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看看新聞》12月31日報道:12月30日,一男子通過網絡反映"山西襄汾一包村干部酒后上門與其69歲的父親發生爭執,致使其父受傷住院"。監控僅拍到最后一記耳光,實際上父親當時遭多次掌摑,被診斷為輕型閉合性顱腦損傷、左耳皮膚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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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老人4至12月受村干部曹某輝安排清運村內垃圾,雙方約定勞務費9000元,曹某輝后來只愿付5000元,協商不成便辱罵、動手。目前,包村干部曹某輝被行政拘留15日、并處1000元罰款。其它違紀問題,縣紀委監委將進一步核查。
一記記落在69歲老人臉上的耳光,清脆刺耳,打疼的不僅是一位辛勞村民的尊嚴,更暴露出基層治理中權力運行的失范與干群關系的深刻裂痕。山西襄汾這位包村干部,因9000元勞務費協商不成,便對服務村內衛生數月的老人大打出手,致其顱腦損傷。事件雖以涉事干部被行拘罰款、紀委監委介入核查告一段落,但其折射出的基層“微權力”任性、群眾權益保障渠道淤塞等問題,卻遠非一紙處罰所能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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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件本質看,這絕非簡單的民間糾紛或治安案件。涉事者曹某輝的“包村干部”身份,是理解此事的關鍵。這一身份本應代表國家政權在鄉村的延伸,肩負聯系群眾、落實政策、服務基層的職責。然而,在此事中,它卻異化為一種不對等的權力優勢。從最初安排工作、單方定價,到事后削減報酬、辱罵動手,權力與勞務關系的扭曲貫穿始終。老人辛勤清運垃圾數月,報酬承諾從9000元縮水至5000元,協商無果反遭暴力,這生動展示了當基層治理者將公共管理責任異化為個人“恩惠”或可隨意支配的資源時,最樸素的公平交易原則如何被碾碎,最底線的法治與人倫如何被踐踏。
當地回應中“基本屬實”的表述與“進一步核查”的承諾,雖體現了直面問題的態度,但行政處罰的初步結果,與事件的惡劣性質及其暴露的深層治理危機相比,仍顯力道不足。行政拘留與罰款,是針對毆打他人這一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標準處置。然而,此事件的核心,是掌握一定公共角色的人員,在履行公共職責相關場景中,利用身份衍生出的不對等地位,侵害群眾合法權益。這不僅僅是個人的品德失守,更是公權力在微觀運行中的一次嚴重越軌。它傷害的是黨和政府在基層群眾心中的公信力,侵蝕的是鄉村振興戰略賴以推進的信任基礎。因此,紀檢監察部門的“進一步核查”至關重要,必須超越此事本身,深入審視涉事干部的整體作風、其在村務管理中是否存在其他違規行為,以及其所在村級組織的政治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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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層次看,這場暴力沖突,實則是基層矛盾化解機制失靈后的極端爆發。勞動報酬糾紛本有協商、調解、仲裁乃至訴訟等多種化解途徑。然而,當糾紛一方是具有一定管理職能的村干部時,常見的調解機制可能因權力干擾而失效,司法途徑對一位69歲的農民而言又意味著高昂的成本與未知的風險。這種渠道的淤塞與權力的霸道,最終將老人逼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也使得干部選擇了最粗暴的“解決”方式。它暴露出在部分鄉村,法治的“最后一公里”仍未完全打通,權力制衡與群眾監督依然薄弱。
當前,國家正全力推進鄉村振興與基層治理現代化。現代化治理的核心是法治化、規范化與服務的溫情化。此事件恰是一記警鐘:鄉村振興,不僅需要投入資金、建設項目,更需要建設一支知法、守法、善于群眾工作、敬畏手中權力的基層干部隊伍;基層治理現代化,不僅需要數字平臺和技術工具,更需要植根于對每一位村民權利平等尊重的治理文化。清除“官老爺”思想,杜絕將服務群眾異化為“施恩”或“管理”,確保每一分勞務報酬的支付都清晰公正,每一起糾紛的調解都公平可及,是比任何硬件建設都更為基礎、也更為艱巨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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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傷情會逐漸愈合,但被打斷的信任紐帶需要更真誠、更系統的努力來修復。這要求對個案依法依規嚴肅查處,更呼喚對基層權力運行進行常態、有效的監督與制約,構建真正暢通有效的民意表達與權益保障機制,讓每一位村民都能在法治的陽光下,有尊嚴地勞動、有保障地獲得報酬、有渠道地維護權益。唯有如此,鄉村才能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家園,更是權利有保障、公平可期待的和諧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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