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央落腳陜北后的三次關鍵政治局會議

文/趙小成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領陜甘支隊到達吳起鎮，宣告歷時一年、縱橫十幾個省、長驅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勝利結束，同時也宣告了黨中央艱苦卓絕的戰略轉移任務的完成。盡管戰略轉移的任務結束了，但并不意味著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就安全了。從某種程度上說，敵人的追擊堵截暫告一段落，但是國民黨軍依舊沒有放棄對紅軍的“圍剿”。這對于剛剛落腳陜北人生地不熟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是一大考驗。

如何立足？如何生存？如何發展？如何打開局面？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面臨的現實而重大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及時召開多次政治局會議，審時度勢，把握大勢變勢，順應應然實然，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堅定不移依靠西北蘇區廣大軍民，很好地解決了內憂外患問題，為成功落腳陜北，站穩腳跟，打開新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礎。　　　

吳起鎮政治局擴大會議：加強對陜北根據地的領導　

長征勝利結束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依然面臨諸多挑戰。第一，國民黨軍大兵壓境，主要包括國民黨張學良東北軍，楊虎城第17路軍及中央軍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等部，總兵力達10余萬人；第二，陜北錯誤肅反，大批黨政軍干部被捕被殺，人心不穩；第三，紅軍減員嚴重，長征出發時中央紅軍8萬多人，而到達吳起鎮時只有7000多人；第四，中央和紅軍初到陜北，對西北民情文化等不太了解，如何打開局面，是一項艱難而緊迫的任務。

面對上述情況，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以及彭德懷、李富春、聶榮臻、葉劍英、賈拓夫等。會議由總書記張聞天主持，主要議題是確定目前的行動方針。

毛澤東在會上作關于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并作會議總結。毛澤東指出：

第一，陜甘支隊自俄界出發已走了2000里，到達這一地區的任務已經完成。現在全國革命總指揮部遷到這里，這里成為反革命進攻的中心。敵人對于我們的追擊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現在是敵人“圍剿”。這就明確提出并指明了陜北已經成為指揮全國革命的總指揮部，也是全國革命的中心，表明革命的中心隨著中共中央落腳陜北已經由江西蘇區轉移到了陜北蘇區，這是一個根本的轉變。

第二，明確提出了黨和紅軍的戰略任務，即“保衛和擴大陜北蘇區，以陜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指明了目前的主要發展區域是陜、甘、晉區域，當前應以吳起鎮為中心，先向西發展，然后向南。這實際上是在10月18日保安鐵邊城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基礎上的深化。鐵邊城政治局常委會會議討論了陜甘支隊入陜作戰方針的問題，并提出主要作戰方針是在西邊打蔣。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了作戰區域、發展方向。

第三，論述了世界革命的新階段。即“當前世界革命進到新的階段，帝國主義矛盾重重。日本帝國主義獨占華北，反帝運動高漲，反帝革命在全國醞釀，陜北群眾急需革命，這是粉碎敵人‘圍剿’的有利條件”。1935年華北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的步伐，國民黨政府一味對日妥協，在華北上演了一連串喪權辱國的行為，簽訂《塘沽協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適應日本侵略者的“華北政權特殊化”。這實際上使得國民黨政府對華北的主權名存實亡，中華民族陷入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正是日本這一瘋狂侵略行徑，大有獨占中國的意圖，加劇了帝國主義間的利益沖突，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不會坐視不管，因而帝國主義國家間沖突加劇。這些新問題恰好提供了一個契機，可以廣泛地動員全國民眾，在黨的領導下，推動革命高潮，粉碎敵人“圍剿”，這些都是有利條件。

