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聯名信被擺到了克里姆林宮的辦公桌上,署名者是俄羅斯商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們的訴求并不激烈:不要一刀切地收走企業的財產,如果一定要接管的話,請按照“購買”的程序來。據《生意人報》報道,這封信是在和總統會面的時候遞交給總統的,牽頭人是俄工業家與企業家聯合會主席紹欣。早在2023年底商界就已經提出了同樣的擔憂,總統也承認了存在爭議,并表示會處理;但是過去一年多時間里,程序沒有改變,反而加快了。
總檢察長辦公室通報:2022年大約有一百家左右的企業被收歸國有,總價值為1.3萬億盧布;2024年上升到2.4萬億;按照目前的趨勢,2025年將會突破4萬億。地圖也非常突出:從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機場、圣彼得堡油碼頭一直延伸到車里亞賓斯克冶金廠、摩爾曼斯克、加里寧格勒港口,一波又一波的財產從私人所有者手中回到了國家清單中。
名義上沒有“戰時狀態”的那張紙,但是現實中已經按照戰時邏輯來行事了,供應鏈重新構建,財政支出增大,關鍵行業加快,強力部門前前后后地穿梭。在這種情況下,資產的意義已經不只是賬面上的數字了,而是產能、資源、節點、通道,在緊急情況下可以馬上調用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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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從結構上考慮:強力系統自帶“戰時基因”。從契卡到克格勃,在對抗的環境中這樣的傳統就產生了。一旦外部合作變成對壘,國家安全就成為最高優先的工作方式,社會資產被視為備戰物資,關口越重要,動作就越快越硬。無需等待一張法令,系統的自我運轉已經開始了。
寡頭對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認識出現偏差,他們認為自己是權力的“合伙人”,實際上更像是“豐年養肥、歉年當儲備”。葉利欽時代“七大寡頭”被清理之后,新的商業巨頭登上舞臺,但是他們的財富和渠道基礎并不在社會中層、行業工會或者地方社群之中,而是在一道道特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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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3萬億-2.4萬億-預期4萬億”的曲線來看,這并不是統計口徑的變化,而是國家對于資源控制欲望的提升過程。只要外部沖突沒有降級,這條曲線就會繼續下去。商界的要求按照市場的常識并不算過分,但是問題出在“時與勢”上。
有人認為戰火停、制裁松之后可以回到市場軌道。這句話沒錯,但是路還很長。戰時體制啟動迅速,退回常態則比較緩慢,各部門存在慣性,利益關系錯綜復雜,產業結構層層相扣。即使重新啟動,也需要經歷漫長的“再市場化”過程,在收歸國有資產之后如何處理、什么時候放、放給誰、以什么價格放,各個環節都緊密相連,常常以年為單位。
寫信人想要的不僅僅是“買”,還有產權的安全感以及可以預見的制度途徑。一旦缺少了安全感,資金就會回撤,投資也會變得猶豫不決,產業鏈上非核心的部分也隨之放緩。這是商界現實考慮的問題。但是戰爭多一天,裝備、燃料、零部件就得多備一天。
和平時期,克里姆林宮如同一個分配中心,用稅收、準入、牌照把國家、資本、社會粘合在一起;戰爭邏輯上升之后,它更像是一個指揮樞紐,要求的是“聞令即動”。討價還價越少,響應速度就越快。
短期內這封聯名信無法改變主線,高層即使表現出善意,放緩節奏,也無力改變主要趨勢,資源趨向于國家,關鍵環節進行統一調度。戰爭、外部封鎖、內部維穩所導致的。但是也不能說得太絕,國家仍然需要企業家精神和市場活力,產業升級和技術突破不可能全部依靠行政命令。目前最穩妥的態度就是把合伙人改成承包商,在紅線之內尋求增長,在統一調度之下尋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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