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官為何淪為高危群體？背后折射的公平公正問題

有位網友曾經提出一個很尖銳的問題：“為什么近年來女法官被殺的案例特別多？”

從近幾年發生的報復性殺人案件看，確實法官慘遭報復殺害的比較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2013-2017年，共有85名法官因公殉職。另有統計顯示，2017年至2021年期間，法官因公殉職人數為94人，其中半數以上為女性法官。
法官面對的是當事人，治的是社會病，最容易引起矛盾、摩擦，處理不好進而激化為惡性案件。這些職業上的特點，讓法官與普通人群沒有距離限制，沒有緩沖地帶，沒有防火墻，一旦擦槍走火，肯定成為第一受害人。并不是像有些人質疑的，為什么不殺別人，偏偏去殺法官？
任何一個行業都有風險，如何加強職業保障、防范風險比授予烈士稱號更重要。歹徒涉及的案件事實如何，又是怎么知道法官家庭地址，槍支彈藥如何獲得，這些信息，我們更有知情權。為何還要對傷害她的兩名歹徒諱莫如深呢？披露案件事實難道不是對暴力的最好譴責嗎？

最高人民法院通報稱馬彩云“因公殉職”，宣稱其“年均結案近400件”，“工作突出”。而北師大教授張源卻曾在國內社交網絡發布消息，通過自己的親歷說明馬彩云判案“非常不公”。
馬彩云遇害時，各大新聞網站發的消息非常滯后，又有過被刪的記錄，自然會有相當多的人想知道歹徒的犯罪動機和目的，歹徒如何獲知法官的家庭地址，以及槍支彈藥如何獲得等涉案細節。何錯之有？
馬彩云被追授為“北京市模范法官”后，最高人民法院為馬彩云同志追記個人一等功，表彰詞里這樣寫道：“2016年2月26日晚，為避免群眾受到傷害，馬彩云同志勇斗持槍行兇歹徒，不幸壯烈犧牲，年僅38歲。”昌平區人民法院向區、市政府申報其為烈士，北京市高級法院決定在全市法院開展向馬彩云同志學習的活動。隨后，江蘇高院發布成立全國首個法官權益保障自治組織——江蘇省法官協會法官權益保障委員會，并將北京法官馬彩云因公殉職的2月26日確定為“法官權益保障日”。一時間，網上涌現無數的法官頌歌。
2016年2月26日，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法官馬彩云被槍殺后。2020年12月4日，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張家慧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2021年1月12日，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法官周春梅被閨蜜向某刺死。2021年4月21日，年僅33歲的北京延慶法院刑事審判庭原二級法官宋婕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2024年8月7日，一級法官王佳佳被犯罪嫌疑人黨某某行兇報復遇害。

李大山與聶某離婚后，向法院提起離婚后財產糾紛訴訟，主張其在昌昌平區回龍觀鎮西半壁店村一宅基地上建的40余間房屋歸其所有。“綜合考慮該案的情況，馬彩云認為應當采用折價補償的方式，經過評估之后，按估值分割房屋。”馬彩云這樣裁判的依據是《婚姻法》第39條：“離婚時雙方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不能協商一致時，由人民法院根據財產的具體情況，照顧子女和女方利益的原則判決。”他解釋說，房屋宅基地是翟某的，李大山主張的60萬建房款，因為沒證據就得不到。“為了保證孩子的居住條件，在夫妻分割房產時都會對撫養孩子的一方予以照顧。而若為免離婚后繼續發生糾紛，激化矛盾，采用的方法往往是一人得房屋一人得折價款。”
李大山輸得冤不冤，如果站在聶某的立場，當然不冤，勝訴方永遠都認為司法是公正的。如果站在李大山的角度呢？就像有網友評論的那樣，“男方婚前蓋的房，女方出軌，要離婚，法官判為共同財產，把男的惹急了，把法官、女的、女的新男人都殺了，然后自殺了”。這或許是錯誤的認識，但有沒有人耐心地給他解釋為什么這樣的認識是錯誤的。如果有人給他做釋法工作，化解矛盾，也許悲劇不會發生呢？除了李大山，另一位自殺者的案情呢？

