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在副食店上班，我給姑娘多切了二兩豬肉，她紅臉：我答應你了

1980年的春天，改革開放的春風剛吹遍神州兩年，物資依舊緊缺。對我而言，這份緊缺里卻藏著一段一生難忘的緣分——我叫李安，那年二十四歲，在街道副食店當售貨員。在那個年代，副食店是實打實的“香餑餑”單位，油鹽醬醋、米面糧油，尤其是最金貴的豬肉，都攥在我們手里，每天開門營業，門口準會排起攥著各類票證的長隊。

每天清晨七點半，我準時推開副食店那扇厚重的綠色木門，一股混合著醬油的醇厚、陳醋的酸爽和生肉的腥鮮的味道就會撲面而來，這是屬于那個年代獨有的煙火氣。我先仔細檢查柜臺，把剛送來的豬肉按肥瘦分揀碼好，肥的適合煉油，瘦的供人炒菜，帶筋的邊角料最受歡迎；再把白嫩的豆腐一塊塊擺得整齊，檢查醬油缸和醋缸的木蓋是否蓋嚴，避免串味。忙完這一切，剛好八點，隨著“吱呀”一聲推開的店門，排隊的人們就會涌上來，手里的糧票、油票、肉票被攥得發皺。

那時候每人每月只有半斤肉票，一家人攢一個月，才能在月底奢侈地改善一頓伙食。所以每到月底，副食店門口的隊伍總能排到街角。我就是在這樣日復一日的忙碌里，遇見了王燕。

第一次見她是三月初的一個下午，那天豬肉賣得格外快，不到三點就只剩些零散的邊角料。我正收拾案板準備提早關門，一個清脆的聲音突然在柜臺外響起：“同志，還有肉嗎？”

我抬頭望去，瞬間愣了一下。姑娘穿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列寧裝，兩條烏黑的麻花辮垂在肩頭，額頭上滲著細密的汗珠，顯然是跑了不少地方。她的眼睛又大又亮，像兩顆黑葡萄，臉紅撲撲的，帶著一股青澀的朝氣。“肉賣完了，明天早點來吧。”我一邊繼續擦案板，一邊回道。

她咬了咬嘴唇，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皺巴巴的肉票，聲音帶著懇求：“我奶奶病了，就想喝口肉湯補補……我跑了好幾個副食店，都說賣完了。”我低頭看向案板角落，那里還留著一小塊前腿肉，是我特意給家里留的。看著她期盼又無助的眼神，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把那塊肉拿了出來：“就剩這點了，不算太好，你拿去吧。”

她的眼睛瞬間亮了，連連道謝。我稱了稱，剛好半斤，按規矩收了她的肉票和錢。遞肉的時候，我注意到她的手很秀氣，手指細長，掌心卻有一層薄繭，想來是經常做家務。“謝謝你，同志。”她接過油紙包好的肉，深深看了我一眼，才匆匆跑遠。我望著她的背影，心里莫名地動了一下，總覺得這個姑娘會和我有后續。

沒想到這份預感來得這么快。第二天我給在紡織廠上班的姐姐送母親做的腌菜，剛進門就看見那個熟悉的藍色身影坐在屋里。“安子來了？”姐姐迎上來，“正好給你介紹，這是我們車間的王燕。燕子，這是我弟李安，在副食店工作。”

王燕站起來，看到我時臉上閃過一絲驚訝，隨即笑了起來，眼睛彎彎的：“原來是李姐的弟弟，昨天真是謝謝你了。”姐姐好奇地追問，王燕紅著臉說明了情況，姐姐笑著打趣：“原來是你幫了我的小徒弟，這可真是緣分。”那天下午我們一起吃了晚飯，王燕話不多，卻很愛笑，聊起天來才知道，她比我小兩歲，家里有臥病在床的奶奶和普通工人父母，在紡織廠已經干了三年，還是車間的操作能手。

飯后天已經黑了，我推著自行車送王燕回家，我們有一段同路。三月的晚風還帶著涼意，街道兩旁的路燈昏黃，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沉默了一路，我先開了口：“你奶奶好些了嗎？”“好多了，喝了肉湯精神好多了。”她轉頭看我，眼神里滿是感激，“昨天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辦。”“舉手之勞。”我心里偷著樂，忍不住說，“以后需要幫忙，直接來找我就行。”她輕輕“嗯”了一聲，走到岔路口，她突然回頭說：“李安同志，你是個好人。”說完就快步走了，留下我站在路燈下，心里暖暖的。

從那以后，我總能在姐姐家見到王燕。周末一起吃飯，下班一起聊天，我們漸漸熟悉起來。我知道了她愛讀小說，可那時候書店的書很少，圖書館又遠；知道了她手很巧，已經給父親織了三件不同樣式的毛衣；知道了她最大的愿望是攢錢買臺收音機，讓奶奶在家就能聽評書。每次她說起這些，眼里都閃著光。

