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東亞學人筆談研究的內涵與價值

作者： 葛繼勇、林敏潔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日本月刊

1877年黃遵憲與日本人宮島誠一郎筆談時賦詩：“舌難傳言筆能通，筆舌瀾翻意未窮。不作佉盧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風。”提到“以筆代舌”高效暢通的交際方式——筆談。從“不作佉盧蟹行字”來看，筆談使用的文字非“橫行”的西方文字，而是“直下”的東亞地域特有的跨語言溝通文字——漢字。“一堂酬唱喜同風”表明格調風格相同，心意傳達毫無障礙，其樂無窮。

根據現階段預估，參與近代東亞筆談的學人近千人，國別涉及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甚至還吸引西方人士參加，存世筆談資料逾五千件，資料總體字數近千萬，僅《大河內文書》就高達100余萬字，內容涵蓋歷史、文學、哲學、藝術諸領域，具有重要研究價值。

“學人筆談”的定義：“學人”一詞常見于國學古籍、近代著述，《漢語大詞典》解釋為“求學的人或做學問的人”“學者，學術上有一定造詣的人”。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釋為“求學的人”，《現代漢語辭典》釋為“學者”，側重點不同。本文所謂的“學人”，則聚焦于近代文化交流和知識傳播的擔當者群體，他們具有較高程度的文化知識和漢學修養，并以創造、積累、運用、傳播文化知識為己任，筆談內容雖兼涉時政、雜事等，但主體多為詩文唱酬、學術交流、思想碰撞。張伯偉提出“文人筆談”的稱呼，金京愛等認為許多參與筆談的“文人”同時是“士人”或“士大夫”，改用“文士筆談”名之。而事實上，伴隨近代化發展、知識人士與社會結構的分化，尤其是中國科舉制度的廢止、日本明治維新的實施，“學人”階級分層化、身份多元化。“學而優則仕”，學問較高者往往做官，甚至擔任外交使節、縱橫于國際外交舞臺，如黃遵憲等人。一些學識淵博卻無法向傳統仕途發展的知識分子通過出版家、實業家、作家、藝術家、記者等身份成為社會精英。因此，我們采用“學人筆談”的稱謂。

“學人筆談”內涵：從現存的筆談文獻來看，原題冠以“筆談”者最多，其次是“筆語”，此外還有“筆話”“談草”以及“唱酬”“唱和”“贈答”“問答”“問情”“對話”“記事”等。狹義而言，僅限于“筆談”“筆語”“筆話”“談草”；廣義而言，則包含以上各類。筆談中文學價值最高的，非酬唱詩歌莫屬，數量近萬首。東亞諸國學人善于用詩歌表達感情，于是出現把筆談中的詩歌別出結集的“唱和集”。筆談過程并非干坐清談，包括交換紙張、出示實物、吟詩作畫、修改錯字、批改作品等情節。如筆墨敘事為枝干，其余則為葉蔓，現場諸般要素渾然合為一體，才能揭示筆談的全貌。故當事方或后人整理筆談文獻時，多把筆談過程中涉及的名刺、信牌、呈文、請文、謝表、書信、草圖、序跋、題贊、批注之類收錄其中。這些是構成筆談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也列為研究對象。我們即以此為準則，凡東亞各國人士相聚時的“筆話墨談”，以及構成筆談有機部分的詩歌、尺牘、序跋、題贊、繪圖等，均納入視野。

“學人筆談”的西方因素：東亞各國“近代”的時間劃分并不一致，按照較為寬泛的標準來看，中國為1840-1949年，朝鮮半島為1866-1945年，越南為1858-1945年，日本為1853-1945年，都是以西方列強入侵為肇始。因此，西方人士也會參與筆談交流。比如，1853年美國佩里艦隊迫使琉球、日本開國，漢學家衛三畏、清人羅森通過筆談與琉球、日本官民溝通。稍前至朝鮮洪州的英國人雖帶有福建翻譯，但此人不識文字又語言不通，最后由英國人以筆談溝通。西方學人用漢語筆談交流，在東西文化交流史上意義深遠。此外，筆談發生地不僅局限于東亞諸國，東亞學人出使或留學歐美邂逅時，也進行筆談交流，筆談對象不限于東亞學人，還包括西方傳教士；共同話題不僅圍繞東方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制度風俗等，還兼涉西方的醫學、制度風俗，可謂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和媒介。“關涉西學”是近代東亞筆談文獻有別于前近代的顯著特征。

“學人筆談”的研究價值：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入侵，東亞宗藩體系逐漸崩塌。但是越朝琉使節在北京邂逅，中日朝學人在東京會聚，依然通過筆談疏通感情、酬唱詩歌、交流信息，呈現東亞文化交流史的鮮活樣態。近代東亞學人筆談文獻研究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注近代東亞外交話語，重視漢文筆談的跨語言交際功用：1871年9月簽訂的《中日修好條規》第六條規定：“嗣后兩國往來公文，中國用漢文；日本國用日文，須副以譯漢文，或只用漢文，亦從其便。”表明在近代東亞國際關系從“朝貢體系”向“條約體系”轉型過程中，東亞外交話語體系依然奉漢文為尊。近代東亞學人筆談文獻是東亞外交話語體系下跨區域、跨語言交際的歷史記錄。筆談作為一種有效的溝通手段，搭建起“民心相通”的平臺。

2.聚焦特殊文獻體裁，構建新型文獻學學科分支“筆談文獻學”：近代學人筆談文獻雖也講究漢語修辭，遵循中文語法，但文體介乎口頭語與書面語、白話文與文言文之間，方言俚語、域外漢字、外來詞語頻出，甚至以插圖的形式表達口談時的手勢表情。迄今為止，學界多將筆談文獻作為一種佐證、語料、手段，而未視為研究對象之本體。我們倡導構建新型文獻學學科分支“筆談文獻學”，打造體系完備的學科平臺。

3.開拓新的學術領域，構建“東亞文化外交話語”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縱觀千余年筆談史可以發現，筆談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具備獨特的形式與內涵。這種呈現近代東亞人文交流的時代特性與深層影響的近代東亞學人筆談文獻，無法以現有的西方理論加以解析，只能自主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體系。我們將努力構建“近代東亞文化外交話語”理論體系與研究方法，推動相關學科建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