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想讓月薪100的溥儀當助理，豈料溥儀用5個字，讓對方紅了臉

大清朝最后一個皇帝，親口說自己不認識滿文。

這話要是擱在幾十年前，夠滿門抄斬的。

可這話偏偏就是在1962年的北京，從愛新覺羅·溥儀的嘴里說出來的。

聽這話的人，是中國科學院的頭把交椅，郭沫若。

這倆人，一個是把筆桿子當槍使，要把舊世界砸個稀巴爛的革命文豪；另一個，就是那個被砸爛的舊世界里，坐在龍椅上的末代皇帝。

歷史這東西就這么有意思，它能讓兩條道上跑的車，硬生生在一個路口撞上。

這事兒得從頭捋。

1962年，溥儀拿到特赦令剛滿三年。

他不再是戰犯，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名普通公民，戶口本上明明白白印著。

他先是在北京植物園給花澆水，一個月拿六十塊錢工資。

頭一回拿到自己用汗水換來的錢，他激動得手直哆嗦，跑去買了床新棉被，還買了點兒時宮里吃膩了、可幾十年沒嘗過的糖塊。

那滋味，比他當年登基時聽到的萬歲聲都甜。

后來，因為他身份特殊，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當專員，寫寫自己的前半生，整理點晚清的舊材料。

他挺滿意這份工作，安穩，沒人拿他當皇帝看，也沒人拿他當怪物看。

他娶了媳婦，叫李淑賢，一個護士。

他總算有了一個正兒八經的家，一個不用磕頭請安，能踏踏實實睡覺的地方。

郭沫若呢，那會兒正是如日中天。

他是大文豪，大歷史學家，大考古學家，還是科學院的院長。

他的人生跟溥儀恰恰相反，是一路往上走的。

溥儀還在紫禁城里學怎么當皇帝的時候，郭沫若已經在日本鬧革命，寫出了能讓年輕人熱血沸騰的《女神》。

溥儀被趕出紫禁城，在天津當寓公的時候，郭沫若參加了南昌起義，入了黨，成了真正的革命者。

等到新中國成立，郭沫若成了文化界的泰斗，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重新梳理中國歷史，那動靜，不亞于一場思想上的大革命。

就這么兩個人，在1962年的一場文化圈的高級晚宴上碰上了。

那天請的都是有頭有臉的文化人，溥儀因為政協文史專員的身份，也被請去了，坐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里。

席間，酒過三巡，郭沫若興致來了，從兜里掏出一個亮閃閃的鼻煙壺，對著滿座高朋說：“各位瞧瞧，這可是我新得的寶貝，乾隆爺用過的御物！”

在座的都是行家，但更是人精。

郭院長的東西，誰敢當面說不好？

一時間，叫好聲、贊嘆聲連成一片。

郭沫若滿面紅光，享受著這種學術權威帶來的滿足感。

可就在這時候，角落里的溥儀，輕輕搖了搖頭。

這動作很小，但還是被眼尖的人看見了。

有人就起哄：“溥先生，您是宮里出來的，您給大伙兒掌掌眼？”

溥儀被點名，有點緊張，站了起來，推了推眼鏡。

他接過那個鼻煙壺，就那么摩挲了一下，翻過來看看底款，然后用一種不大但異常清晰的調子說：“郭院長，這東西確實精美，是件好東西。

但它不是宮里的，更不是乾隆爺的。

宮里造辦處出來的東西，款識和畫法都有定規，這件是民間高手仿的，仿得不錯。”

這話一出，滿屋子頓時鴉雀無聲。

好幾位文物專家趕緊湊過去，拿著放大鏡看了半天，最后都默默點了點頭。

溥儀說的是對的。

郭沫若臉上有點掛不住，但也就是一瞬間。

他畢竟是大學問家，尷尬過后，眼里冒出的是一股興奮的光。

他不是看一個砸場子的前朝皇帝，而是像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一樣看著溥儀。

他意識到，眼前這個拘謹瘦弱的中年人，不是什么需要被同情的改造對象，而是一部活著的清史，一個能走會動的清宮檔案庫。

宴會一散，郭沫若就急匆匆地找到了溥儀，態度那叫一個誠懇。

“溥先生，有個事想請您幫忙。”