四月底的一天，王燕早早來排隊買肉，輪到她時，她遞過肉票：“李安同志，要半斤五花肉。”我點點頭，從案板上切下一塊，上秤一稱，足足七兩。我看了看后面排隊的人，低聲說：“快走吧，后面還等著呢。”她捏了捏油紙包，瞬間明白了，臉紅得像蘋果，付了錢就匆匆離開了。

晚上我在她下班必經的路口等她，她推著自行車過來，看到我就停了下來。“今天謝謝你。”她聲音小小的。我從包里拿出一本《青春之歌》遞給她：“這個給你，我托朋友從圖書館借的，能看兩周。”她撫摸著有些磨損的書封，眼睛亮晶晶的：“你怎么知道我想看這本？”“上次聽你提起過。”我看著她，心里滿是歡喜。她愣了愣，從車筐里拿出一個小布包：“這個給你。”打開一看，是一雙手工織的灰色毛線手套，針腳細密均勻。“看你每天切肉，手總凍得通紅。”說完，她騎上自行車飛快地跑了，我捧著溫暖的手套，心里像揣了個小太陽。

五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我鼓足勇氣約王燕去公園。那時候年輕人約會，公園是最浪漫的去處。湖邊的柳樹抽了新芽，湖水泛著粼粼波光，我緊張得心跳如鼓，終于說出了藏在心里的話：“王燕，我喜歡你，想和你在一起，照顧你。”

她愣住了，臉一直紅到耳根，低著頭不說話。過了好久，她才抬起頭，眼里含著淚：“李安，你是個好人，可我家里條件不好，奶奶常年生病，我不想拖累你。”“我不在乎這些！”我急切地說，“我喜歡的是你這個人。”她搖了搖頭，轉身跑了。接下來的幾天我心神不寧，切肉時差點切到手，姐姐看出我的不對勁，嘆了口氣：“燕子那孩子要強，你得多給她點信心。”

五月底，王燕再來買肉時，臉色憔悴了不少：“奶奶病情又加重了，醫生說要多補營養。”我點點頭，切肉上秤后，又多切了二兩放進去。她看著我，張了張嘴，最終輕聲說：“我答應你，我們試試看。”巨大的喜悅沖昏了我的頭，我差點沒拿穩手里的刀。周末我就提著麥乳精和水果罐頭去拜訪她的父母，那是我攢了三個月工資買的禮物。她家住老舊的平房，巷子窄窄的，可屋里滿是溫暖，她的父母熱情又樸實，奶奶拉著我的手說：“燕子能遇到你，是她的福氣。”

我們的戀愛就這樣定了下來。那個年代的戀愛很單純，我們一起在傍晚的街道散步，一起去文化館看免費展覽，我到處幫她借書，她每天給我帶溫熱的午飯。七月她被推薦去夜校學會計，擔心學費和收入減少，我堅定地支持她：“機會錯過了就沒了，學費我來出。”她看著我，眼淚掉了下來：“李安，你為什么對我這么好？”“因為我愛你啊。”這是我第一次直白地說愛她，我們相視而笑，眼里滿是對未來的期許。

九月，父母知道了我們的事，母親起初有些擔心她的家庭負擔，父親卻說道：“只要人好，家庭不是問題。”我帶王燕回家吃飯，母親做了一桌子菜，父親特意和她聊文學，氣氛格外融洽。之后的日子里，我們一起經歷了奶奶住院的難關，我拿出所有積蓄幫她墊付醫藥費，每天下班去醫院照顧；她努力學習，夜校考試考了全班第一，還得到了進廠里財務科的機會。

1981年元旦，我在北海公園向她求婚，拿出一條紅色圍巾圍在她脖子上：“明年我們結婚吧。”她含著淚點頭，從包里拿出一支鋼筆：“給你的，希望你記錄我們的生活。”春節后我們開始籌備婚禮，我買了臺收音機送給她奶奶，單位分了一間十幾平米的小屋，我們一起用紅紙剪窗花布置，她用攢的銀元給我打了枚銀戒指，而我也早已為她準備了同樣的禮物。

五一勞動節，我們的婚禮在街道居委會的禮堂舉行。沒有豪華的排場，只有親朋好友的祝福，王燕穿一件紅色外套，我穿嶄新的中山裝，對著毛主席像鞠躬，對著父母鞠躬，再對彼此鞠躬，簡單卻鄭重。晚上回到我們的小屋，紅燭映著她的臉，格外溫柔。“還記得去年五月你向我表白嗎？”她靠在我肩上，“其實我當時就想答應，只是怕拖累你。”“我怎么會放棄呢？”我摟住她，“你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決定。”

窗外，1981年的春風輕輕吹過，帶來了新生活的氣息。我知道，我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那段因半斤豬肉、一張肉票開啟的情緣，沒有轟轟烈烈，卻藏著最純粹的溫暖與堅守。在物資匱乏的年代，我們用真心相待抵御風雨，用相互扶持奔赴未來，這便是舊時光里最動人的模樣，也是一輩子最珍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