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〇二五

回首這一年的難忘時光，我們該如何寫下“我的2025”？

2025年，對于一位耄耋之年的學者來說，是忙碌而充實的“新起點”；對于一位眼科醫生來說，是用專業、冷靜和溫暖努力去解索；對于一位關注青少年成長的作家來說，是用文字讓生命“要有光”；對于一位從藝40余年的劇作家來說，是繼續歌唱美好和希望；對于一位新大眾文藝領域的寫作者來說，是終于明白要活成一棵“會行走的樹”；對于一位兒童文學作家來說，是再次從前輩身上汲取孩童般的清澈；對于一位寫作了20年網絡文學的作者來說，是感受下一個風口帶來的強烈震撼……

不一樣的2025，一樣的蓬勃和堅韌，一樣的光亮和溫暖，一樣的篤定和相信。愿2026，你我繼續有光、勇敢前行!

——編 者

一個新起點，接著一個新起點

葛劍雄

去年12月，我八十初度，一家雜志約稿，我在文末寫上“80歲可以是新起點”。現在這一年即將過去，回顧“我的2025”，這個新起點差堪自慰。

這一年我繼續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圖書館館長。同時在復旦大學指導2名博士生，又新招了一名博士生，完成科研任務。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的執行主編。至少完成了兩份正常工作量。

我出版了幾本書。兩本是個人文集(已出1—7卷)的續編：第八卷《何以中國》，第九卷《也是讀書》。一本是由出版社選編的我的相關文章《江河流淌看中國》。一本是我撰寫的《譚其驤學術傳記》。另一本是我撰寫的普及類著作《大地上的中國史：藏在地理里的歷史》，香港已出了繁體字版。我的多種舊著再版重印，其中去年出版的《四海之內：中國歷史四十講》發行近3萬冊，《悠悠長水：譚其驤傳》也受到讀者歡迎。

我發表了5篇學術論文、20多篇報刊文章和訪談。錄制了數十條視頻、音頻，有的有很高的點擊量和閱讀量。

我在第十八屆國際歷史地理學家大會上作了主題報告《歷史地理環境與中華文明》，去美國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武漢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2025“大河對話”上作主旨發言，在多個論壇作主題報告。應邀赴突尼斯參加國際書展，在迦太基大學等處作講座交流。在高校、圖書館、博物館、黨政部門、文旅部門、中學作學術報告、講課、講座、對話討論百余場次。

我也享受家庭生活，休假時與家人游了塔希提島、科西嘉島等地。

這一年間我乘了120次飛機，到了3個大洲5個國家、26座城市，飛行里程206208公里。當然這不是我的最高紀錄，2019年的數據是133次、3個大洲9個國家、33座城市、291269公里。畢竟老了6歲!

今年12月15日我滿81歲了。第二天，12月16日，我參加復旦大學召開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修訂工作啟動會議，我的81歲有了一個新起點。

1978年10月我成為先師譚其驤教授的研究生，1980年擔任他的助手，1981年他開始主持修訂《中國歷史地圖集》，準備公開出版。我經歷了修訂的全過程，1989年3月13日又隨同他去北京出席中國社科院召開的“慶祝《中國歷史地圖集》出齊大會”。我知道，當時譚先生就期待著日后的修訂。由于歷史的局限，《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定稿留下的缺憾一時無法消除。所以，40年后的修訂也是了卻譚先生的遺愿。這項工作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所以這個新起點后面會是一個較長的時段。

我原來確定的目標是正常工作到80歲，輕松工作到85歲。現在第一個目標已經完滿達到，但第二個目標需要調整為正常工作到85歲或更久。有了這一年的成績和自我感覺，我完全有信心實現。

解 索

陶 勇

我的2025，有很多難忘的故事。

眼科門診的燈總是冷白，照得人無處遁形。

那天，男孩被帶進來時，我先看到他背后被反剪的雙手——用一根粗布條縛著，打了個死結。瘦弱矮小的奶奶拽著男孩的胳膊。父親忠厚老實，面相平和。孩子約莫10歲，眼神茫然，似乎看不見任何東西。B超顯示：雙眼視網膜脫離。

檢查時，孩子的眼球微微顫抖，像受驚的小動物。眼底鏡下，那片脫離的視網膜仿佛皺縮、浸濕的宣紙，光與色彩都坍塌成暗影。父親在旁喃喃：“不綁著，他就死勁揉，是他自己主動要求把手綁上的……”

這個孩子的黑暗是雙重的：內在心智的迷霧與外在視覺的暮色交織。我試探著詢問孩子的母親在哪里，父親愣了一下，答：“跑了。”父親手機屏幕的微光，在診室的白色底色下，顯得更加微弱。

