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達姆之死
十九年后的回望與追問
2006年的今天,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被送上了絞刑架,我在電視上看了全過程。眨眼19年了,回頭想想,他該死嗎?支持的和反對的都大有人在,我不下結論。這么多年來,像薩達姆、卡扎菲那樣的人物,一直都存在,有的還很活躍,正在攪動當下的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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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最終都會跟薩達姆一樣嗎?
19年前的今天,薩達姆在一片嘲諷與謾罵中被推上絞刑架。從電視轉播的某人手機偷拍的模糊視頻里,昔日中東梟雄的最后時刻,與南聯盟那位在法庭上吞下毒藥的將軍比起來顯得很渺小。那場經過"正義審判"的處決,在人類公平公正的坐標系上,始終有著難以彌合的爭議裂痕。
先看看他的罪狀,那是任何人也洗白不了的。1982年,他在杜賈爾村遭遇未遂暗殺,隨即展開了一場報復性屠村行動,148位村民被殺了;1988年"安法爾行動"中,哈拉布賈上空的化學毒氣,奪走5000條庫爾德人的生命;還有兩伊戰爭與什葉派的八年鏖戰以及入侵科威特引發的海灣危機,再加上執政期間對異見者的殘酷清洗,都讓他的名字與人道主義災難緊密相連。從"罪責自負"的樸素正義觀來看,這位梟雄無疑應該對無數生命的消逝承擔核心責任,這也是全球大多數人認可他"罪有應得"的根本前提。
然而,多年之后再回頭想一下,罪責的成立并不等同于處決程序的公正。那場審判從一開始就深陷政治操弄的泥潭,缺乏獨立司法應有的中立性,被普遍質疑為"勝者的正義";庭審中,薩達姆的律師團隊屢遭恐嚇暗殺,辯護權形同虛設,關鍵證據的采信過程布滿瑕疵;更值得玩味的是,處決時間刻意選在他70歲生日前——因為按照伊拉克法律,70歲以上的人不得判處死刑,而那天又恰好是某個敏感節日,處決他無疑是加劇了宗派對立。庫爾德人總統塔拉巴尼拒絕在死刑令上簽字,意味著處決他的背后,還有更深層的考量——作為薩達姆暴行的直接受害者,他一個庫爾德族總統的簽字,會引發種族復仇。但他這份理性終究沒能阻止事態發展,總理馬利基代替總統簽署死刑令,讓"程序正義"得以完成。
19年后的現實,給那場"正義處決"寫下了沉重的注腳。遜尼派因那場充滿羞辱感的處決心生怨恨,成為極端組織滋生的溫床,ISIS的崛起與蔓延,與這種被邊緣化的憤怒情緒多少也有些關聯。某些組織以"解放伊拉克"為名發動的戰爭,最終讓這個國家付出了不該有的慘痛代價。
人類對公平公正的執著追求,從來不止于"惡有惡報"的樸素宣泄,更在于通過公正的程序實現正義的救贖。薩達姆的罪行理應受到嚴懲,但這種懲罰必須建立在獨立、中立、透明的司法基礎之上,而非政治算計與外部干預的產物。當審判淪為權力的工具,當處決成為報復的手段,正義本身便會被玷污,留下的只會是更深的仇恨與分裂。所以,那次處決受到了國際大赦組織的譴責,并非毫無道理。他該死,這毫無疑問,但是應該給他公正的審判。
當下澤連斯基也在節日致辭中詛咒某人“滅亡”,很好理解也深合我意,無數的例子都說明了那人罪孽深重。我只是希望,在他滅亡之前,能有一次沒有瑕疵的公正的審判。
19年前的絞刑早已塵埃落定,關于公正的追問卻從未停止。他的罪行死有余辜,但在權力與暴力交織的國際政治舞臺上,真正的公平公正,不僅要求作惡者承擔責任,更要求審判者堅守程序正義的底線,懲罰真正成為文明的救贖而非暴力的延續。
這,正是薩達姆之死留給人類的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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