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葉帥聽了鐵瑛匯報省里的工作后：鐵瑛同志是位好“班長”

1975年初春，錢塘江畔潮聲震天，毛主席專列剛停進杭州站。省委的車隊只有三輛吉普，鐵瑛站在月臺盡頭，神情沉穩。專列車門一開，他上前接過毛主席遞來的拐杖，隨口被問一句：“你是哪兒人？”他答得簡短：“河南南樂。”十幾秒的對話，卻讓毛主席記住了這個地方干部出身的少將。

當晚，省委緊急會在汪莊開到深夜。浙江混亂源于派性，工業停擺，農業缺肥料，基層干部更怵于表態。毛主席聽完匯報，吐出一句極輕的“要下決心”，隨即把汪莊警衛任務交給鐵瑛。自此，白天開會、夜里值守成了他的常態，守衛首長安全的同時，也盯緊省里的“爛攤子”。

兩年前的春天，他還在舟山最前線當要塞區政委。1972年3月，東海風急浪高，他臨時奉調進京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浙江問題成了焦點，鐵瑛揭露林彪余黨的“搶班奪權”近一小時，周總理抬頭望他：“鐵瑛同志，你真痛快！”第二天的分組討論，他被指定為浙江小組召集人，從此跟地方工作結下不解之緣。

那時的浙江，工農業總產值跌到六十年代末的水平；寧波港堆滿積壓設備，紹興輕紡廠的織機因缺配件停轉。中央要的是能把“生產鬧鐘”重新撥響的人，軍人出身、熟悉基層的鐵瑛恰好對路。然而他心里沒底，跑去問周總理：“我一直在部隊打仗，地方3300萬人的吃喝拉撒能管好嗎？”答復只有八個字：“一邊學習，一邊工作。”

進駐杭州后，他把自己定位成“排頭偵察兵”。陳云提醒他“反復比較”，他干脆把時間分成九比一：九分調查、一分決策。有人打趣：這位省委書記像推銷員，車上總放兩件行李、一張路線圖。到1976年底，浙江的九十個縣，他跑滿三遍，從苗圃里的黃泥路到嵊泗島的簡易碼頭，沒有一次坐擺渡專機。

調查多了，問題看得準。第一個動作是整班子——不是大換血，而是先讓常委們把意見攤開說；矛盾越尖銳越要當面掰。會上，他常說一句老話：“一支筆寫不完一本賬。”氛圍活了，決策執行成本迅速下降，新昌百貨站僅用三周完成了年前一直拖著的倉儲搬遷。

1977年11月，葉帥南下，省委會議室擠滿了廳局長。鐵瑛只匯報三件事：農業責任田試點、鄉鎮企業苗頭、甬杭鐵路修復進度。葉帥聽完，低頭在本子上寫了幾行字，隨后合上本子：“你們班子很團結，這很重要。”停頓片刻，他轉身補一句，“鐵瑛同志是位好‘班長’。”室內掌聲不長，卻格外實在。

那年，浙江工農業總產值已比1970年翻近一番。更顯眼的是鄉鎮企業，慈溪的簧片小廠、義烏的鈕扣作坊開始自負盈虧。鐵瑛的做法不復雜：先放手試，再定規矩。有人擔心風險，他只說：“撐傘得冒雨，總不能讓孩子一輩子不出門。”

1983年春節，鄧公到劉莊過年，專程與他談“翻兩番”。鄧公問：“江蘇人均800美元，浙江能追上嗎？”鐵瑛搬出一摞數據：“到2000年，不止翻兩番，照趨勢能到兩番半。”鄧公追問措施，他遞上五點計劃：技術改造、鄉企升級、外貿口岸擴能、山海協作、人才回流。整整兩個小時，沒照稿念，鄧公只是偶爾插一句“繼續說”，聽得很仔細。

大年初三，鄧公想去西溪走走。警衛處找不到攝影師，臨時借來一臺黑白相機。竹林間，鄧公突然把他拉到身邊：“來，照個相。”快門響起，底片留下兩人相視而笑的畫面。返程車上，鄧公提議讓他兼管南京軍區。他搖頭：“地方工作已有內行接班，軍區也應有熟悉戰備的人；貪多不靈。”一句“貪多不靈”，精確呈現了他的分寸感。

同年春末，他主動申請退居二線，把“班長”位置讓給更懂經濟的新任書記。送別會上，他只講幾十字：“浙江恢復的基礎不牢，后頭還有硬仗，各位不可懈怠。”沒有豪言，沒有惜別酒局，第二天清晨，他坐普通列車離開杭州。

鐵瑛離職多年后，浙江沿海集裝箱碼頭燈火通明，鄉鎮企業升級為股份公司。業內人士回頭梳理政策脈絡，發現許多關鍵文件都能追到他那段“九成調研、一成拍板”的時期。不得不說，他的做法看似笨，卻為復雜局面贏得了彈性——先把人心攏住，再談發展，這在任何時代都不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