他拉著溥儀的手說，“我正在主持編寫一套《中國史稿》，寫到清朝這塊兒，很多滿文檔案資料沒人看得明白，進展特別慢。

我想請您來我這兒當我的助手，專門負責這部分。

我給您開一個月一百塊錢的工資，您看怎么樣？”

一個月一百塊！

在1962年，這是個什么概念？

當時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工資也就五十多塊，溥儀在政協的工資也不到這個數。

這等于是給了他一個名利雙收的絕好機會，跟著郭沫若修史，這在文化圈里是天大的面子。

所有人都以為溥儀會感激涕零地答應下來。

可溥儀聽完，沉默了。

他低著頭，看著自己的鞋尖，過了好一會兒，才抬起頭，用一種幾乎是請求的、但又無比堅定的語氣，輕輕地說了五個字：

“我不懂滿語。”

郭沫若當場就愣住了。

滿屋子的人也都愣住了。

一個大清皇帝，愛新覺羅家的子孫，說自己不懂滿語？

這簡直比剛才鑒定鼻煙壺還讓人震驚。

這話說出來，誰信？

可誰又好意思去戳穿呢？

溥儀真的不懂滿語嗎？

不完全是。

他在宮里的時候，專門有師傅教他滿文和滿語，這是祖宗家法。

雖然大清朝到了他那會兒，滿語基本已經沒人說了，但他看懂一些基本的奏折、檔案還是沒問題的。

更何況，就算他滿文忘光了，他對清宮里的那些事兒，那些瓶瓶罐罐、典章制度的熟悉程度，是任何一個歷史學家都比不了的。

那他為什么要撒這個謊？

這五個字，其實是溥儀給自己砌的一道墻，一道保護自己的墻。

首先，他怕。

1962年，政治風氣雖然比前幾年緩和，但依然敏感。

讓他一個末代皇帝去修本朝的歷史，怎么寫？

寫清朝好，那是為封建王朝招魂；寫清朝不好，那是罵自己的祖宗。

橫豎都是錯，里外不是人。

他好不容易才過上幾天安生日子，他不想再被卷進任何可能帶來麻煩的漩渦里。

低調做人，是他用半輩子屈辱換來的生存智慧。

其次，他疼。

讓他去整理研究那些檔案，等于讓他親手把自己家血淋淋的傷口再扒開一遍，看看是怎么爛掉的。

每一份文件，都可能記載著他某個祖先的無奈，每一次失敗的改革，都像是抽在自己臉上的耳光。

他已經花了十年時間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里“告別過去”，他不想再回頭了。

那個金鑾殿，對他來說不是榮耀，是噩夢的開始。

他只想當一個普普通通的公民溥儀，而不是一個供人研究的“活化石”。

最后，這是他僅剩的尊嚴。

他可以當花匠，可以當文史專員，那都是新社會給他的新生。

但郭沫若請他當“助手”，去幫別人研究自己家的歷史，這在他聽來，就變了味兒。

這感覺就像是，別人拆了你家老宅，還要請你去做技術指導，告訴他們哪根柱子結實，哪塊磚有年頭。

他用這五個字，非常委婉地告訴郭沫若：我的人生已經翻篇了，我的那段歷史，我自己心里有數，但它不應該成為別人著作里的一段注腳或者一個工具。

郭沫若是個聰明人，他聽懂了這五個字背后的所有意思。

他沒再堅持，只是深深地看了溥儀一眼，拍了拍他的肩膀，這事兒就算過去了。

這場沒動刀槍的交鋒，就這么結束了。

之后，郭沫то的《中國史稿》還是出版了，清史那部分，自然有別的專家學者去完成。

溥儀則繼續在政協的辦公室里，拿著固定的工資，整理那些不會說話的舊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