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冬,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后臺燈火通明,剛唱完安可曲的鄧麗君縮在暖風機旁猛吸氣。她的圍巾被趙素桂緊緊揪住,母親小聲問:“麗君,還喘嗎?”她勉強彎起眼角:“沒事,一會兒就好了。”舞臺上的掌聲依舊滾滾而來,母女倆卻知道,第一次劇烈的支氣管痙攣已經拉開了序幕。八年后,泰北清邁的醫院冷冰冰的病房里,趙素桂聽見醫生宣告死亡時間,只抹了把眼淚,隨后說出那句令人倒抽冷氣的話——“麗君走得是時候”。不少親友疑惑,那分明是最疼女兒的母親,怎么舍得讓生命就此停格?答案得從更早的日子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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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29日深夜,臺灣云林一間軍眷宿舍里,第四胎終于是個女娃。趙素桂早給鄰居打過招呼,若再是男孩就抱過去。但那張粉嫩小臉讓她瞬間改主意,取名“麗筠”,后來改寫成“麗君”。現實卻不溫柔:五個孩子、一份軍薪,一頓飽飯都靠算計。等到孩子六歲,家里添了老五,經濟徹底繃緊。就在這時,小麗君一次學校聯歡唱《丟丟銅》,精確音準把老師聽得愣住。趙素桂看見機會,咬牙拿出幾乎全部積蓄買了把二胡,又托人把女兒送進臺視歌唱訓練班。
1967年,14歲的鄧麗君已經是《每日一星》主力嘉賓,一晚下來酬勞出奇地高。演播室里到處是電線與煙味,她麻利地搬凳、對麥、化妝,趙素桂守在燈影邊,提著那只舊化妝箱。從那以后,臺灣大大小小的歌舞廳、軍中慰問舞臺、街頭義唱攤位,母女兩張車票、一張房卡,輪番流轉。收入最多時能到八千新臺幣,足夠一家人搬進臺北公寓。可歌聲背后是體力與嗓子的雙重消耗,哮喘、咽炎、輕度腎病在青春期同時找上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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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鄧麗君赴日錄制《空港》,陌生的語言、嚴格的練聲課讓她幾欲放棄。趙素桂每日提一籃菜,在宿舍小爐子炒菜、煲湯。日語剛學一個禮拜,母親卻已能用片假名問路。有人說鄧麗君會唱九種語言,其實背后是一對母女對著電視新聞抄生詞的漫長夜晚。唱片銷量直沖榜首,巡演日程排到三年后,外界只見風光,沒人知道她常在走音擔心里偷偷吸藥霧。
感情路上,她的傷更深。1971年的林振發、1979年的成龍、1986年的郭孔丞、1992年的保羅,每一次都是浪漫開頭,支離破碎收場。趙素桂習慣在酒店門口等女兒收工,同事笑她像“移動保險箱”。可她知道,舞臺只能擋住外人,擋不住情緒。林振發心臟病暴斃那天,趙素桂陪女兒站在吉隆坡墓地,鄧麗君哭到聲音嘶啞。醫生提醒最好半年內別再高強度演出,她只休息了兩周便登臺,因為合約違約金壓得她無法停下。同年冬天,第一次大面積浮腫出現,厚厚舞衣里纏著緊身束帶,防止燈光下看出異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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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鄧麗君宣布遠離歌壇。事實上是身體耗不動了,哮喘每月發三次,激素藥把臉頰吹得圓滾。隱退后,她帶母親到歐洲、北美四處散心,外界以為是享受生活,其實更多時間在各國診所。醫生給出的統籌方案很殘酷:減壓、戒煙、控制體重、定期吸入激素,最重要的是避免勞累與情緒劇烈波動。鄧麗君誠心答應,卻做不到;音樂會只要加一場,她就忍不住答應;歌迷聚會開一次,她必然出現。趙素桂私下向朋友嘆氣:“拉得住她的只有舞臺。”
1994年4月30日,他們抵達清邁。當地濕熱空氣讓她一度呼吸順暢,她興奮得像孩子,對母親描述夜市、廟宇和蘭納舞。電話里,趙素桂聽見女兒笑聲松了口氣,卻又夾雜隱隱不安。5月8日下午,小旅館外的氣溫飆到38攝氏度,鄧麗君的哮喘突然急性發作,十分鐘內呼吸完全堵塞,緊急送醫。當夜19時17分,醫學文件確認死亡。噩耗傳回臺灣,電話那頭哭聲震天,趙素桂卻僅說那句“走得是時候”。她不是狠心,而是明白多年病痛、情路坎坷早已把女兒壓得透不過氣。對于無法根治的慢性哮喘,劇烈發作一次就可能奪命,與其一再呻吟,不如一次解脫。
回到臺北,趙素桂整理遺物。唯一放在手提包里的,是一盒吸入劑、一張清邁寺院門票、還有給歌迷準備卻沒來得及寄出的簽名照。照片背后,她寫著:“別擔心,我在唱歌時最快樂。”母親把這行字撫平,輕輕合上行李箱——那個陪伴二十多年的舊化妝箱,也終于可以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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