看病的過程中，父親一直打理著短視頻下掛的“小黃車”，他經營了一個自媒體賬號，以搞笑娛樂為主題，有百萬粉絲，線上賣貨收入是全家人的生活來源。這著實讓我有些驚訝：被命運枷鎖無形綁縛的一家之主，如何具有“娛樂”的心情？

醫學的邊界在此刻既清晰又模糊。我能處理的，是器官的病變；我無力面對的，是命運那根粗糙、打著死結的繩索。我為孩子做了雙眼手術。術前，雙手捆綁；術中全麻，雙手松綁；術后，雙手捆綁。我對孩子眼睛恢復光明頗有信心。孩子出院以后，我關注了其父親的賬號，偶爾下單，買點維生素C，分享給身邊的朋友。微薄的給予如何填平巨大的支出？我時常能體會到無力感。

孩子出院時，眼睛恢復得很好，也許是因為腕部不適，喉間發出模糊的嗚咽。那聲音，像被封在壇子里的風。我想起兒時滿腦“磨劍看星斗，仗劍走天涯”的自己，少年氣概的我曾以為自己是那柄能捅破黑暗的劍，如今走到中年，曾經歷生死考驗的我，更認同《麥田里的守望者》的那句名言：一個不成熟的理想主義者會為理想悲壯地死去，而一個成熟的理想主義者則愿意為理想茍且地活著。

一個月后，父親、奶奶帶著孩子來復查，帶來一面錦旗，這讓我頗為感動。一個身處困境的家庭，依然感恩他人的幫助，不埋怨命運，不吐槽生活，努力經營著生活，笑對生活。

作為眼科醫生，我發起“光M計劃”，希望留住視障者眼中的光。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能做的是，在無盡的綁縛中，認出那些被縛的星辰，然后用專業、冷靜卻有溫度的眼光，努力去做一個笨拙的解索人。

窗外，城市的天光仍然均勻地灑下，照見那些隱秘的捆綁。每解開一處捆綁，便有點點星光升起，點亮夜幕。

繼續“歌唱”

馮 俐

人生的曠野，常在不經意間展開新的風景。年近59歲這年，我離開耕耘了11年的中國兒童藝術劇院，調任中國歌劇舞劇院擔任院長。對我而言，既是一次轉身，也是一次歸隊。

上任不久，便迎來籌備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文藝晚會《正義必勝》。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等重大文化活動中，我一直擔任核心主創，而這次，我成了“總統籌”——在藝術的背后，學習如何托舉起一個莊嚴的集體表達。最讓我動容的，是看到數千名80后、90后的年輕身影，他們用才華和熱忱，對歷史進行真誠的表達。那一刻，我深深感到，藝術的接力棒正在悄然傳遞。

就像一次與歷史的握手，中國歌劇舞劇院的兩部鎮院大戲——民族歌劇《白毛女》《小二黑結婚》的復排，讓我深刻地理解傳承和發展中國民族歌劇、民族舞劇的使命。在歌劇《白毛女》首演80周年的日子里，我們努力讓更多年輕人走進劇院，讓經典在與青年的對望中煥發光彩。而新創舞劇《垂虹別意·唐寅》，則像一縷清風，以細膩筆觸描摹人物命運，自11月首演以來，走過全國多地，收獲了觀眾溫暖的回應。

告別總是難的，尤其是告別我傾注了11年心血的兒童戲劇。感恩的是，離別時刻，兒童戲劇給了我最慷慨的“獎賞”：我編劇的兒童歌舞劇《貓神在故宮》，讓遙遠的歷史在孩子眼中變得可親可感，這部戲先后獲得上海·靜安戲劇節“壹戲劇大賞”年度最佳原創劇本獎和第十八屆文華獎“文華劇目獎”。更讓我意外且感動的是，塞爾維亞蘇博蒂察國際兒童戲劇節將“小王子”終身成就獎授予我，并為我舉辦個人成就展、邀我擔任國際評委。當看到中國兒童戲劇被世界如此鄭重地看見，回想11年來帶領大家創排近50部大大小小、風格樣式不同的兒童戲劇，那份不舍中也生出由衷的欣慰。

歲末，我留給中國兒藝的童話音樂劇《夜鶯》翩然啟幕。劇中有這樣幾句歌詞：“我歌唱，萬物的美好；我歌唱，永不熄滅的希望；我歌唱，不為任何人；我歌唱，為所有的人……”這同時也是我，一個在藝術道路上行走了40余年的文藝工作者，最想說的話。我會繼續“歌唱”，在兒童戲劇的隊伍里、在歌劇的隊伍里、在舞劇的隊伍里、在文化強國建設的隊伍里……

讓生命有光

梁 鴻

回顧2025年，對我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有光》的出版。

從決意寫《要有光》到現在，經歷了將近5年時間。熟知“梁莊”三部曲的讀者可能非常“意外”，怎么從鄉村題材轉換到青少年心理題材？但對于我而言，是生活和寫作自然行進的結果。在“梁莊”系列中我寫了很多孩子，他們一直在我心里，成為最柔軟的那一部分。

