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男主角原型本不會死，卻因去了一趟玄武湖，稀里糊涂丟了性命

1946年9月的一天傍晚，南京玄武湖的蘆葦剛被秋風吹出沙沙聲，一位身材略顯發福的中年男子撐著黑色雨傘，漫不經心地沿湖走著。他不是普通游客，而是汪偽政權昔日的特務頭子——丁默邨。當時的他已獲準保外就醫，照理說只要保持低調，性命應當無虞。沒成想，就是這趟再平常不過的散步，讓他迎來了判決死刑的轉折點。

往前倒推一年，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接連把汪偽人員押往重慶軟禁。44歲的丁默邨當時和陳公博、周佛海等人住進白公館，日子談不上享受，卻也不算苦。能有這樣的待遇，緣于他在1941年暗中投靠了陳立夫，向重慶方面提供不少日軍與汪偽的內部情報。戴笠甚至給過一個口頭承諾：保他不死。丁默邨本以為，舊東家會履行諾言。

抗戰終結，社會輿論要求清算漢奸之聲越來越高。1946年春，蔣介石礙于壓力，決定把幾名重點漢奸押回南京審判。丁默邨雖然心里發虛，卻判斷自己只會被判個無期。畢竟，他幫過軍統，蔣介石心里清楚。行前他還對同獄的李士群輕描淡寫地說過一句：“活命沒問題，只要咽不下那口氣的人不多。”

然而，沒等到法庭結果，一個意外先找上門。6月初，丁默邨患上急性胃出血，開具的診斷書寫得十分嚇人。律師幫他申請保外就醫，法院很快批準。他暫住南京衛戍醫院，病情剛穩定，就憋不住想透口氣，到玄武湖散散心。護士提醒他“還是安靜休養為好”，他只回了句：“不走動走動，人要悶死。”

湖邊涼風的確讓他神清氣爽，可城市里眼線遍布。中央社小記者劉玉成碰巧也在湖邊采訪市民恢復娛樂的場景，遠遠看見丁默邨，一下子聯想起白公館那位臭名昭著的“丁屠夫”。職業敏感驅使他悄悄尾隨拍照，第二天寫成《丁默邨逍遙玄武湖》刊發。文章傳到重慶，幾經輾轉放到蔣介石的辦公桌上。

蔣讀完氣得摔了茶杯，“既能逛湖，病從何來？”隨即批示：“立即復押，嚴辦。”就這樣，丁默邨“詐病外出”的消息被大做文章，他之前積累的那點“情報功德”瞬間化為烏有。

事情很快發酵。當年11月，首都高院重啟對丁默邨的審理。檢察官列舉了他主導設立76號特工總部、殘害上海抗日人士、策劃多起暗殺的材料，厚厚一沓。辯護律師仍想搬出“從中作梗、暗助我方”那套說辭，卻已無濟于事。審判長一句“功不抵罪”堵死了回旋余地。

走到這一步，其實還存在最后一線生機——延審。哪知戴笠在同年12月空難身亡，軍統內部忙著自保，無暇再為丁默邨奔走。少了戴老板，蔣介石更無心理會昔日的潛在“功臣”。1947年2月8日，法院宣判：丁默邨通敵叛國，死刑，立即執行。消息傳來，他呆坐良久，只說了四個字：“湖邊風涼。”

判決生效后，丁默邨被押到蘇州。臨刑前，他向看守提出再抽一支煙。看守猶豫片刻，最終答應。丁默邨深吸兩口，道一句：“若不去那湖邊，今日還能留命。”守衛不置可否，只催促他快些。7月5日上午九點三十分，子彈劃破空氣，46歲的丁默邨倒在枕河古城的亂草中，結束了跌宕半生。

回頭細數，他的軌跡多次轉折。1921年，20歲的丁默邨在長沙接觸馬克思主義，加入共產黨；三年后，他又參加國民黨，經歷國共合作。1926年被陳立夫派往上海策反北洋軍艦，他一句“關鍵在大勢”讓陳立夫記住這位后生。此后十余年，他在中統、軍統摸爬滾打，原本前途坦蕩。若非1937年戴笠那道“貪污”指控將其貶至昆明，他未必會被李士群用舊友情策反，更不至于面對日軍伸出的橄欖枝。

1938年冬夜，他悄然重返上海，與土肥原賢二會晤，立下破獲“上海特工計劃”的投名狀。次年春，76號特工總部掛牌，兩個月內先后搗毀多條國共秘密聯絡線。那陣子，他自詡“上海地下之王”，開口閉口“釘子必須拔掉”。可風光背后，也潛伏危機。中統女情報員鄭蘋如三次行刺，兩次險些成功。若當年那輛防彈車慢兩秒啟動，丁默邨便已命喪靜安路，之后的玄武湖更無從談起。

李士群的背叛是另一個伏筆。1941年起，日軍對汪偽猜疑加劇，李士群為自保，直接將丁默邨邊緣化。丁默邨不得不轉任社會部、交通部長，表面官運亨通，實則已失去上海“地盤”。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他選擇向陳立夫示好，成為軍統暗線，也算給自己留條后路。可惜天下終無兩全法，玄武湖的一趟風涼散步，讓所有籌謀瞬間崩盤。

有人說他死得冤，一紙報道換來一條性命；也有人說他罪有應得，畢竟血債累累。歷史沒有假設。玄武湖那天沒多大風浪，卻成為改變命運的漩渦。這或許就是特工世界的諷刺：擅長布局的人，往往敗在最意想不到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