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貴州王”王家烈被劃分為地主，他的虎峰別墅賣了多少錢

1951年早春，貴陽的細雨一連下了三天。省城街口掛出的紅底標語寫著“徹底清算地主階級”。就在同一條街，73號院內，一封“城鄉聯絡處催款單”擺到了王家烈面前。昔日槍林彈雨里呼風喚雨的“貴州王”，此刻卻被歸入“地主”成分，必須盡快償還“剝削債”。隨著土改進入決算階段，他那幢建于1929年的虎峰別墅成了重要籌碼。

虎峰別墅坐落在黔靈山余脈，灰墻紅瓦，羅馬拱廊與木結構飛檐混搭，當年是貴陽城難得的混合式建筑。院墻外常年有士兵站崗，一度被市民稱作“王公館”。然而建國后它就變成省交通廳的臨時辦公處，王家人真正棲身的只有旁邊那座普通四合院。如今，清算小組給出的數字是“二億七”舊幣，也就是幾千萬法幣。對沒了兵權、只剩一份政協副主席津貼的王家烈來說，這筆錢根本無處可籌。

“賣房子吧，您家別墅本就空著。”城鄉聯絡處的干部提出建議，語氣算是客氣。王家烈沉吟片刻，沒多推托。“那就賣。”他聲音不高，卻透著決絕。房子是權力的象征，如今權力成了過往，留著也只徒增負擔。經多番評估，虎峰別墅只標到“二億七”舊幣，此價恰好填平債務。聽到報價，他并未討價還價。對話只一句：“麻煩諸位辦妥。”那天，貴陽天空依舊飄著小雨，別墅里最后幾件紅木家具被搬出，抬腳的腳夫都未料到，他們手中的器物曾見證過一個軍閥的巔峰。

回到三十多年前，1914年王家烈在遵義入伍還只是列兵。靠著身高、膽氣和在講武學校練出的本事他一路升遷，又因桐梓籍軍人抱團，成為周西成、毛光翔后的第三號人物。1929年，蔣介石借“討逆”令讓他在貴州翻身，他隨即修建虎峰別墅，將西式陽臺與黔北坡屋頂嫁接，暗示自己“地方王侯”身份。房子竣工時，周西成已經病逝，毛光翔節節敗退，王家烈自認為大局定矣。然而好景不過六年。1935年，蔣介石收編地方武裝，一紙令將他調出貴州。失去財源后，別墅外墻的粉刷也漸少人問津。

抗戰時期，他輾轉武漢、西安，與張學良、楊虎城等人結成私交。有人傳言他想重返貴州另起山頭，卻始終未獲中央青睞。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總統時邀他出山，給了一紙“綏靖公署副主任”，實權寥寥。彼時解放大局已定，他干脆攜眷回桐梓避風。年底，解放軍遵義入城，地方干部將他接往貴陽，安置在政府招待所，虎峰別墅則借給交通部門辦公。官方授予政協副主席頭銜后，他低調行事，閑暇翻《左文襄公全集》，偶爾向文史館口述桐梓系舊事。

進入五十年代，全國展開大規模土改。貴州的工作隊深入桐梓、息烽、清鎮，縣鄉一路劃階級、分田地。王家烈當年的田地不算多，大部分早已抵給親眷或佃農，但依照政策，只要收租索息，就被劃歸地主。他缺的并非地產，而是償債資金。虎峰別墅遂成最直接的資產。由于產權清晰，交易過程異常迅速：調查、評估、轉讓、付款，只用了不到兩周。別墅成交當晚，交通廳掛起新的銅牌，門前哨兵換成解放軍通信兵。對于貴陽市民，那不過是公章和制服的替換；對王家烈，則象征著個人歷史的終點。

別墅售出后，他依舊住在四合院。1953年貴州省整編機關宿舍，四合院被劃作交通設計院職工住宅，上級給王家一家四層樓住房，遠比過去的官邸簡單。那幾年，他常拄竹杖在城里閑逛，街坊喊他“王公公”。有人怕他脾氣大，其實他只嗓門高，遇茶就喝，遇舊部就塞錢。王守謙回憶，父親每月補貼不高，但還是拿得出糧票布票接濟昔日士兵。對旁人好，并不代表對往事無恨。提起蔣介石缺餉的舊賬，他會猛敲煙桿，低聲罵一句“欠債不還”。

1966年春，他再次病倒。左側偏癱后仍堅持翻《列寧全集》，但已難成篇幅。彌留之際，他向孩子們提出火化請求——“我沒給國家立功，就別占地方。”8月11日，大兒子王紹漢、幺子王守謙等人遵其遺愿完成火葬。虎峰別墅此時已換了第三任機構，院內栽滿香樟，紅墻斑駁，卻仍可辨當年格局。貴陽市民多半不知這座樓曾賣過“二億七”舊幣，也不再關心別墅原主人的恩怨榮枯。歷史翻頁后，昔日“貴州王”的名字只偶爾出現在地方志，與一串交易數字相連：二億七舊幣，約合今日三萬元上下。數字不大，能寫進檔案，已經足夠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