隨著自己孩子的慢慢長大，在養育過程中我經歷了很多迷茫的時刻，在和其他家長聊天的過程中感受到更為廣大的不安。中國社會高速發展，人們的家庭意識也在迅速提高，大家開始關注孩子的成長、發展以及未來的生活。但新的問題隨之呈現。該如何愛孩子，用什么樣的價值觀培養孩子，怎樣能讓孩子更加健康地成長，這成為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我把寫作對象集中在那些因情緒困擾而失學、休學在家以及在退學邊緣掙扎的孩子，我想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看他們如何思考自己，如何看待父母、學校、社會。我想尋找，我們到底在哪個地方錯過了孩子，以至于我們的愛和他們的愛擦肩而過。最終，我想尋找到：在我們的日常行為和社會觀念深層，到底隱藏了多少習焉不察的行為慣性，和我們對孩子的愛背道而馳，并成為問題的原點。最后回到一個本質的問題：什么是愛？我們該如何去愛？為什么我們和我們最愛的人無法相處？

整整3年時間，我和孩子們、一些家庭一起生活，慢慢成為朋友，并傾聽他們內心的聲音，我和心理咨詢師、精神科醫生一起探討孩子的病情，和學校老師、校長一起分析教育的矛盾和可能。我感受到彼此呼喚以及相互回應的可能，感受到生命的韌性，看見孩子們如何自救，家長如何自我反省，這使我備受鼓舞。

《要有光》出版以來，最讓我感動的是讀者的回饋。有讀者自己組織讀書會閱讀這本書，探討如何和孩子、自我建構新的關系。我還收到很多讀者的留言、來信，認真梳理自己情緒困境的來源、對未來的思考以及如何走出去。也有政府部門行動起來，成立以家庭為核心的心理咨詢中心，定期舉辦心理講座。有學校組織以“要有光”為主題的征文活動，希望孩子說出自己的心里話。

今年12月12日我在深圳做分享活動，最后簽書的時候，有位讀者送了我兩個沙田柚，說：“你為孩子們帶來光，我為你帶來沙田柚的香。”現場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所有人都在笑，那笑聲明亮、溫暖。現在，這兩個金黃的柚子放在我的書桌上，散發著迷人的清香。

我想，這就是“看見”和“傾聽”的意義。相互看見、相互傾聽，在這一過程中，彼此感受到愛的存在，感受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讓生命有光，照亮他人，也照亮自己。

小孩長大了

周 敏

2025年11月20日，當晚，中國作協在長沙舉辦第十二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頒獎典禮，湖南衛視等平臺進行同步直播。主辦方提前制作了短視頻進行預熱，其中一段，是參加頒獎的主持人、嘉賓、獲獎作家的“集體亮相”。

20日上午9點多鐘，我收到金波老師發來的一條信息，內容正是短視頻尾聲階段介紹的截屏。早在《胡同也有小時候》登上獲獎名單那天，金老師就曾用文字祝賀過我，這次的方式如此別致，真是一個驚喜!因為我曾經點贊過這條視頻，截屏底部出現了我的名字“周敏·北京小孩”。看到金老師在微信中給我添加的備注，一股暖流涌上心頭，我想，能有這樣的備注，唯有金波老師。一方面是因為我創作過長篇小說《北京小孩》，另一方面，也因為在他眼中我的確始終是個“小孩”吧。

和金波老師相識已30多個春秋。初次見面時，我還是20歲出頭。開始兒童文學創作后，金老師有一次參加我的作品研討會，他的開場白我記憶猶新：“我是看著周敏長大的。”金老師不僅是我文學道路上的導師，也像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輩，時刻關注我的成長。

說起被金波老師看作“小孩”這件事，我有時候挺不服氣：“老小孩，小小孩，咱倆指不定誰比誰更成熟一點兒呢。”這話絕非空穴來風，而是基于我的實際觀察。

金波老師從事兒童文學創作已有60余年，一些作品入選中小學語文課本。為了生活方便，他住進了一家養老社區，別看年事已高，可一點兒也不“消停”。入住之前，他就準備好昆蟲網和蟈蟈籠子；安頓下來之后，不僅繼續種花養草，還收了只小烏龜。每次去看金老師，他都為我一一認真介紹，聊聊這些“小伙伴”。從他的言談話語中，可以品出孩童般的興奮，那清澈、明亮的眼神，更讓我看到了一顆“赤子之心”。

我正想著“調皮一次”，發句“您不也是小孩嗎”給金老師，卻先收到了他的又一條信息“你長大了”。看著這4個字，我既感受到一位文壇前輩的肯定，也體會著一位“家中長輩”的欣慰。