在這之前有個案子，馬彩云還把原本不屬于女方的一套房子都判給了女方。如果不是中院和重審的法官糾正了錯誤，李男會認為自己輸得不冤嗎？我們有誰站在當事人角度思考過呢？公正的案件，不要怕評論。
原告宋女，無業。被告李男，某高校教師。兩人于2000年結婚，2003年離婚，當時兩人共同財產只有2001年男方工作了八年的單位分的一套50平米福利房，交給學校的十萬元房款是男方全部婚前積蓄。該房無產權，只有使用權，如離校要交回房屋。根據離婚調解協議，房子歸男方，女方要錢，當時男方給了她9萬現金，離婚后他又陸續給了她8萬多（都有收條），十幾萬那時可在天通苑買套房了。可是后來女方坐吃山空，又向法院起訴，要求分割男方的房子。
這里有一個細節必須提一下。在2003年離婚前，學校組織教工團購回龍觀的經適房，當時男方問過女方要不要買經適房，女方明確表示放棄。當時回龍觀離市區遠，也沒有城鐵，開發商給學校900套房只被認購了400套。男方就在領離婚證前四天，以個人名義定了一套。他當時沒錢，找同事和工會副主席兩人借了7萬元，一共交了8萬的部分首付款（全款33萬，首付10萬）。離婚后，他去國土局做了預售登記，支付了余下的首付款，做了按揭，第二年拿到房產證，六年后才還完貸款。而女方起訴的，就是要分割這套房子。
按照法律規定，離婚后一年內就財產分割問題反悔，請求變更或者撤銷財產分割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人民法院審理后，未發現訂立財產分割協議時存在欺詐、脅迫等情形的，應當依法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離婚后，一方發現另一方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夫妻共同財產，或偽造債務企圖侵占另一方財產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財產。原告只有證明被告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夫妻共同財產，才有可能讓被告少分或不分。
但是該案中男方并沒有這樣的情形。證據是男方取得經適房購房資格后，明確告訴過女方，女方在表格上也簽過字，知道要購買經適房的事，由于正準備離婚，所以女方放棄兩人合買，男方是以個人名義買的，兩人離婚時對財產分割也沒有異議。離婚前四天支付的部分首付款，有7萬是借的，同事和工會副主席都出庭作了證。男方離婚后才慢慢還清債務和房貸。這房子唯一可能跟女方有關的就是其中的一萬元首付款。如果原告不能證明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原告就得敗訴。
可是，匪夷所思的是，馬彩云法官不顧被告提供了諸多人證、書證證明自己從未隱瞞，也不顧應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就認定女方對該房屋有“可期待性利益”。雖然原告在起訴狀里只申請要對經濟適用房進行分割，馬彩云法官卻比原告訴請更進一步，對經適房和單位福利房都進行了評估。單位福利房評估價128萬，經適房評估價196萬，共計324萬，馬彩云法官判決，按原告應當占60%的份額計算，原告應得194萬多，大致等于經適房的價值。判決結果是經適房全部歸女方所有，女方補償給男方一萬多元人民幣。
原告憑空獲得了一套近200萬的房產，還不算當年離婚分給她的錢。被告去簽購房合同是在離婚前四天，但房子沒有備案登記，沒有產權，甚至連房子都根本沒有建，不存在所謂的共同財產。所以雙方在調解書中寫了“無其他共同財產，無其他任何經濟糾紛”。如果被告想隱瞞的話，根本也不在乎多等幾天。他只是善意地認為，只要是離婚后去做預售登記，離婚后去貸款，離婚后拿到房產證，早一天晚一天簽合同都沒有關系。可是，就因為這四天，馬彩云法官把整套房子判給了未付分文的原告。
按照正常的邏輯，即使認定離婚前四天支付的8萬元是共同財產，就算被告提供的借款證明不予認可，那分割的也只是這八萬元，最多就是按照這八萬元所占比例，用現在已經增值的房價給她一部分。例如深圳寶安區人民法院在2011判的一個類似案件，男方是離婚前交完了首付并支付了三期按揭，法院也只是判了這部分為共同財產，根本不可能把整套房子判給原告。
后來該案上訴到中院，中院依法發回重審，昌平區法院更換法官重新審理，在相同的事實下，作出了完全支持被告李男主張的判決，男方重新贏回屬于自己的房屋，中院也支持了新的判決。我不希望給更多的法官頒發什么烈士、壯士、一等功，也不要看到任何的流血事件，我希望我們的社會看到，沒有司法作為公正的底線，任何人的命都得不到保障。
另外，敢于報復法官的人只能是極少數，中國的地域之遼闊、人口之眾多，發生極端的個案是無法避免的。如果我們把每一個極端案件都要進行推理，并由此及彼，推論成普遍現象，就會使國家的法制思維出現問題。法官受到暴力傷害，法律人悲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絕對不應該因為悲憤，就把事件的影響放大到令人恐怖的程度。如果允許這種放大，就會因為某一個極端事件，而將一個社會群體拉到事件中來，其必然會造成更加惡劣的影響。
過去，法院允許當事人進入，群眾和當事人見法官很容易。可是前些年出了一起法官被爆炸案之后，各級法院加大了安保，上了價值不菲的安保設備，增加了大量的安保人員。致使老百姓進入法院的時候，會感到壁壘森嚴，而許多法院的安保人員視來訪的人民群眾為大敵，引發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不滿，即使律師也會感到十分的不便。這種因噎廢食的做法并不可取。

如果每個極端案件都由此推斷出是向社會挑戰，向社會某個執法層面挑戰，恐怕國家的法制就會遭到嚴重破壞。如果把每個不同層面的極端傷害案件都這樣擴大化推論下來，就會發生法制概念被偷換的情形，屆時恐怕人人不得安生。在此案中，法官的權利應該依法得到保障，另幾個被殺害和被傷害的公民權利也應該依法得到保障。所以，把法官遇害推斷為挑戰法院，是不應該出現的思維。法律強調的是法治，法制保護的是全民的利益，法官也是公民，應該得到同樣的保護。法院不等于法律，法官也不等于法律，不能把保護法院和保護法官與保護法治等同起來。
其實，法官審判公平正義、才能杜絕被打被殺。法官被打被殺在中國不是新聞，曾有犯罪嫌人身捆炸藥在法院炸死多名法官。同樣的，中國的法官愛好枉法也不是新聞，這種事幾乎讓人難以啟齒，它的發生率太高了，幾乎為所有國民所痛恨。法律沒有公信力，法官不受人尊敬是法官被打被殺的首因。所以法院反思比嚴懲打殺法官者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