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校園散步時，朝一人走上前：譚小姐，請原諒我！女子：你是？

1924年9月的一個悶熱午后，上海大學的鐘聲剛落，成群結隊的旁聽生從教室里魚貫而出。人群之中，一位身材挺拔的青年仍站在門口，額頭細汗，眼神卻灼灼——他就是三年前在長沙舉起革命火種、此刻又被組織派回上海擔任工人夜校教員的陳賡。上午，他剛聽完惲代英關于巴黎公社的課程，思想還沉浸在階級斗爭的論證里，腳下卻不自覺沿著梧桐小徑游走。

陳賡喜歡上課間的這段散步。上海大學背靠虹口公園，草地、花圃錯落，三三兩兩的進步青年或討論馬克思，或低聲背誦英文單詞，校園氣息混著海風，透著股難得的自由。正當他準備拐向圖書館，迎面出現兩位身著淺色旗袍的女學生。左邊那位微低著頭，額前一縷碎發顯得俏皮。

只消一瞥，陳賡心中像被針扎。那五官、那神態，分明是當年在老閘北救過他的譚秀茹。“不可能看錯。”他心里打定主意，腳步便不由自主地邁上前去。

短短幾秒，他把三年前的場景又回放了一遍：自己被法租界捕房追得走投無路，翻墻闖進譚家后院；姑娘慌張卻鎮定，竟幫他藏進柴房。那日雨水從屋檐直瀉，譚秀茹遞來一件干凈外衫，輕聲說：“外面巡捕多，你先避一避。”逃出生天后，陳賡留下偽名，這份恩情卻被他記在心里。

后來，因為地下交通線暴露，陳賡不得不匆匆轉移。他沒留下只言片語。彼時他想：革命要緊，等風平浪靜再登門致謝。未料，上海隨即陷入新一輪清共浪潮，幾條聯絡渠道被斬斷，消息再沒傳來。如今，舊人似在眼前；錯過三年的歉疚也排山倒海而來。

他攔在二女學生面前，鄭重鞠躬：“譚小姐，請原諒我！”話音未落，空氣像被凝住。

右側那位同伴先是一愣，隨即掩唇輕笑。被認作“譚小姐”的姑娘眨了眨眼，疑惑地瞧他：“你是……？”嗓音清脆，卻聽不出半點熟稔。

陳賡心想，果然她怨他失信，所以先裝作不識？他再進一步，壓低聲音：“我是陳賡，三年前那晚——”話說到一半，姑娘卻側身讓路，微躬身子：“先生認錯人了，我姓陳，名秀英。”措辭謹慎卻不失禮貌。

那一刻，輪船汽笛自北蘇州路傳來，長音拖得悠遠。陳賡愣在原地，目光來回在她臉上搜索，眉形、鼻梁、甚至笑時眼角的褶皺，全都重疊在譚秀茹的影像上。可對方目光坦然，沒有絲毫閃躲。

旁邊的同伴看他還想分辯，趕忙解釋：“她真不姓譚。我們工商補習班同學，有事先走了。”說完，二人快步離開。旗袍衣角劃出一道淺淺弧線，轉瞬并入午后人流。

陳賡站在小徑中央，汗珠順脖頸滾落。烈日下，他心里掠過一個念頭：世界真會有如此相似的兩張面孔？還是自己記憶被歲月涂改？他努力回想譚秀茹的嗓音，當年的細節卻像被潮水沖刷，忽然變得模糊。

有意思的是，這并非陳賡第一次因“認錯”而心緒難平。1918年在云南講武堂時，他就曾將一位姓李的同窗錯認作長沙老友，鬧得滿營哄笑。可在戰場上，他又能憑昏暗火光準確喊出每個戰士的名字。記性好不好，他自己也難說清。

傍晚，他到了工人夜校。車間工友們等著上算術課，汗漬尚未干就擠進教室。黑板上粉筆字還沒寫完，學員老張調侃一句：“陳先生下午踩到釘子啦，怎么魂不守舍？”一句玩笑把課堂氣氛點燃，陳賡才回過神，繼續板書。革命工作如齒輪，不停旋轉，容不得他陷在私人記憶里。

然而回到住處，他還是攤開筆記本，寫下“譚秀茹”三個字。筆鋒頓住，又添一句：“若在余生再遇，當面謝恩。”寫到此處，他忽然意識到：哪怕那位陳秀英真的與他毫無關系，也提醒了他欠下的那筆情義賬。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認錯人的一個月后，廣東黃埔軍校第一期招生簡章傳到上海。周恩來奉命南下籌建政治部，需挑選政治助理。惲代英將陳賡列入推薦名單。臨行前夜，校園里又飄起小雨。陳賡收拾行囊，摸到那頁記錄譚秀茹名字的紙條，猶豫片刻，仍夾進袖珍詞典里。

1924年10月15日，他踏上南下列車。車窗外是疾馳而退的鐵軌，腦中卻浮現那錯認的一幕。列車員推門提醒檢票，他忽聽到隔壁車廂傳來女聲笑語，音色竟與記憶中那么相似；他側耳片刻，終究沒有起身。革命之路漫長，舊誤會、舊恩情只能先按下。

數年后，陳賡已是八路軍將領。一次戰地會議間隙，他偶然得知學生運動圈里確有一位名叫譚秀茹的進步女青年，1927年“四·一二”后被捕轉押至龍華。她的命運，他再無從追索。那張相似的面孔，遂成他心底一道混合感念與愧疚的印痕。

后來部隊里有人問他為何對新來的衛生員格外照顧，他擺擺手，只說了句：“有些人幫過我，我記在賬上呢。”話音輕，卻透著不容置疑的執拗。

陳賡把情義與革命同列優先級，偶爾分不清哪條線更粗。那年上海大學的午后，錯認與否已不再緊要，重要的是，他借此提醒自己：槍口對敵，背后也要對得起身邊每一個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