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朝最后一個皇帝,親口說自己不認識滿文。
這話要是擱在幾十年前,夠滿門抄斬的。
可這話偏偏就是在1962年的北京,從愛新覺羅·溥儀的嘴里說出來的。
聽這話的人,是中國科學院的頭把交椅,郭沫若。
這倆人,一個是把筆桿子當槍使,要把舊世界砸個稀巴爛的革命文豪;另一個,就是那個被砸爛的舊世界里,坐在龍椅上的末代皇帝。
歷史這東西就這么有意思,它能讓兩條道上跑的車,硬生生在一個路口撞上。
這事兒得從頭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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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溥儀拿到特赦令剛滿三年。
他不再是戰犯,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普通公民,戶口本上明明白白印著。
他先是在北京植物園給花澆水,一個月拿六十塊錢工資。
頭一回拿到自己用汗水換來的錢,他激動得手直哆嗦,跑去買了床新棉被,還買了點兒時宮里吃膩了、可幾十年沒嘗過的糖塊。
那滋味,比他當年登基時聽到的萬歲聲都甜。
后來,因為他身份特殊,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當專員,寫寫自己的前半生,整理點晚清的舊材料。
他挺滿意這份工作,安穩,沒人拿他當皇帝看,也沒人拿他當怪物看。
他娶了媳婦,叫李淑賢,一個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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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總算有了一個正兒八經的家,一個不用磕頭請安,能踏踏實實睡覺的地方。
郭沫若呢,那會兒正是如日中天。
他是大文豪,大歷史學家,大考古學家,還是科學院的院長。
他的人生跟溥儀恰恰相反,是一路往上走的。
溥儀還在紫禁城里學怎么當皇帝的時候,郭沫若已經在日本鬧革命,寫出了能讓年輕人熱血沸騰的《女神》。
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在天津當寓公的時候,郭沫若參加了南昌起義,入了黨,成了真正的革命者。
等到新中國成立,郭沫若成了文化界的泰斗,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重新梳理中國歷史,那動靜,不亞于一場思想上的大革命。
就這么兩個人,在1962年的一場文化圈的高級晚宴上碰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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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請的都是有頭有臉的文化人,溥儀因為政協文史專員的身份,也被請去了,坐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
席間,酒過三巡,郭沫若興致來了,從兜里掏出一個亮閃閃的鼻煙壺,對著滿座高朋說:“各位瞧瞧,這可是我新得的寶貝,乾隆爺用過的御物!”
在座的都是行家,但更是人精。
郭院長的東西,誰敢當面說不好?
一時間,叫好聲、贊嘆聲連成一片。
郭沫若滿面紅光,享受著這種學術權威帶來的滿足感。
可就在這時候,角落里的溥儀,輕輕搖了搖頭。
這動作很小,但還是被眼尖的人看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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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就起哄:“溥先生,您是宮里出來的,您給大伙兒掌掌眼?”
溥儀被點名,有點緊張,站了起來,推了推眼鏡。
他接過那個鼻煙壺,就那么摩挲了一下,翻過來看看底款,然后用一種不大但異常清晰的調子說:“郭院長,這東西確實精美,是件好東西。
但它不是宮里的,更不是乾隆爺的。
宮里造辦處出來的東西,款識和畫法都有定規,這件是民間高手仿的,仿得不錯。”
這話一出,滿屋子頓時鴉雀無聲。
好幾位文物專家趕緊湊過去,拿著放大鏡看了半天,最后都默默點了點頭。
溥儀說的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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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臉上有點掛不住,但也就是一瞬間。
他畢竟是大學問家,尷尬過后,眼里冒出的是一股興奮的光。
他不是看一個砸場子的前朝皇帝,而是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樣看著溥儀。
他意識到,眼前這個拘謹瘦弱的中年人,不是什么需要被同情的改造對象,而是一部活著的清史,一個能走會動的清宮檔案庫。
宴會一散,郭沫若就急匆匆地找到了溥儀,態度那叫一個誠懇。
“溥先生,有個事想請您幫忙。”
他拉著溥儀的手說,“我正在主持編寫一套《中國史稿》,寫到清朝這塊兒,很多滿文檔案資料沒人看得明白,進展特別慢。
我想請您來我這兒當我的助手,專門負責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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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給您開一個月一百塊錢的工資,您看怎么樣?”
一個月一百塊!
在1962年,這是個什么概念?
當時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也就五十多塊,溥儀在政協的工資也不到這個數。
這等于是給了他一個名利雙收的絕好機會,跟著郭沫若修史,這在文化圈里是天大的面子。
所有人都以為溥儀會感激涕零地答應下來。
可溥儀聽完,沉默了。
他低著頭,看著自己的鞋尖,過了好一會兒,才抬起頭,用一種幾乎是請求的、但又無比堅定的語氣,輕輕地說了五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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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滿語。”
郭沫若當場就愣住了。
滿屋子的人也都愣住了。
一個大清皇帝,愛新覺羅家的子孫,說自己不懂滿語?
這簡直比剛才鑒定鼻煙壺還讓人震驚。
這話說出來,誰信?
可誰又好意思去戳穿呢?
溥儀真的不懂滿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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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是。
他在宮里的時候,專門有師傅教他滿文和滿語,這是祖宗家法。
雖然大清朝到了他那會兒,滿語基本已經沒人說了,但他看懂一些基本的奏折、檔案還是沒問題的。
更何況,就算他滿文忘光了,他對清宮里的那些事兒,那些瓶瓶罐罐、典章制度的熟悉程度,是任何一個歷史學家都比不了的。
那他為什么要撒這個謊?
這五個字,其實是溥儀給自己砌的一道墻,一道保護自己的墻。
首先,他怕。
1962年,政治風氣雖然比前幾年緩和,但依然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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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一個末代皇帝去修本朝的歷史,怎么寫?
寫清朝好,那是為封建王朝招魂;寫清朝不好,那是罵自己的祖宗。
橫豎都是錯,里外不是人。
他好不容易才過上幾天安生日子,他不想再被卷進任何可能帶來麻煩的漩渦里。
低調做人,是他用半輩子屈辱換來的生存智慧。
其次,他疼。
讓他去整理研究那些檔案,等于讓他親手把自己家血淋淋的傷口再扒開一遍,看看是怎么爛掉的。
每一份文件,都可能記載著他某個祖先的無奈,每一次失敗的改革,都像是抽在自己臉上的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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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經花了十年時間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里“告別過去”,他不想再回頭了。
那個金鑾殿,對他來說不是榮耀,是噩夢的開始。
他只想當一個普普通通的公民溥儀,而不是一個供人研究的“活化石”。
最后,這是他僅剩的尊嚴。
他可以當花匠,可以當文史專員,那都是新社會給他的新生。
但郭沫若請他當“助手”,去幫別人研究自己家的歷史,這在他聽來,就變了味兒。
這感覺就像是,別人拆了你家老宅,還要請你去做技術指導,告訴他們哪根柱子結實,哪塊磚有年頭。
他用這五個字,非常委婉地告訴郭沫若:我的人生已經翻篇了,我的那段歷史,我自己心里有數,但它不應該成為別人著作里的一段注腳或者一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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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是個聰明人,他聽懂了這五個字背后的所有意思。
他沒再堅持,只是深深地看了溥儀一眼,拍了拍他的肩膀,這事兒就算過去了。
這場沒動刀槍的交鋒,就這么結束了。
之后,郭沫то的《中國史稿》還是出版了,清史那部分,自然有別的專家學者去完成。
溥儀則繼續在政協的辦公室里,拿著固定的工資,整理那些不會說話的舊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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