家園。所謂謠言，終會被歲月的塵埃覆沒；真正能留下來的，是一封封帶著墨香的老信箋，以及碑石上“艱毅不拔”的刻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