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15日晚九點四十分,北京西壩河橋下燈影昏沉。兩聲暗號“我是阿麟”、“我是白樺”在寒風里一前一后響起,僅幾秒,守候多時的捕控小組便合圍制住了五名蘇聯外交人員。點燃行動導火索的,是31歲的黑龍江籍間諜李洪樞。
追溯這名男子的足跡,需要回到1967年4月。他自吉林大學化學系畢業后,一頭扎進卓索河以北,越境投靠蘇聯情報機關。甄別期足足持續三年,槍械、格斗、電訊、急救等課程輪番壓上。此人不善言辭,卻耐得住寂寞,最終被列為“可長期潛回”的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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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6月5日凌晨,李洪樞攜帶微型密碼本、一次性密碼本和顯影藥品,從額爾齊斯河口潛回新疆。半個月后,他出現在沈陽某工廠,欲接觸當年的老同學,卻因行跡突兀觸動廠保衛科神經。遼寧公安隨即布下協查網。6月29日,他在寧安縣東站被捕,隨身物品堆滿鐵證。
案子被迅速上報中央。7月1日,專案組在北京集結:李震中將掛帥,時一之少將、吳德、吳忠等坐鎮。組員全天陪同,不放過他任何細小情緒。日復一日的“同吃同住”,削弱了李洪樞的敵意。他最初沉默寡言,偶爾一句“能給支煙嗎”,已足夠讓警衛記錄半頁紙。專案組把這一切匯總給周總理。總理批示:“感化為主,爭取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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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防線在漫長的對峙里松動。1973年初冬,李洪樞主動提出給莫斯科遞送“樣本情報”,借此證明仍受控于組織。公安部抓住時機,配套了一整套真假相雜的材料:牡丹江基層黨組織名冊、佳木斯部隊調防流向、某軍區司令換防的傳聞,真真假假,足夠激起對岸的胃口,卻又不傷筋骨。
12月27日,莫斯科電報終于落地:“一月十五日,北環東路西壩橋。”暗號、接頭時間、交接物品寫得清清楚楚。行動進入實戰階段。國安、公安、解放軍通信兵三部門混編偵控,影像監控、無線電測向、交通布控全程同步,防止蘇聯使館出現突發外援。行動前夜,北京城零下九度,大風裹挾砂礫,誰也沒敢懈怠。
接頭如劇本翻版。兩名偽裝成市民的蘇方聯絡員遞上旅行袋,內有電臺、現金及空白密碼本。信號彈升空的那一瞬間,后備車輛被截停,五人悉數落網。翌晨,外交部按照國際慣例宣布五人“不受歡迎”,限時離境。蘇聯旋即抓捕我駐蘇使館隨員關恒廣,強行驅逐以示報復。但主次成敗,高下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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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匯報送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周總理連聲稱“成了”。然而,李洪樞究竟該如何處置?法律層面,他確屬叛逃潛伏;情報價值的彌補,又實實在在。幾番討論,最終采用“功過相抵、改造使用”方案:他被秘密改名,安置進北京一家軍工配套廠,從最普通的計量員干起。廠里工友只知道新來的李師傅話少、手穩、夜班從不打瞌睡,不清楚他的前塵往事。
七十年代末,他與一位會計姑娘登記結婚,育有一子。戶口資料里,出生地一欄寫著“吉林省長春市”。他的父母、兄弟仍滯留境外,組織沒讓他再有任何聯系。偶有人問及家鄉,他只說一句“都搬走了”,然后悶頭干活。八十年代初,李洪樞參與廠里技術革新,因節約大量原材料拿過一次北京市勞模稱號,這件事在公安部備案材料上留了一行小字:“表現穩定,可繼續觀察。”
有人好奇,為何不在媒體公開宣傳這樁漂亮的反間諜案例?一位知情干部在內部講述會上解釋:“情報戰講究后手,亮出來就沒得玩了。”此后多年,西壩河橋那晚的暗號成了偵查學院課堂里的經典案例,卻始終隱去了真正角色姓名。直到數十年后,查閱解密檔案的研究者,才在厚厚卷宗末頁看見那串熟悉的拼音——“Li Ho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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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李洪樞晚年的資料并不多。2004年,他按照工齡辦理退休,搬去昌平一處小院,種葡萄、養蜂,看上去與大多數老工人無異。偶爾有舊日偵查人員登門,他會端茶遞水,只字不提當年風波。門口的門牌寫著“李晉華”,是他生平用得最久的名字。外人若不知道,誰能想到這位背影微駝的老頭,曾在冷戰暗流里當過一次關鍵棋子。
討論李洪樞的經歷,有人唏噓叛逃的代價,也有人稱贊反間諜戰術的巧妙。歷史檔案不會給出道德判決,它只提供事實: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在時代激流中做出選擇,跌宕數年后,被更龐大的博弈推向另一個坐標。至于好壞評斷,留給后世讀者自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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