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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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臘月二十八，我永遠記得那個場景。
小姨子周小曼站在我家堂屋里，把一盒點心狠狠摔在地上，餅干碎了一地。她指著我的鼻子喊："陳建國，你等著，這輩子我都不會喊你一聲姐夫！"
然后她頭也不回地沖進了風雪里。
我媳婦周小芹追出去喊她，聲音被北風吹散了。我站在原地，看著滿地狼藉，心里五味雜陳。
那年我三十二歲，剛從部隊轉業回老家棉紡廠當車間副主任。本以為能風風光光回來，沒想到還沒站穩腳跟，就跟小姨子結了這么大的梁子。
這個梁子一結，就是整整十五年。
事情還得從頭說起。
我是1976年參的軍，那年我十九歲。窮人家的孩子，沒別的出路，能當兵吃上公家飯，父母高興得請全村人喝了頓酒。
在部隊一待就是十三年。我不是那種天生的當兵料，但我豁得出去，訓練從不偷奸?；?。
1984年，我回老家探親，經人介紹認識了周小芹。她在縣棉紡廠當擋車工，人長得端正，說話輕聲細語的。見了三面，雙方都覺得合適，就把婚事訂了下來。
周小芹家姐妹三個，她是老大，下面還有兩個妹妹。老二周小燕嫁到了鄰縣，老三周小曼那年才十七，還在念高中。
結婚那天，小曼還是個扎著馬尾辮的小姑娘，敬酒時甜甜地喊我姐夫，我給了她二十塊錢的紅包，把她高興壞了。
那時候我怎么也想不到，這聲"姐夫"，會成為我們之間最后的稱呼。
婚后我就回了部隊，兩地分居，一年見不了幾次面。直到1989年，我選擇了轉業。
縣里給我安排到棉紡廠，正好是我媳婦的單位，干車間副主任。這個安排其實挺不錯的，棉紡廠是咱們縣的利稅大戶，效益好得很，工人們一個月能拿兩三百塊錢。
拿著介紹信去廠里報到那天，我意氣風發。廠辦主任親自來接，握著我的手說："陳主任啊，以后咱們就是同事了，有什么需要盡管開口！"
我當時還納悶，我一個新來的副主任，怎么這么客氣？
后來才知道，轉業軍人進廠當領導，在當時是有些特殊的。上面對安置工作抓得緊，廠里也想跟縣武裝部處好關系，所以對我格外重視。
我在廠里的第一個月，就有不下二十個人來找我辦事，送禮的、請吃飯的、托關系的，目的都差不多，無非是想讓我幫忙安排個工作、調換個崗位什么的。
我一概婉拒了。
不是我裝清高，是我心里有數，自己屁股還沒坐熱呢，這時候就開始搞這些彎彎繞，遲早要出事。
這其中就包括我的小姨子周小曼。
小曼那年二十二，高中畢業后一直在家待業。農村姑娘沒有工作，年齡一天天大了，親事也不好找。丈母娘急得嘴角都起了燎泡，整天唉聲嘆氣。
我剛進廠那會兒，丈母娘就旁敲側擊地提過幾次："建國啊，小曼這孩子也不小了，要是能有個正式工作就好了......"
我心里明白她的意思，但沒敢接話。
棉紡廠的工人指標，那是香餑餑中的香餑餑。每年就那么幾個名額，縣里各個單位都盯著呢，普通老百姓想進來，難如登天。
我剛來，根本沒那個能力。
臘月二十五那天，丈母娘領著小曼來了我家。
小曼已經不是當年那個扎馬尾辮的小姑娘了，出落得挺漂亮。但她臉上的表情卻有些別扭，半低著頭，明顯是被硬拉來的。
丈母娘把一盒點心往桌上一放，開門見山地說："建國，我也不繞彎子了。你現在是廠領導，咱自家人不找你幫忙，還能找誰？小曼這孩子你也知道，勤快、能吃苦，進廠肯定能干好。"
我心里咯噔一下，最怕的事情還是來了。
我媳婦周小芹在旁邊幫腔："是啊建國，小曼在家都待了四年了，你看著幫幫忙唄。"
我沉默了一會兒，斟酌著說："媽，不是我不想幫，是這事兒我真辦不了。我才來一個月，招工的事都是廠長和書記定的，我一個車間副主任，說不上話啊。"
丈母娘臉色變了："你現在是領導了，怎么會說不上話？"
我耐著性子解釋："媽，您不了解情況。廠里的用人指標是上面定的，要經過層層審批，我真的插不上手......"
話還沒說完，小曼突然抬起頭，眼眶紅了："姐夫，你就直說不想幫不就行了，找什么借口？"
我一愣："小曼，我沒找借口，我說的是實情。"
小曼冷笑了一聲："實情？廠里上個月剛進了三個人，其中一個就是你們車間主任的侄女，你是不知道還是裝不知道？"
這件事我確實知道，但那是老主任張德勝辦的。他在廠里干了二十多年，關系網盤根錯節，我一個剛來的人，怎么比？
我還沒來得及辯解，丈母娘又開了腔："建國啊，一筆寫不出兩個周字。你幫別人幫得，幫自家人就幫不得了？小芹嫁給你這些年，你一直在部隊，里里外外都是她一個人撐著，容易嗎？現在讓你幫她妹妹一把，怎么就這么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