我想給金老師再回復一條信息：“我要跟您學，慢點兒長大。”

會行走的樹

王計兵

回首這一年，我去過很多地方，見過很多樹。

和北方一夜之間落葉滿地不同，在我所生活的江南，冬天，樹葉是一片片落下的。岸邊，柳葉像魚，一條一條從水里跳上了岸。相比江南，我更喜歡北方的樹木，該發芽時發芽，該落葉時落葉。

在大西北，我見識過一種樹，叫斷頭柳。因為沒有足夠的水分供大樹生長，那些柳樹不得不一次一次砍去樹冠，減少對水分的依賴。那是一種悲壯的勇敢。

同樣是柳樹，江南的柳樹則從容太多。只要折上一段柳枝，插在臨水的河岸，柳枝就會重新發芽、生長，就會告訴你，生命如此簡單。

如果做一棵柳樹，我更愿意做一棵斷頭柳，可文弱的我，又缺少那種義無反顧的決絕。

從1988年開始寫作，我常常把自己比成某種樹木：榆樹、槐樹、梧桐……可又總覺得這些樹木，與我生命深處的渴求，缺少某種靈魂上的契合。

前不久，我的詩歌獲“花地文學獎”，去廣州領獎時，認識了一種樹——榕樹。我從沒有見過一種樹，如此粗壯卻毫無規則。一棵樹，不斷擁有著根，這些根像一條一條粗壯的繩索，纏繞在一起，形成了無比粗壯的樹干。我向人詢問，這么粗壯的樹干，能做什么用途？回答是：沒有用途。

可榕樹看上去像是一種天生的藝術品。一棵樹，渾身垂滿了根須。這些根須在空中隨意飄蕩，干巴巴的，仿佛只需一根火柴，就會讓一棵樹成為巨大的火炬，當然這僅是我的想象。但是，可別小看了這些細小的根須，只要讓它接觸到土壤，就會牢牢抓住大地，形成新的樹干。即使是身為一棵樹，榕樹也從未放棄行走，只要給它土壤，就會不斷向前扎根。哪怕不能成才，也不放棄讓自己不斷粗壯。

自從遇到了榕樹，我就找到了自己的靈魂歸宿。如果可以活成一棵樹，一定要活成一棵榕樹。我愿意褪去浮華，做一個衣衫樸素、腳踏實地的人，一步一步扎下自己的根，把不斷扎根活成生命的使命。

創新生機已如地平線上的晨光

林俊敏

時光流轉，又到歲末。去年此時，我入職汕頭大學，從此開始了巨大的身份轉變，從一個作者變成老師。從事了20年寫作，自然希望經驗能有所傳承，所以指導了幾個學生進行創作。要想長久地寫下去，就要找到新的文學的風口。于是我引導學生們切入微短劇這一新興領域，它融合了網絡文學的故事內核與短視頻的傳播邏輯，其快節奏敘事更是對傳統文學的一次突破。原以為這個風口可以持續兩三年，然而我低估了變革的速度!8、9月突然轉向，10月漫劇興起，而真正的沖擊緊隨其后——AI來了。

這半年，用一位友人的話說：“產業不是在洗牌，而是在掀桌子。”11月，各大平臺流量結構突變，AI真人劇這頭“蛟龍”破水而出。

那晚接到師妹電話，邀我參與一個AI真人劇項目。我質疑技術是否成熟，她笑了：“我們已經跑通了全流程，完成了真人AI工作流的建構。”AI真人工作流兩個星期就迭代一次，現在只需三個半人就能組建成型劇組：3名AI工程師通過提示詞操控工作流，3人中的組長實質上承擔導演職能；而那“半個人”負責同時為多個小組進行剪輯。這樣一個劇組，一個月能完成100多分鐘的制作。以往少則數十人、多則成百上千人的劇組，現在三個半人就解決了。

制作成本大幅下降，意味著創作門檻的降低，意味著影視制作權的下移。以往，因技術和資金壁壘望而卻步的年輕人，未來將有機會實現自己的影視夢想。可以預見，AI影視創作將變得像網絡文學創作一樣自由。

同時，AI技術的普及也意味著特效技術不再昂貴，過去十幾年，影視制作因為成本和周期的問題，一直在回避各種恢宏的場面，這個難關或許也將迎刃而解。特效技術的大眾化將讓那些天馬行空的想象得以視覺化呈現。產業的輸出效率將百倍提升，未來中國，文化產品的產出速度必將領先世界。

每一次技術革命的到來，都重構了文化的生態。如今我們的故事儲備(海量網絡文學的故事)與技術支持(AI真人工作流程)均已到位，接下來，就只等待著創作者把握機遇。創新生機已如地平線上的晨光，不可阻擋。

《 人民日報 》( 2025年12月31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