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馬上2026年了，有些地方還在執行特殊規定

2026年元旦將至，許多人正歡歡喜喜地規劃著假期行程。然而，在北方某大城市的中小學和政府機關里，教師們和基層干部們正面對著另一項“假期作業”——填寫離城報備表。

多年來，每到節假日，該城市的基層單位都會按慣例發出通知，提醒工作人員：非節假日期間不能擅自離開所在城市，假期若要外出離城，必須提前申請報備。這項起源于特殊時期的制度，如同一個被忘記拆除的拐杖，至今仍牢牢附著在組織的日常運行中。

報備程序通常需要闖過三道“關卡”。以一位普通街道干部為例，若他計劃元旦去鄰省休假，需要先后獲得科室負責人、分管領導和主要領導的批準，才算完成備案。各單位具體操作各有不同：有的仍沿用紙質版的“機關干部離××（城市）申請表”，要求詳細填寫姓名、科室、事由、交通方式、時間地點等，待領導層層簽字后，再送到有關辦公室備案；有的則在OA系統上操作，領導在線審批即可。

表面看，這項制度似乎早已失去實際意義。調查顯示，只要是法定節假日，領導一般都會批準。如果有特殊情況（如緊急返鄉奔喪），哪怕是來不及申請，亦可事后補辦。然而，執行過程中的種種不便卻真實存在：有些街道要求書記和主任同時簽字，但領導事務繁忙，常常不在單位，紙質申請便無法完成簽署，雖然可以“變通處理”，卻增添了不必要的麻煩。

執行松緊不一的情況，更是增添了制度的荒誕性。多數情況下，不報備也不會產生后果，但一旦遇到上級巡查，“意外”便隨之而來。

某學校近期接受巡查時，就被指出離城備案制度執行不到位，被要求整改。為此，每一位曾外出度假卻未報備的老師，都被要求寫情況說明，配合整改。老師們感到又好氣又好笑——這種整改，若質疑上級顯然不妥，但認真執行，分明是在強化形式主義。以至于，單位領導一本正經批判老師們不守規矩，老師們強忍著笑接受批判。

從實際效果看，針對普通干部的離城備案制度已成為典型的“雞肋”。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它多此一舉、缺乏實質意義，但因制度仍然存在，且上級還當回事，誰也不敢公然無視。對于廣大基層公務員和比照管理的公職人員而言，每次出門都要向領導“請假”，已成為一種心理負擔。

南寧也實行離城報備制度，觀察者網友供圖

疫情結束已數年，這項特殊時期的制度卻奇跡般地延續下來。基層私下抱怨不斷，卻鮮有人公開提意見；上級部門似乎也無意主動清理，仍在“一本正經”地執行著。這種局面，恰如一位受訪者所言：“大家都習慣了，配合領導，省得麻煩。”

這種“疫情管理后遺癥”正在以多種形式顯現。同樣在這個北方大城市，絕大多數高校仍在執行封閉式管理——無論學校地處鬧市還是郊區，也無論其是研究型還是教學型大學，一律采取“一封了之”的簡單策略。形成有形與無形的“高墻大院”，遍布各單位。當社會在經濟層面高呼開放時，社會治理層面卻還在延續封閉管理。

人員報備和封閉式管理措施，以往在高校和某些特殊崗位中也存在，疫情之后轉化為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臨時手段，卻在行政體系的運行中逐漸常規化，甚至異化為形式主義的合規程序。這當然可以歸咎于制度慣性。即便是這種制度存在的原初條件不存在了，但對于一些單位而言，卻制造了一刀切管理的條件，再要轉換成精細化的城市管理措施，實在是麻煩。于是，在“方便自己、麻煩別人”這種上位者思維作祟下，社會管理反而變得僵化。

每個人、每個單位都習慣于“方便自己、麻煩別人”，便造就了如此不合理的政策。本有責任調整政策的上級部門，只要更高領導不發話，出于謹慎，不明確廢除政策，但讓基層便宜行事；而下級單位擔心若不執行既有制度，一旦出事將被問責，便似是而非地象征性執行。政策原意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繁瑣的、主要為“留痕”而存在的報備流程——而留痕是為了干嘛，似乎是不重要的。

在過去，人們可以通過無聲的抵抗，讓不合理的政策沒有存在空間。比如，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履行報備手續，單位也發現似乎沒有“意外”發生時，這項政策自然就終止了。麻煩在于，現如今的“異議成本”高昂，提出合理意見者，未必會獲得單位認可。因此，基層的抱怨在私下流行，卻始終難以轉化為公開的建議。于是，荒誕的制度一方面被人們私下議論，甚至在全國為眾人所知，略顯異類，但在本地卻得以在集體沉默中應付式運轉多年。

許多來自該城市的公務員、科研人員和教師，不約而同地用“這個城市比較封閉”來解釋種種不合理制度。當這種解釋成為共識，便形成了一種消極的“自我實現預言”：人們默認為封閉是常態，進而放棄了推動改變的努力，最終使封閉真正成為現實。

在筆者看來，當特殊時期的臨時管控悄然固化為日常規則，它塑造的不僅是一套辦事流程，更是一種社會心態——一種停留在過去的、封閉的，始終將“意外”置于日常生活的謹小慎微的心態。這種“疫后綜合征”對社會機體會產生長期影響，“常規”變得不正常，而“例外”則成了常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