張聞天在總結發言中分析了長征勝利后的形勢和任務，高度贊成毛澤東的報告結論。他指出：“到達陜北蘇區，長征的任務最后完成了。這是一個歷史時期的完結，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開始。現在新的任務是保衛與擴大這一蘇區，變為直接的民族革命戰爭，要把反帝與土地革命直接結合起來。”在此基礎上，會議作出如下決定：一、批準榜羅鎮會議戰略決策，保衛和擴大陜北蘇區，以陜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二、確定了紅軍目前的行動方針；三、確定了目前部隊的中心工作——提高戰斗力，擴大紅軍，解決物資問題；四、確定加強白區、白軍工作；五、提出把國內戰爭同民族革命戰爭結合起來的主張。吳起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宣告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也開始了中共中央領導西北蘇區軍民開創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新局面的偉大斗爭。

10月27日，中共中央在吳起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主要對下一步具體的行動方針進行研究部署。毛澤東在發言中強調，雖然目前隊伍、人員較少，但這是將來發展的基礎，要向大家解釋清楚革命前途問題。這是以戰略全局的眼光審時度勢，給大家樹立了信心。關于如何打破“圍剿”的問題，毛澤東指出，目前作戰方向首先是向南，先消滅國民黨董英斌兩個師，紅25、26軍在甘泉、富縣集中配合作戰。如果能再對楊虎城、孫蔚如由南城開往渭水方向的一路部隊予以打擊，即可在冬天到來之際打破“圍剿”。會議同意張聞天提出的常委分工方案：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周恩來負責中央組織和后方軍事工作，博古負責蘇維埃工作。會議還決定李維漢任組織部部長，王稼祥任中國工農紅軍政治部主任，劉少奇負責工會，凱豐為少共書記，李德到紅軍學校工作。這次會議在22日政治局會議基礎上更進一步明確了人員分工，從而在組織上保證了各項決策部署和行動方針的貫徹落實。　　　

下寺灣政治局會議：鞏固和發展陜北根據地　

193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離開吳起鎮，一路南下，11月2日到達甘泉下寺灣。11月3日，中共中央在下寺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會議首先聽取了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和西北軍委主席聶洪鈞關于陜北蘇區、陜北紅軍及其作戰情況的匯報。同日，中共中央在此地召開政治局會議，著重研究了軍事問題。經過分析研究，制定了“向南作戰”“集中兵力，各個殲滅”與力爭盡快解決“圍剿”的總方針，以葫蘆河和直羅鎮為樞紐，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戰略戰術原則。

會議作出如下結論：（一）中央對外公開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公開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義可在打破‘圍剿’之后再定”。（二）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三）中央分兩路行動：一路在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領導下前往道鎮與紅15軍團會合，部署直羅鎮戰役，徹底粉碎國民黨軍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另一路中共中央機關等非戰斗單位在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劉少奇等領導下北上瓦窯堡，負責籌糧、擴紅、制止肅反等。

這次政治局會議是在中央落腳陜北后召開的一次政治局會議、兩次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的基礎上召開的。可以說，有了前期的規劃和鋪墊，對當下和未來的時局發展有了更加清晰明確的分析判斷，擺脫了長征途中存在的迷茫、頓挫情緒。舉個例子來說，中共中央當時對外并未使用中央的名義，而是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的名義，更多的是從目標范圍層面去考慮的。若對外使用中央名義，極易招致更多的“關注”和“圍剿”。因為從中央蘇區開始，蔣介石可謂是費盡心機，動用千軍萬馬一路圍追堵截，好不容易將中共中央和紅軍趕至西北一隅，對外宣稱中共和紅軍已經基本消滅殆盡，成不了氣候，宣揚其政績；再加上兵力匱乏、立足未穩，若此時仍用中央名義，會給本就困難的中央和紅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會議決定成立的西北革命委員會，成員涵蓋了中共中央和陜北革命軍事領導人，可以說，達到了統一指揮的目的。正如大會所明確的：大的戰略問題，軍委向中央提出討論；至于戰斗指揮問題，由軍委全權決定。這就理順了中央和軍委的關系，中央層面負責全局謀劃，決定戰略問題，而軍委負責執行，負責具體戰役戰斗指揮，中央不再插手，不再以中央代替軍委指揮戰斗。

