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冬,一個滿身血污的班長被抬進均縣城隍廟改作的病房,寒風帶著松葉拍打木門,他燒到說不出話,只伸手緊抓士兵的衣角。此刻,藥箱空了,醫生口中的那句“再等補給”顯得格外無力。
均縣地處漢水以西,戰火難以直撲,成了野戰醫院的理想后方。從1937年底到1941年,這里先后出現師、團級衛生所十余家,道觀廟宇的空房被鋪上稻草,就變成病房、手術室、藥材倉。有人開玩笑,這條河谷像一張巨大的行軍床,把南來北往的傷員都接了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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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在武當山腳下扎根,并非偶然。其一,山路崎嶇,日軍轟炸機飛得再低也看不清目標;其二,道觀多、房舍空,拿鑰匙就能入住;其三,也是最關鍵的,山中草藥取之不盡,道士們又大多懂診脈施針,缺醫少藥的年代,這份“外掛”極其珍貴。
羅教培就是那批“外掛”里最顯眼的一位。河南出身,幼讀《道藏》,民國三年拜入紫霄宮。紅軍長征路過時,他曾主動給幾名赤腳戰士挑腳泡;十年后,他又背著小竹簍下山救抗日官兵。班長被抬來當天,軍醫只剩碘酒,羅教培二話不說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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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喂了自制麻沸散,隨后把匕首在炭火里烤得通紅,挑開傷口,動作干凈得像在削竹簽。接著,他拿布條從傷洞里來回穿拉,把膿水和火藥末一并帶出。旁邊的見習軍醫驚得忘了眨眼——這種“拉鋸”法在現代醫院根本學不到。
真正出奇還在后面。羅教培摸出一條活鯉魚,手起刀落剖開,用木杵連同魚膽搗成漿,加冰片、五味子,糊在創口,再包紗布。那條魚的腥氣在屋里彌散,班長卻在傍晚退了燒。三日換藥兩次,腐肉被逼退,嫩肉生新。醫護們私下感嘆:“這不就是山谷里捉來的‘青霉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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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春天,紫陽庵里另一位道長水合一也下山幫忙。水合一本是隨州讀書人,見民生無望遁入空門,卻沒把醫書丟下。日軍封鎖導致外傷普遍化膿,他便抓槐樹枝堆火燒成黑灰,搗粉,加香油調膏。若是大腿或肩背青腫,再用蔥白蘸熱醋掩敷,外再抹膏,一天兩遍,不出五六日,淤血便散。有人疼得直哆嗦,他只輕描淡寫一句:“忍一忍,火氣要從里面往外趕。”
水合一自認學識有限,可療效擺在那兒。野戰醫院記錄里寫道:1939年5月至7月,他獨自處理軟組織挫傷一百七十八例,無一演變為化膿性骨髓炎。數字寥寥,卻救回一線戰斗力,這在物資匱乏的歲月幾乎是一種奢侈。
武當山道士的醫術不只在治,更在傳。周舉道長早年收了個女弟子周詠南,小姑娘記住了三張方子:玉荷仙液止血止痛,生化靈膠促肉生肌,武當萬應丸祛風解毒。1943年,她隨隊東進負傷,大腿中彈。療養期間拿出玉荷仙液自用,引得醫生連連追問。傷愈后,她被安排在第129兵戰醫院后勤,卻主動把全部配方交給臨床組,連制法火候都寫得一清二楚,只說:“救人,比保秘方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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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后,周詠南病重,臨終讓兒子黃天把三方抄錄封存。1967年秋,黃天跋涉百里將信封交給紫霄宮中草藥研究室。他搖頭笑道:“我手拙,用不上。還是讓懂行的人續命去吧。”那一年,許多舊紙被當作廢物,而這三頁墨跡被小心收入木柜,繼續發揮作用。
粗布門簾里外,生死更迭。武當山道士從未登上戰功榜,卻用草木蟲魚與舊方古卷撐起一條隱秘的生命線。有人說他們不過“半吊子郎中”,可結果最有說服力——一個個原本被判“截肢”或“待死”的士兵重新背起鋼槍,這是任何教典之外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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