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間諜李洪樞配合公安部“釣”出蘇聯間諜機構，后來他怎樣

1974年1月15日晚九點四十分，北京西壩河橋下燈影昏沉。兩聲暗號“我是阿麟”、“我是白樺”在寒風里一前一后響起，僅幾秒，守候多時的捕控小組便合圍制住了五名蘇聯外交人員。點燃行動導火索的，是31歲的黑龍江籍間諜李洪樞。

追溯這名男子的足跡，需要回到1967年4月。他自吉林大學化學系畢業后，一頭扎進卓索河以北，越境投靠蘇聯情報機關。甄別期足足持續三年，槍械、格斗、電訊、急救等課程輪番壓上。此人不善言辭，卻耐得住寂寞，最終被列為“可長期潛回”的候選。

1972年6月5日凌晨，李洪樞攜帶微型密碼本、一次性密碼本和顯影藥品，從額爾齊斯河口潛回新疆。半個月后，他出現在沈陽某工廠，欲接觸當年的老同學，卻因行跡突兀觸動廠保衛科神經。遼寧公安隨即布下協查網。6月29日，他在寧安縣東站被捕，隨身物品堆滿鐵證。

案子被迅速上報中央。7月1日，專案組在北京集結：李震中將掛帥，時一之少將、吳德、吳忠等坐鎮。組員全天陪同，不放過他任何細小情緒。日復一日的“同吃同住”，削弱了李洪樞的敵意。他最初沉默寡言，偶爾一句“能給支煙嗎”，已足夠讓警衛記錄半頁紙。專案組把這一切匯總給周總理。總理批示：“感化為主，爭取反用。”

心理防線在漫長的對峙里松動。1973年初冬，李洪樞主動提出給莫斯科遞送“樣本情報”，借此證明仍受控于組織。公安部抓住時機，配套了一整套真假相雜的材料：牡丹江基層黨組織名冊、佳木斯部隊調防流向、某軍區司令換防的傳聞，真真假假，足夠激起對岸的胃口，卻又不傷筋骨。

12月27日，莫斯科電報終于落地：“一月十五日，北環東路西壩橋。”暗號、接頭時間、交接物品寫得清清楚楚。行動進入實戰階段。國安、公安、解放軍通信兵三部門混編偵控，影像監控、無線電測向、交通布控全程同步，防止蘇聯使館出現突發外援。行動前夜，北京城零下九度，大風裹挾砂礫，誰也沒敢懈怠。

接頭如劇本翻版。兩名偽裝成市民的蘇方聯絡員遞上旅行袋，內有電臺、現金及空白密碼本。信號彈升空的那一瞬間，后備車輛被截停，五人悉數落網。翌晨，外交部按照國際慣例宣布五人“不受歡迎”，限時離境。蘇聯旋即抓捕我駐蘇使館隨員關恒廣，強行驅逐以示報復。但主次成敗，高下立見。

案情匯報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周總理連聲稱“成了”。然而，李洪樞究竟該如何處置？法律層面，他確屬叛逃潛伏；情報價值的彌補，又實實在在。幾番討論，最終采用“功過相抵、改造使用”方案：他被秘密改名，安置進北京一家軍工配套廠，從最普通的計量員干起。廠里工友只知道新來的李師傅話少、手穩、夜班從不打瞌睡，不清楚他的前塵往事。

七十年代末，他與一位會計姑娘登記結婚，育有一子。戶口資料里，出生地一欄寫著“吉林省長春市”。他的父母、兄弟仍滯留境外，組織沒讓他再有任何聯系。偶有人問及家鄉，他只說一句“都搬走了”，然后悶頭干活。八十年代初，李洪樞參與廠里技術革新，因節約大量原材料拿過一次北京市勞模稱號，這件事在公安部備案材料上留了一行小字：“表現穩定，可繼續觀察。”

有人好奇，為何不在媒體公開宣傳這樁漂亮的反間諜案例？一位知情干部在內部講述會上解釋：“情報戰講究后手，亮出來就沒得玩了。”此后多年，西壩河橋那晚的暗號成了偵查學院課堂里的經典案例，卻始終隱去了真正角色姓名。直到數十年后，查閱解密檔案的研究者，才在厚厚卷宗末頁看見那串熟悉的拼音——“Li Hongshu”。

關于李洪樞晚年的資料并不多。2004年，他按照工齡辦理退休，搬去昌平一處小院，種葡萄、養蜂，看上去與大多數老工人無異。偶爾有舊日偵查人員登門，他會端茶遞水，只字不提當年風波。門口的門牌寫著“李晉華”，是他生平用得最久的名字。外人若不知道，誰能想到這位背影微駝的老頭，曾在冷戰暗流里當過一次關鍵棋子。

討論李洪樞的經歷，有人唏噓叛逃的代價，也有人稱贊反間諜戰術的巧妙。歷史檔案不會給出道德判決，它只提供事實：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在時代激流中做出選擇，跌宕數年后，被更龐大的博弈推向另一個坐標。至于好壞評斷，留給后世讀者自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