另外，會議還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紅一方面軍下轄紅1軍團和紅15軍團，共1萬多人，合編后的紅一方面軍立即開赴前線準備戰斗。下寺灣政治局會議后，西北蘇區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最直接的就是取得了直羅鎮戰役的勝利，打破了國民黨軍對西北蘇區的第三次“圍剿”，打好了“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會師后的第一仗”，鞏固了蘇區。

瓦窯堡政治局會議：促成統一戰線的確立和西北抗日力量的大聯合

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雖然解決了軍事路線上的“左”傾錯誤問題，改變了領導，但是并未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尤其是大多數人還沒有認識到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中央層面的政治路線錯誤，思想不統一，意見不一致，認識不到位，再加上戰事境況，中央也沒有時間真正將總的方針提出來讓大家坐下來詳細討論。落腳陜北后，尤其是直羅鎮戰役打破了第三次“圍剿”，陜北形勢好轉，環境相對安寧，召開一次討論中央方針路線問題的會議就提上了日程。

另一方面，華北事變，日軍擴大侵略，進一步加劇了民族矛盾。就陜北地區的軍事力量而言，東北軍、第17路軍都是有抗日意愿和要求的。另外，共產國際調整策略，主張擴大反法西斯陣營，中共從駐共產國際代表帶回的精神了解到這一實質轉變。在此情況下，如何順應民眾要求，組織起來，建立并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為在陜北立足、擴大根據地、團結各階層力量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十分現實的問題。

以上客觀形勢的發展，迫切要求中共科學分析，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策略。在此情況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瓦窯堡二道街田家院召開，張聞天主持會議。會議著重討論了軍事戰略問題、全國的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方針問題。

（一）關于軍事問題。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黨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紅軍行動主要放在“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上，主攻方向放在山西綏遠一帶；提出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通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二）關于政治問題。當時的形勢是日本帝國主義“正準備吞并全中國，把全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必須“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漢奸賣國賊展開神圣的民族戰爭”。在依靠的力量方面，民族革命新的高潮推動了工農階級中的落后階層，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已經轉入革命，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還有富農和小地主，甚至軍閥也有同情支持革命的可能，地主買辦、帝國主義間也存在矛盾沖突。因此，“民族革命戰線是擴大了”，要盡一切可能爭取這些力量加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線中。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會議討論并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這些表明黨自從遵義會議以來解決了軍事和組織問題后，已經開始努力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了。

（三）關于黨的組織問題。強調反對發展黨組織中的關門主義傾向，批評了“唯成分論”，指出“一切愿意為著共產黨的主張而奮斗的人，不問他們的階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一切在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戰士，都應該吸收入黨，擔負黨在各方面的工作”。這就打破了階級局限性，表明革命不再是工農階級的事，將一切愿為黨的主張奮斗的人團結起來，把共產黨打造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熔爐。

會議特別強調，全黨要警惕1927年無產階級放棄領導權而導致革命失敗的教訓，在此基礎上，特別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統一戰線中擔負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在干部問題上，要求黨和各級組織注意大量培養干部，在實際中鍛煉干部，以便適應革命工作的需要。

另外，為適應發展變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要求新形勢，將工農共和國改變為人民共和國，這個政府除包括工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外，還囊括進了一切其他階級中愿意參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擴大了統一戰線的范圍。

這些舉措表明，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漸擺脫了長征前期蔓延的“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指導思想，在抗日的前提下，適時根據國內實際發展需要推動各階層一致抗日救國，既順應了時代發展，又表明我們黨已經走上了成熟的道路，在反法西斯的大變局中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

這個階段正處于從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到全民族抗戰興起的過程當中，這時候的中國共產黨逐漸成熟，能從民族矛盾和國際局勢實際出發，克服錯誤傾向，調整抗戰政策，順應時代潮流，符合人民期望，表明中國共產黨善于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為此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做好了準備。這也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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