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開國上將家中逝世，無人上門吊唁，兒子：沒想到死后進了醫院

1978年仲夏的一個夜晚，福州軍區某團操場上布起白幕，戰士們席地而坐等放電影。月色下，一個花白頭發的老將軍擠到戰士堆里，把手中的藤椅推到一邊，順手摘下草帽搭在腿上。炊煙味、汗味、海風味全混在一起，氣氛一下輕松了。有人小聲提醒：“首長您坐前排吧。”老人擺手，“跟大伙兒一起舒服。”掌聲稀里嘩啦地響起，這一幕后來在連史里被稱作“草帽司令的電影夜”。

現場的主角叫王建安。兩年后，也就是1980年7月25日，72歲的他突然在北京家中心臟病發作。妻子牛玉清陪在身旁，電話另一端的子女全在外地，請假往回趕卻終究沒能見到父親最后一面。更出人意料的是，按照遺囑，家門緊閉，沒有訃告，沒有吊唁。鄰居只看到一輛平平常常的救護車，把遺體接往解放軍總醫院。兒子接到通知時愣住了，“父親生前沒住過301，沒想到去世后竟進了醫院。”

把視線拉回到1907年10月，湖北紅安的一戶農家誕生了這個脾氣火爆的孩子。19歲參加農民武裝，20歲加入中國共產黨，血雨腥風里一路干到紅四方面軍師長。長征期間，戰士們形容他“走得快，吵得兇”，有時候前腳還在架橋，后腳已經扯著嗓門跟政委許世友拌嘴。兩個人開會拍桌子罵娘，但轉身帶兵打仗卻密切配合，這種“吵歸吵、仗照打”的作風為后來部隊總結成一條鐵規：意見攤牌，不搞暗槍。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各路將領逐漸走上不同崗位。戰功赫赫的王建安卻栽在自己的血壓上。高血壓、心臟病輪番折騰，他被強行“休養”了幾年。1955年第一次授銜儀式，他因為既無職務又健康欠佳被暫時擱下。毛澤東批語“驕傲自滿”，建議只給中將。軍委里有人據理力爭：論資歷、論貢獻都該是上將。僵到1956年4月，組織干脆給了他沈陽軍區副司令的位子，單獨補授上將銜，才算把這筆賬結清。

性格直，嘴也直。1975年，身為福州軍區副司令的王建安去某海防連檢查，烈日下哨兵滿頭大汗。他當場決定：凡站崗可戴草帽，從后勤倉庫領。士兵們樂呵呵地私下給他封了個外號——“草帽司令”。

1977年10月，徐向前元帥找他：“你身體行不行？去部隊轉一圈，看戰斗力咋樣。”王建安應聲“行”，帶著血壓計、速效救心丸，跑遍陸海空十幾個基層連。回來交了一份火藥味十足的報告：“練兵像演戲，真打仗要掉腦袋！”軍委采納意見，全軍隨后的大練兵被證明對1981年的對越作戰相當關鍵。

話糙理不糙，可批評總得罪人。有干部繞過他給葉劍英寫信告狀。葉帥把信拍給他看，笑著說：“有人念叨你。”王建安瞇眼一笑，“我猜得到，挨批的人唄。”兩位老帥就這么把信收進抽屜，風平浪靜。軍內小道卻更怕碰上這位上將，“嘴上不留情，情面不講價”。

嚴以律己更嚴以家人。六十年代物資緊，秘書花高價買來十斤花生油想照顧首長的病胃，王建安批得對方臉通紅，“帶壞黨風”。轉頭讓秘書按議價油價補差價。夫人退伍后想辦手續回部隊，被他一句“照章辦事”擋回。組織多次提議把子女調回北京照顧老父親，他只回一句：“我沒倒下，誰也別動。”這種固執讓家里人既頭疼又服氣。

晚年他幾乎絕口不提身后事，卻把那句話在電視前說得斬釘截鐵：“不搞排場，骨灰撒回紅安。”牛玉清聽完只點頭。1980年那天，老人走得突然，120醫生趕到也只是確認死亡。牛玉清按遺囑，不發訃告、不收花圈、不擺靈堂。鄰居以為老兩口住院了，直到半個月后聽廣播才知道上將離世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301醫院提出希望對遺體進行系統解剖，研究高血壓并發癥。牛玉清想了想，簽字同意。“老王要是知道，肯定樂意做這點貢獻。”手術完成后，醫院把骨灰盒交到家屬手里。九月初，牛玉清和幾個子女回到大別山，在清晨薄霧里，輕輕把骨灰揚向田野。山風一拂，灰末融進泥土，誰也沒多說一句話。

王建安的一生，前半段是槍林彈雨，中段是整軍治軍，后段是自我克制。有人評價他“脾氣火爆”，有人說他“刀子嘴豆腐心”，還有人記住那頂老舊草帽。可在湖北老家，人們談起他時只用一句土話：“做事干凈，做人實在。”這大概就是王建安留下的全部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