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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梳子姐
有錢沒錢,都要過年。到年底了,最忌諱的就是哭窮。
她在直播中說,兒子林傲霏已經結婚生子,他一年得不得掙個百八十萬的,這個家才能運轉,但他掙不來,一個戲就掙個幾十萬塊錢。
同時閆學晶還透露,兒媳婦是演音樂劇的,工資掙得更少一些。
一年賺幾十萬還嫌少,在網絡上公開這么講,后果可想而知。挨罵是免不了的,甚至還有人扒出閆學晶住的大房子、平時吃的豐盛飯菜,反問她到底是真窮還是假窮,是不是發達后就忘本了?
這些質疑不無道理。
即便她說的是實情:兒子年收入二三十萬,媳婦月薪幾千元,一家三口在北京生活。
但公開抱怨不夠花,顯然缺乏基本的社會認知。
2025年北京市平均工資為11937元/月,月入過萬的工作對普通人而言已是努力目標。一個中戲畢業、每年能有穩定戲拍的演員,收入已然超過絕大多數北漂青年。
至于房子、車子,閆學晶作為母親大概率早已備下,所謂的運轉不了實在難以讓人共情。
更關鍵的問題在于:場合不對。
網絡直播是公共平臺,不是自家客廳。將家庭財務細節公之于眾,既給兒子兒媳帶來輿論壓力,也暴露了作為公眾人物的基本素養缺失。
真正的家庭焦慮應該在家庭內部解決,而不是在鏡頭前向數萬觀眾直播哭窮。這種不分場合的傾訴,本質上是一種邊界感的缺失。
有意思的是,就在閆學晶哭窮的當天,71歲演員寇振海給18歲的兒子寫了篇情深意切的長文。
他說自己53歲老來得子,年輕時闖事業錯過最佳生育年齡,因為演戲錯過了兒子的成長,也因為父子年齡差讓兒子產生自卑,心中充滿了遺憾,但一定會穩穩地托舉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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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振海說,戲中他演了無數愧疚的父親,沒想到最真切、最無力的,是在自己人生里。
演戲有很多隨意性,可以改劇本,改主角、改終局,然而人生呢?
人生走過的路,每一步都算數,每一步都是沒法改變的。
電影《過家家》首映禮上,成龍透露自己和兒子原來是一年一個電話,后來由于自己每次都沒有一句好話,“把兒子罵回去了”,結果以后一個電話都沒了。
他承認,自己以前對兒子要求太嚴格,隨著年齡增長,自己也沒有那么多執著了,就是希望兒子平平安安開心就好。
71歲的成龍并不是放棄執著,而是無奈于他與兒子之間寡淡的感情,淡薄到連打個電話都是多余。
人生暮年,父子疏離,還有比這更落寞的嗎?
話又說過來,這不也正是一天天、一步步積攢下來的因果么。
成龍說已經錄好一首《告別之歌》,準備在自己死的那天發出來。
死亡并不可怕,也不遙遠,每個人都會死的,能否活得通透,完全取決于自己。
取決于能否舍得,能否放下,能否少為俗世所累。
寇振海遺憾與愧疚、成龍的反思,這些父輩的焦慮與無奈,似乎為閆學晶提供了一個情感共鳴的背景板。
但三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寇振海和成龍反思的是親子關系和人生遺憾,屬于個人情感表達。而閆學晶則是在公共場域討論家庭經濟,將本可以體面處理的家務事變成了一場輿論風波。
前者讓人看到父輩的復雜心境,后者則讓人看到一個公眾人物的不專業與不負責。
莫言說誰家的鍋底都有灰,但這不代表要把鍋底端到飯桌上給所有人看。尤其當你坐在聚光燈下時,更應該明白什么話該說,什么話不該說。
今天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這一年我們見慣了各種真性情翻車的場面。
邁進2026年,希望公眾人物們能明白:享有話語權的同時,也要守住表達的分寸感。
畢竟,不是每個實話都適合在公共場合說,也不是每份焦慮都值得被大眾共情。
經營好自己的生活,也請守住公共表達的邊界。
-完-
筆不阿貴,文不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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